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继续做梦。
我说：“张良先生，最终北宋的改革怎么样？”
张良说：“宋仁宗改革刚开始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不仅叫停了改革，还把范仲淹发配到邓州任职。”
我说：“当时的政策是不是对官场进行瘦身，动了太多人的蛋糕啊？”
张良说：“是的，成语“一笔勾销”就是讲这场改革的。范仲淹挨个考察每位官员的任职政绩，如果发现有人“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将此人的名字从花名册上一笔勾销，逐出官场。富弼弱弱的提醒了一句：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可这样一来，被勾去名字的人就要全家痛哭了！范仲淹回了一句：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千家万户哭要好得多吧！”
我说：“范仲淹屡次被贬，心态还很好。”
张良说：“是的，范仲淹比屈原强，属于百折不挠选手，即便被贬也依然豁达潇洒。《岳阳楼记》就是范仲淹改革失败被贬邓州后创作的，你还能背出不？”
我说：“最经典的那句肯定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张良说：“”当年八十多岁高龄的钱伟长主持组建新上海大学并担任校长，他在上海大学原有的“自强不息”校训后面就加了这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是对政治大节和私德品行有追求的人，不是到了邓州后才有了这个心境。他在泰州当小官的时候，就提出过“君子不独乐”的观点。我最喜欢的是他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我说：“家国情怀有抱负的人却不得志，是一大悲哀！还有我咋感觉宋朝全是文人在当官啊？”
张良说：“当时科举考试内容是指挥棒。宋朝考什么？作诗、背诵经文。单看宋仁宗期间的文人名臣吧，晏殊、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北宋五子、包拯等，现在随便拎出来一个都依然熠熠生辉！”
我说：“作诗好不代表能当好官吧！”
张良说：“文人当官，基本上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窘境，所以，范仲淹在新政改革里有这么一项，科举考试不再考作诗以及背诵经文了，而是考策论，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实际情况出考题，让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我说：“类似今天的公务员考试，更贴合实际需要！”
张良说：“差不多！”
我说：“我觉得范仲淹提出的新政是真好，给政府瘦身，给农民减负，让政府更高效，让社会生产力更有积极性。”
张良说：“新政很好，但是施行要有缓冲期，需要逐渐推进，减缓压力，慢慢挪走蛋糕比一下子移开更能让人接受。另外主要是宋仁宗也不坚定，这一点，他远没有他孙子宋神宗硬气，宋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范仲淹的改革相比王安石的改革，弱爆了，充其量是按摩针灸，王安石则是刮骨疗法，反对者更多。”
我问：“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什么？”
张良说：“当时王安石的变革一分为二。一是机构改革。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选拔人才、重用人才的模式，是范仲淹改革的刮骨版；二是国家创收。他认为国家受欺负的根本是军队不行，军队不行的根本是国库空虚，如果国库不差钱，咱咋可能怕西夏怕辽国呢？咱直接灭了你丫的。大宋怎么可以强盛？怎么充盈国库？王安石给出的答案是搞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把国家当个企业去经营，最简单的办法，搞国家银行，给富翁、老百姓放贷。”
我说：“与民争利！”
张良说：“财富总值是固定的，国富一定对应着民穷。政策在层层下放过程中，执行肯定有偏差。例如对农民实行强制放青苗贷，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有人还不上怎么办？只能把耕牛都杀了，民生更加艰难。王安石变法失败有个关键点，触动的利益层过多，改革没能使大多数民众受益，而且他没放过穷人，反而增加了穷人的负担。但是，他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入手是好思路。不过如果他的变法再前卫一点，不是通过放贷的方式来经营，而是开办国有企业，例如去搞工业，去搞贸易，搞出口，那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局面。”
我说：“当时宋朝人咋可能有这个意识！”
张良说：“你也不能这么说。这个时期，欧洲已经开始文艺复兴了。一零八五年，意大利北部出现了第一个选举执政官的城市，比萨。从此以后，意大利全境逐渐由各城市分治。这些城市几乎每年更换执政官，以保证执政官们的权力得以约束，人民的自由得到维护。王安石变法也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由此开启了闭关锁国的时代。而此时的欧洲开始了全球化进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后，中国被西方国家追赶上，并逐步被甩到了后面。”
我说：“改革好难，落后就要挨打！”
张良说：“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改革十多次，真正成功的只有两次半，一次是商鞅变法，一次是改革开放，还有半次是张居正的改革，算是技术性修补。最有名的失败则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帮国家搞钱，他的变法从道理上、逻辑上都没有问题，只是想法超出了时代，超出了当时的吏治和社会管理水平所能提供的支持，必然不会成功。应该这么讲，历朝历代灭亡的根源性问题，都是国库亏空。”
我说：“当时商鞅不是被车裂了吗？”
张良说：“他的变法是成功的，改革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里实力最强大的一个，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说商鞅被车裂，那是因为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商鞅的靠山没了，利益集团肯定反扑，商鞅只能仓皇逃跑，最终还是被抓到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更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总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我问：“那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什么？”
张良说：“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我问：“如果我想了解范仲淹生平，您建议我去哪逛逛？”
张良说：“你可以去洛阳伊川万安山。范仲淹的母亲、他本人、他子孙，都葬于此，这里现在也叫范园。”
我问：“他母亲没有跟他养父合葬？”
张良说：“那没有。”
我说：“这不合情理吧？”
张良说：“母以子贵。范仲淹飞黄腾达，他的亲爹后爹都配不上他妈了，毕竟他的成长记忆里只有妈妈，所以他单独厚葬了妈妈。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理解，他想给妈妈选个好地方，自己死后也陪伴在妈妈怀抱里。”
我问：“范仲淹后来的子孙们有出息吗？”
张良说：“范仲淹的四个儿子都考了公务员，官也都不小，而且都严守父亲的遗志，个个道德崇高，二儿子曾干到了宰相！”
我问：“强势基因的延续啊！记得范仲淹晚年不是娶了个歌妓吗？”
张良说：“对的，叫甄金莲，当时十五岁，属于头牌系列，范仲淹是常客之一。范仲淹很喜欢她，还动不动为其写诗作画，后来魏介看范仲淹的确喜欢这个姑娘，巧逢范仲淹死了媳妇，就花重金给赎回了，送给了范仲淹。一入洞房，发现，还是处子之身，就问，你这是？她羞嗒嗒的说，我一直为大人守身如玉。”
我问：“张良先生，你有没有关于范仲淹的轶闻趣事？”
张良说：“范仲淹干杭州一把手时，赶上饥荒年，他不仅不开仓赈灾，反而大搞龙舟节，邀请全国各地的船队来比赛。结果呢，龙舟节结束后，杭州人民饿的比周边城市轻。”
我问：“为什么？”
张良说：“类似阿拉善每年十月一搞沙漠节。龙舟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富家子弟，吃喝玩乐都需要消费吧？拉动了当地经济。”
我说：“我一直关注阿拉善沙漠节，据说一个黄金周能接待百万游客，真是一片沙漠带起了一座城。”
张良说：“性质差不多。宋朝的体育事业也很繁荣，已经有足球联赛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