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张良先生，一般说的文章老成，是指修辞手法少了嘛？”
张良说：“文章老成那是指表象不花哨了，不堆砌了，不追求刻意的情感了，不营造激烈的戏剧冲突了，进入一种“平淡而近自然”的状态，甚至会给习惯原来风格的读者一种错觉，江郎才尽了。其实文章老成是达到了全新的写作境界，佛说家常事，只流淌，不重形，只重意，更深刻。你看张爱玲后期的作品，都是淡如水。还有金庸的巅峰之作《鹿鼎记》，不再是儒，不再是道，不再是佛，而是修行在红尘！”
我说：“你这么一说，我理解了，文章老成是一种深度的文化表达，那庾信后期的作品，什么主题比较多呢？”
张良说：“思乡情绪比较多。其中一句“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其实这就是饮水思源的出处，意思是吃苹果就想苹果树了，喝黄河水就想到了三江源。”
我问：“那他在北朝也很有影响力吗？”
张良说：“他是一个跨越地域、南北通吃的文人，是整个中华文明华语圈的王者。他在南北朝的影响力不亚于民国时期的梅兰芳，谁抢到他都觉得是个宝贝。等到庾信年龄更大一些时，南北已变为南陈与北周，双方也开放关口、友好往来了，之前寄居他乡的南北人士都可以回家。陈朝也提出，当年你们抢走了我们的国宝庾信，能否返还给我们？北周一听，急了眼，那不行，不仅不让回去，还给庾信升了官。”
我说：“升官的职位应该是类似现在作协主席或文联主席这类闲职吧。”
张良说：“差不多。主要是他的确文字能力很强，但没有实战能力，纸上谈兵一套一套的，一打仗，不是逃跑就是屈节。”
我问：“原来庾信在战场上是个怂包，不过他有名的诗是哪首呢？”
张良说：“他写的诗太多了，不同的人不同的口味，要说名气最大的，肯定是“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为什么说名气最大呢？之前我们探讨过，一首诗在群众中名气大不大只取决于一点，有没有入选现代教材，有没有要求背诵。这首诗是小学三年级要背诵的。再如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首诗就足以让一个人封神。”
我说：“庾信在南朝任官，咋逃到北朝了呢？”
张良说：“那可不是他逃跑的，他当时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出使西魏，到了长安。结果他到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了萧绎。西魏老大跟庾信讲，你看，你老大被我们杀了，你别回去了，就留在这里当官吧，就这么留下了。可以说，庾信既见证了南朝灭亡，也见证了北朝更迭。他于公元五八一年去世，那年隋文帝登基，南北朝结束，历史车轮开始推进到隋朝。”
我问：“那庾信为什么能够在乱世中寿终正寝呢？”
张良说：“第一、属于无公害类型人物。他只是个文人，军事上是草包，政治上没头脑，你想一个文联主席能掀什么风浪；第二、才华就是他的免死金牌，特别是到南北朝晚期，他的粉丝遍布全国各地，国家也需要这样的才子偶像。”
我说：“也就是说，庾信的一生，并不是颠沛流离的。”
张良说：“理论上，并不是，因为他是超级明星，有才华，走到哪都有饭吃，很受尊重。杜甫评价他：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意思是庾信流浪了一辈子，到晚年才成名。这个并不准确，其实他一直都混迹于达官贵人之间。这句诗后来被很多人引用，表达老年得志，大器晚成之意。华人数学家张益唐也引用过这句诗，形容自己一生坎坷，身处异乡、事业受阻，甚至不得不去超市、快餐店打零工维持生活，最后一朝成名，恍然发现，自己已经六十了。”
我问：“当时那些达官贵人们有没有用到庾信的地方？”
张良说：“庾信是个大文豪，贵族家庭用到大文豪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例如墓志碑文。你怎么证明你家是贵族，碑文是庾信给撰写的！。二零一九年陕西发掘的豆卢恩家族墓穴，经专家鉴定，其碑文就是庾信所撰。”
我问：“古代文人的写作会不会抄袭？”
张良说：“有些是刻意抄，有些只是灵感抄，就是被启发了灵感。要说中国最美诗句评选，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肯定能入选。这句诗最早的版本就源于庾信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如果你是考官，你觉得是抄袭不？”
我说：“我感觉是。”
张良说：“王勃完全可以说，我这是在向偶像致敬。”
我问：“今天的文艺界，很多人性取向很特殊，古代文艺圈是不是也如此？”
张良说：“从西汉起，养男宠就很流行，庾信还真有这方面的传闻，据说他包养过萧梁宗室萧韶。我之前跟你讲过，在集权时代，性资源是最过剩的，凡是你能想到的玩法，都不难实现，这东西又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只需要肉体，要多少有多少。我倒觉得庾信的性取向没问题，只是出于赶时髦、好奇，体验一下。你看后来的西门庆，不也是男女通吃嘛？”
我问：“那当时他有没有娶媳妇呢？”
张良说：“肯定娶媳妇，传宗接代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据说《中国好声音》那个导师哈林，他不是叫庾澄庆吗？他就是庾信的后人，不娶媳妇哪来的后人？”
我说：“张良先生，按照你的说法，当时的文化肉体是泛滥的，杀人也可以很随便？”
张良说：“过去中央集权的王朝，基本上没有人性可言，杀人太随便了。一句话，可能就得罪当朝掌权人，直接拖出去斩了，一条命就没了；满门抄斩，一个家族就没了；株连九族，几个家族就没了。你听着很恐怖是吧？在绝对集权并且犯错不会接受惩罚的前提下，杀人就跟杀猪一样，稀松而平常。”
我问：“有人以杀人为乐吗？类似汉尼拔。”
张良说：“有的，当时有个人叫薛仁杲，他是谁呢？就是曾经赶得李世民全军覆没的西秦霸王薛举的儿子。薛仁杲就是一个很变态的人，喜欢研究刑法，他抓到战俘一定要杀，而且要杀的很仔细，就如同杀猪一般，割舌、割鼻、用石臼将人仔细地碾成血泥等等，堪称变态中的变态。他曾经抓到过谁呢？庾信的儿子庾立，庾立不降，结果被薛仁杲架在火上烤了全羊，一边烤一边割肉分给士兵们吃。”
我说：“没有人性的封建社会，太可怕了！还是我们现在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幸福，死刑都改注射了，让人死得优雅，甚至很多国家已经废除死刑了。”
张良说：“中东现在不是也动不动割鼻以及施行石刑吗？社会进步是一方面，法律健全才是更重要的。你内心也可能有过杀人的念头，但是你压根不敢去做，因为你敬畏法律，敬畏自由，敬畏自己的生命，知道如果杀了他，你也会失去生命，你就放弃了这个恶念。如果你杀人不用接受惩罚，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变成了杀人魔。不知道你看新闻没，偷渡到欧洲的难民船上经常发生斗殴，船上是没有法律的，只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所以大家一打架就往死里打，打死为止。人的底层逻辑还是动物属性，法律约束了我们的兽性之恶，文明激活了我们的人性之美。”
我问：“张良先生。从什么时期，历史人名就不这么生涩了？”
张良说：“南北朝以后历史进入了隋唐时期，从此以后，人名就不太陌生了。历史名人是一簇一簇的，一般集中在某个时间段，春秋战国是一个小高潮，秦汉交替是一个小高潮，三国是一个大高潮，唐朝及以后，一直处于高潮状态，根源就是文人多了，文献多了，文艺作品也多了，说白了就是一个原因，离现代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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