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们讲到，苏轼给神宗皇帝上了道奏折，八千多字，读得我头昏眼花，却又节击赞叹，感慨万千。
觉得他的很多话，真是放之四海皆准，指出的很多问题，古今中外，莫不囊括其中。
只不过，他以为忤逆了皇帝，会惹来杀身之祸。皇帝则秉持我多看你一眼算我输的心态，把这奏折，留中不发，将苏轼晾在了一边。
小苏等了几个月，没看到反馈，既为自己人微言轻感到伤心，又觉得皇帝是个好皇帝，只不过身边的大臣多是坏大臣，因此，存了很多希望，又写了一封，《再上皇帝书》，力陈新法不当之处，说，正就是正，邪就是邪，王安石讲得天花乱坠，老百姓却有切身感受，“犹饥之必食，渴之必饮，岂有别生义理，曲加粉饰，而能欺天下哉”！
尖锐是尖锐，结果仍是小石头扔到大海里，连泡都没冒一个。
几百年后，那个同样喜欢吐槽的鲁迅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意思是，希望跟绝望一样，其实都是虚幻的。
（鲁迅）
这在苏轼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王水照在《苏轼传》中分析此事时称，他之所以如此不折不挠，乃认为，朝廷既然设立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说明是想“改过不吝，从善如流”，重视不同意见，多加采纳的。
而我苏轼，中进士之后，又考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就有义务“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提出意见和建议。
但，我在想着，小苏是否对这一科的词义轻重，有所误解啊。
我这支蒋氏，宋时先祖为蒋文炳，他聪明好学又孝顺，名扬乡里，大伙举杯浇愁愁更愁的时候，就请他来断案，看谁更有道理。
蒋文炳就是在太宗时候举贤良方正，成为可以考证的宋朝宁乡第一任县令。
又据宋史记载，仁宗皇帝为招揽人才，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书判拔萃科……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
这些词，我读都读不通，但也可以看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确实是排在最前头，最为重要的。
问题是，如果此科是这么多科里最重要的，那么，这几个字里，说不定皇帝看重的，其实是贤良方正而非直言极谏呢？
等于是说，皇帝重前者，苏轼重后者，结果，就闹出了很多误解。
不知大家，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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