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威权震主？从刘邦和晋文公看历史明君论行赏

通鉴的职场权谋：如何避免威权震主？从刘邦和晋文公看历史明君论行赏

乱世用能,平则去患。盛世惟忠,庸则自从。名可易，实必争;名实悖之，权之丧矣。此话给我们提供了用人最好的样本，通俗说就是解决难事、大事和急事时，需要能人顶上去；一旦大功告成，就要让这些能人靠边站，换上对自己忠诚，甚至平庸的人，确保权力安全，而对能人的防范贯穿对其使用的全过程，凡是大权旁落的领导，都不懂这个用人方法。

《资治通鉴》上有段刘邦关于功人和功狗的论述，非常具有迷惑性，我们来欣赏下。

故事发生在前201年5月，在此前不久刘邦用伪游云梦之计成功将韩信擒获，去除了他的兵权。

《资治通鉴》汉纪 汉纪三

【原文】：甲申，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皆不敢言。

【译文】：初九，高帝开始剖分符信来分封各功臣为彻侯。萧何封为酂侯，所享用的食邑户数最多。功臣们都说：“我们身披铠甲手执锐器，多的身经百战，少的也打了几十仗。如今萧何从来立下任何汗马功劳，只是操持文墨发发议论，封赏却在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啊？”高帝说：“你们知道打猎这事吧。打猎时，追杀野兽兔子的是猎狗，而放开系狗的绳子指示野兽所在地方的是人。现在你们只不过是能捕捉到奔逃的野兽罢了，功劳如同猎狗一样。至于萧何，他却是放开绳子指示猎取目标，功劳同猎人相同啊。”群臣于是都不敢再说三道四了。

俗话说利可共而不可独，否则将会众叛亲离，刘邦建立大汉王朝以后，就面临了论功行赏问题， 如何行赏则是最具智慧的事，韩信武将等人在大汉建立过程中立下不世之功，肯定要赏，但大家看到了没有？刘邦抬出来萧何作榜样，认为他是功人，其他人都是功狗，通过自己一套标准和逻辑，首功给了危险性最小的文臣萧何，也避免了其他人武臣威权震主，避免助长武将的野心膨胀。

同样的逻辑大唐首功之臣也给了文臣裴寂。

《韩非子·难一》则记载了晋文公对舅舅子犯和雍季的行赏与评价，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下。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

晋文公准备和楚军作战，召来舅犯询问说：“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嫌欺诈多。您还是使用欺诈手段罢了。”文公辞退舅犯，又召来雍季问道：“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能暂且多猎取些野兽，以后必定再猎不到野兽；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暂且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以后民众就不会再上当了。”文公说：“好。”辞退了雍季。文公用舅犯的谋略和楚军作战，结果打败了敌人。回来后用封爵行赏，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群臣说：“城濮的胜仗，靠的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了他的计谋，却把他摆在后面，行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张是权宜之计，雍季的主张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后说：“晋文公称霸是完全应该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而作相应的回答。提的问题博大。却用狭小事理去回答，明君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文公问的是“以少敌众”，回答却是“以后一定不再上当”，这不是针对问题作出的回答。再说，文公也不懂得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利益。打仗如果取胜，就会国家安全，君位稳定，兵力强盛，威势确立，即使以后能出现同样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的了，还担心什么长远利益不来呢？打仗如果不胜，就会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眼前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期待长远利益，在于今日战胜敌军；今日的胜利，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手段；欺诈敌人，不过是为了长远利益罢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再说文公又没有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不嫌欺诈多”的话，不是指欺诈民众，而是指欺诈敌人。敌人，是要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不再上当，又有什么损害呢？文公之所以先赏雍季，是因为他有功吗？然而用来战胜楚国打败楚军的，却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雍季说得好吗？然而雍季说“以后不再上当”，这表明他并没有讲出什么正确意见。舅犯则已经兼有功劳和正确的意见。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忠诚，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义，是用来不欺骗民众的。已经注意到既爱护下属又不欺骗民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呢？但他之所以一定主张采用欺诈手段，因为这是战争汁谋。舅犯前有正确的言论，后有战胜的功劳，结果，舅犯兼有二功却排在雍季后面，雍季没有一点功劳却排在前面受赏。“文公称霸不也是很应该的吗？”正表明孔子是不懂得正确行赏的。

韩非子直截了当地说孔子是不懂得正确行赏的，但他对晋文公并没有下结论，在笔者看来，晋文公只是用另套道德逻辑来回避舅犯在城濮之战中所立的不赏之功，子犯能文能武，而且具有很高的威望与地位，确实到了难以再赏的程度，先赏雍季其实在归避子犯威权震主之赏。

明君对功臣权臣的遏制防范总在不经意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