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以其高超的写作技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傲然挺立。《围城》的魅力来自许多方面，仅肖像描写就十分精彩，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围城》描写人物时，每每在脸上下功夫。钱先生不厌其烦地描写一张张脸，精彩纷呈，给读者以无比畅快的艺术享受。那么，《围城》中对脸的描写有何特点呢？
《围城》中的肖像描写把本来相对静态的面部特征，转化成极富动感的“过程”“场面”。如：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
鼻子“短而阔”，本是静态，钱先生却想象这个鼻子的“形成过程”：原本“笔直下来”，猛然被人“打了一拳”，结果“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下”“迎”“打”“阻”“退”“溢”，一连串动作描写，活灵活现。又如：
那女孩子年纪虽小，打扮得脸上颜色赛过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她擦的粉不是来路货，似乎泥水匠粉饰墙壁用的，汽车颠动厉害，震得脸上粉粒一颗颗参加太阳光里飞舞的灰尘。
脸上脂粉，本是静态。“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日光”“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三喻体已于静中含动（雨停虹现、日光穿镜、花朵绽放），“震得脸上粉粒一颗颗参加太阳光里飞舞的灰尘”更是动起来。描写细腻、活泼，读者不必闭目，就能想象到那女子涂脂抹粉的艳俗打扮。钱先生的肖像描写关注外貌变化，有意识描写同一张脸前后的不同。如：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两眼里新织满红丝，肚子肥凸得像青蛙在鼓气，法国人在国际上的绰号是“蛤蟆”，真正名副其实，可惊的是添了一团凶横的兽相。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
方鸿渐离开上海去三闾大学时，看到去年归国时在船上见过的法国巡捕。钱先生着意在“变”字上用笔：先时“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先时两眼尚清澈，现在“新织满红丝”；先时尚和善，现在“添了一团凶横的兽相”。这就凸显了作者的愤慨——“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小说中更多的情况是同一个人分散开来写，前后映照。如描写苏文纨，刚留学归来时，她未经世事，骨子里似乎还有一种落落寡合的清高：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
这暗示其清高中已经掺了杂质。获得了爱情的滋润后，她的脸光洁得“像月光泼上去就会滑下来”，而此前是“带些干滞”；眼睛里“闪现着光亮”，此前则是戴着黑眼镜；嘴唇则“月华洗不淡的红色变为滋润的深暗”。后来，方鸿渐在香港拜访赵辛楣母亲时见到苏文纨，只写“也丰腴得多”五字，但辅以中西兼融的旗袍、阔边大草帽这些时髦奢华的衣饰，联想到这是国难时期，不难推想苏文纨已经完全堕落成沉溺于物欲的俗人。所谓特征，是在比较中彰显出来的。同一面部，鼻眼俱平平，唯耳朵奇大，则耳朵是其特征；耳鼻俱平平，唯眼睛异于常人，则眼睛是其特征。同一器官，在不同人脸上往往各有异趣。《围城》特别擅长在这方面施展身手。例如写曹元朗，突出脸的肥圆；写汪处厚，突出其不争气的胡子；写韩学愈，突出其喉结。又如写眼睛，孙家小孩“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如漫画似的；鲍小姐“长睫毛上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极其性感；唐晓芙“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是美好的形象；沈太太“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突出其老丑……再如写鼻子，诗人董斜川“鼻子直而高，侧望像脸上斜搁了一张梯”，虽有调侃，尚显示其英俊；侯营长“有个橘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则粗豪近于绿林中人了……当然，多数时候脸部特征的体现不是靠一个器官独立承担，而是多个器官合力为之。《围城》中写脸，往往使出“组合拳”，但这也不意味着面面俱到，例如第一章中写孙太太，只写其“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斜对着孙小姐有位子坐的是个年轻白净的女人，戴着孝，可是嘴唇和眼皮擦得红红的，纤眉细眼小鼻子，五官平淡得像一把热手巾擦脸就可以抹而去之的，说起话来，扭头噘嘴。
这是方鸿渐乘车时遇到的一个妇人。透过这几句描写，可以看到这个妇人内心的浅薄、低俗。再如：韩太太虽然相貌丑，红头发，满脸雀斑，像面饼上苍蝇下的粪，而举止活泼得通了电似的。鸿渐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
此处极尽嘲弄之能事，不仅写出韩太太的可恶，而且让人感受到了作者压抑不住的厌烦。又如对汪处厚的胡子浓墨重彩的描写，其目的显然已经不在胡子本身。话从胡子说起，刚说了句“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就跳到了20年前，说那时官员留胡子以表身份，说督军胡子的威武、汪处厚胡子的稀软，这里故意把有枪杆子的人和没有枪杆子的人对立，隐约讽刺了中国军阀们的强势和文人的软弱。后又说汪处厚再婚，相信星相家说他是木形木命的话，“全靠这几根胡子表示老树着花，生机未尽”，为了新夫人，又须革新，于是“修削成电影明星式的一线”，不料竟“坏了脸上的风水”。这里隐含的讽刺，自然不限于汪处厚本人。描绘一线极不景气的胡子，竟写了500余字，含纳20多年的历史，交代汪氏前后经历，兼及社会百态，可谓洋洋大观。《围城》的肖像描写，精彩处自然不限于上述四点。作者究竟有何能耐，将一张张脸描画得如此生动？归结一下，有三样法宝：一是火眼金睛，善于观察，众生之相纤毫不放；二是生花妙笔，善于表述，能说会道成竹在胸；三是飞扬神思，善于联想，文思泉涌曲尽其妙。（本文改编自2021年2月3日《语言文字报》文章《形神兼备 栩栩如生——〈围城〉肖像描写艺术》；作者：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教师/ 逯志山；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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