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继续做梦。
今天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秦汉时期天下第一谋士，张良先生。
我说：“张良先生，每次王朝末期，总会有人进行变革，试图重振雄风。宋末有王安石变法，明末有张居正改革，那清末有没有相关改革？”
张良说：“债务周期发展的必然规律，无论哪个王朝走向衰落都会有折腾一下子，大清王朝也不例外！当时就属康有为和梁启超搞的戊戌变法。梁启超是王安石的铁粉，还为偶像写过一本《王安石传》，他是坚定的改革派。不过，可惜戊戌变法只是昙花一现，折腾了一百零三天，然后呢，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被押到菜市口被砍了头。谭嗣同临死时还在监狱墙上涂鸦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我问：“那康有为和梁启超呢？
张良说：“他们俩人一块逃到日本避难去了！”
我问：“那当时大清王朝的高层里谁是变法的支持者？”
张良说：“当然是大清执政者光绪皇帝！”
我问：“那当时戊戌变法咋失败了呢？”
张良说：“光绪皇帝是皇帝不假，但慈禧才是那个时候的实际掌控者，光绪本身只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咋可能为改革派提供庇护呢，康有为与梁启超对光绪最大的误判是把他当成政治权力的核心，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场变法将是一出喜剧色彩的悲剧！”
我说：“我记得初中学戊戌变法时，历史老师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当时转弯太急了，试图一夜走进新时代！”
张良说：“当时也有你说的这方面的原因。前面我们介绍过，清朝开放港口后，委托洋人帮助经营海关，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他当时的改革，想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这就是犯了欲速则不达的大忌。当然这也不是根本原因！”
我问：“那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良说：“之所以改革失败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的矛盾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两者看似是同一个利益，其实不是，只能二选一。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御史文悌。他提出最强有力的反对口号是“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慈禧一琢磨，妈呀，这是想牺牲我大清王朝而兴中华，那不行，我得把他们几个人的头都砍了！”
我问：“那戊戌变法跟之前的变法有什么本质区别？”
张良说：“就拿王安石与张居正来说，他们的变革本质还是税务改革，为国家搞钱。戊戌变法的根本诉求则是给大清换操作系统，想直接复制日本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
我问：“那当时为什么不复制英国的制度，英国当时不是更强大吗？”
张良说：“当时的大清王朝跟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很相似，都是封建制，同时被西方列强蹂躏着。日本搞明治维新后快速站了起来，然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试了试火力，一炮把大清的有志青年们给炸醒了。康有为发动了一千三百名举人联合上书，要求改革。怎么改？学日本，搞类似明治维新的变法，想让国家如日本一般快速强大起来！”
我说：“我记得初中时学过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序幕。当时只是觉得这群人咋不记仇，日本打咱，咱咋能学他们呢？”
张良说：“可以这么说，从洋务运动开始，有个观点占主流，师夷长技以制夷，咱挨了谁的打就重点学谁！”
我问：“那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推进的那么好？”
张良说：“如果是王安石或张居正搞明治维新，成功率会大大提升。王安石时期的改革派能与保守派平分秋色，轮流坐庄，成功可能至少五比五吧？张居正直接一言堂，说推行什么政策就推行什么政策。再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时，改革派掌握大权，改革的主力军是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既有足够强大的上层力量，也有与先进社会思想接轨的士族和贵族阶层。而戊戌变法呢，掌握大权的是守旧派，改革主力军是一群没有政治经验、纸上谈兵的学者，一百天的时间里颁布了三百多条改革法案！”
我说：“看来戊戌变法当时没有什么群众基础，操之过急了！”
张良说：“当时改变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精英基础，没有实权基础，只是他们几个人的自嗨演绎！”
我说：“看来义和团跟改革派，真是两个极端！”
张良说：“义和团的本质是一场大规模的“杀汉奸卖国贼的群众性运动”，何为汉奸？一句话，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凡是跟洋沾边的人，哪怕仅仅是用了一支洋货铅笔，都算！所以，死于义和团刀下的多是中国人。洋人有洋枪不好对付，但是也杀了不少，多数是手无寸铁的传教士！”
我问：“那义和团的巅峰是什么时候？”
张良说：“慈禧发现光绪搞变法是瞎胡闹以后，决定把光绪拿下，重立皇帝。这时，她突然发现，光绪的背后还站着西方列强，在给她施加压力。慈禧火了，这是想干涉我们内政？既然如此，咱就不怕撕破脸了。于是慈禧开始扶持义和团，意思是你们干的好，干的对，一定要把洋人赶出中国！”
我说：“慈禧这是把义和团当枪使了！”
张良说：“当时西方国家一看，义和团滥杀他国公民，成了恐怖组织，这不行，于是八国联军入京镇压义和团，吓的慈禧逃到西安去了。想保住大清政权，慈禧必须向八国联军求饶，投名状是组织清军再反杀义和团，又签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场闹剧才得以平息！”
我说：“经过你这么一梳理，我把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的前后逻辑关系搞明白了！”
张良说：“当时《辛丑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我说：“开始了租界的历史进程！”
张良说：“可以这么说，大清王朝开始进入了自己说话不当家的社会意识形态！”
我问：“那当时租界是什么概念呢？”
张良说：“就是所谓的国中国。看过电影《八佰》吗，河这边枪林弹雨，河那边歌舞升平！”
我说：“青岛到处都有的德国痕迹，包括青岛啤酒！”
张良说：“当时青岛不是租界，青岛是德国的租借地，德国的租界在天津和汉口！”
我问：“租界和租借地，哪个更丧权辱国？”
张良说：“租界是把上海一条街“租”给你，街上的人组建工部局，进行自治管理。租借地是把整个城市“租”给你，你直接派个总督掌握行政权，还可以驻扎你的军队，具备殖民地性质。你说呢？”
我问：“那什么时候中国开始收回租界？”
张良：“中国从一九一九年开始陆续往回收，新中国成立后，全部收回。但是殖民地的完全收回，要到一九九九年，澳门回归！”
我说：“当时大清朝太窝囊了！”
张良说：“大清王朝也有过高光时刻，曾经在海外有过租界，如仁川、釜山、元山等！”
我问：“那辫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用留了？”
张良说：“一九一二年清朝灭亡时。有些维新派要早一些，例如鲁迅一九零二年就剪掉了，当时他去日本留学，要跟世界接轨！”
我问：“留学生有没有留辫子的？”
张良说：“当时敢剪辫子的只是少数留学生，多数都继续留着。鲁迅在《藤野先生》里不是写过嘛，清朝留学生的辫子盘在头上形成一个小山包，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
我说：“当时的老百姓是不是可能觉得剪了辫子是大逆不道！”
张良说：“是的，辫子就是图腾一般信仰存在。在海外的华人劳工一旦被外国工头剪掉辫子，立刻萎靡不振，就像太监一样！”
我问：“那清末的民间生活，是不是稍微有点现代化的感觉了？”
张良说：“有。你看过《大染坊》没？你们山东的电视剧，清末民初的故事，历史可能会螺旋上升，有前进，有倒退，但现代化进程是线性的，从石器时代到今天，是一天比一天现代！”
我问：“当时鲁迅留学是公费还是自费？”
张良说：“当然是公费的！”
我说：“记得有一次，我在抖音上看到台湾同胞分享的台湾市井生活，在巴士上看了部纪录片《宋氏三姐妹》。当时触动非常大，他们在那个年代的眼界以及教育理念，都是领先于我们今天普通家庭的。即便是今天，我们多数人也没有机会出国留学。人与人的差距，真的可达百年之大。我再一次有类似的感触，是在延安，重温了那群热血青年的创业路。参观刘志丹纪念馆时，我突然领悟到，他们那群人在当时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今天，不是假装看到，而是真的看到了，否则他们不会如此的坚定，目光如炬的有力量！”
张良说：“所以，六道轮回的“六道”不需要转世去理解，可以从现世去类比。在同一时间的上海，有人挣扎在温饱线上，有人富可敌国，你想要的“六道”样本，无比幸福的，无比痛苦的，都能找到N多！”
我问：“那袁世凯复辟称帝时，当时大家要不要抓紧留辫子？”
张良说：“不需要留辫子，当时辫子是清朝专属，袁世凯是想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自己做皇帝，就是改朝换代了，与清朝没关系，自然不会对辫子有要求。但是，张勋复辟引发过辫子热销，因为张勋是支持别人做皇帝，支持回到清朝！”
我说：“张勋跟袁世凯脑子一根筋，这么执着于当皇帝？”
张良说：“现在回头看，觉得他们很荒唐，但是，在当时这一切都属于可行性的探索。问题是，世界格局已经变了，不仅上层民众觉醒了，老百姓也在觉醒。全民觉醒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中国绝对不能再出现“皇帝”这俩字眼。所以袁世凯和张勋他们俩都背上了倒行逆施的骂名！”
我问：“那张勋复辟时，买个辫子要多少钱？”
张良说：“据说两个大洋，现在约八百元人民币。鲁迅回国结婚时，还专门在上海买了个辫子戴上。岳父家听说鲁迅是新世界的人，不喜欢女人裹脚，特意给朱安穿了双大鞋，因为朱安裹了脚。结果新婚那天，鞋子从花轿上掉了下来！”
我问：“当时鲁迅不会是因为朱安脚丑而拒绝同房的吧？”
张良说：“这都属于八卦，无从考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两个人很难有统一的价值观。鲁迅是新时代人，而朱安还活在旧时代。鲁迅后来爱上了比自己小十七岁的学生许广平，他唯一的儿子周海婴，便是许广平生的。因为俩人是师生恋，惹来不少争议，郭沫若骂鲁迅是衣冠禽兽，鲁迅则回击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我问：“那当时鲁迅在日本留学，咋突然回国成亲，而且是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
张良说：“因为谣言，鲁迅被家人催婚。小田岳夫《鲁迅传》里记载：有人说看着他和日本妇人结了婚，而且还领着孩子在神田散步呢，等等无稽的谣言都飞散了，这谣言传到了故乡，故乡像发箭似的来信催促他回国。”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