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要讲张爱玲，读书会推介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我没有读过，只好从电脑上下载来读，委实隹作。也让我对张爱玲有了一些的新的认知：
我认为，今日的“张热”与六十多年前那个时代的“张热”是不一样的。
张走红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日据时代的文化荒芜，大批文化学者离开了上海，还有就是日伪政府需要一种宣传和文学的“繁荣”，而熟悉上海言情生活又具有天才写作能力、带有贵族气息、知识分子气息、小市民气息的创作，自然就成为其不可多得、唯其可成的文学史痕迹。
这样的文学形象，自然与那时上海的气氛、上海人的性格相衔接，那种典型环境、人物、故事产生了1943年到1944年的“张热”现象。
张与胡的关系，由于只有《今生今世》这一本书的答案，可以说是“张爱胡说”。
胡是旧式才子追求现世利益，旧式文人的大部内涵加上时代烙痕、利益取舍。是当时之“势”造就了这一“奸狭”之士。
而张呢，却又是新式叛逆女性却有着深厚的旧式情怀，现世的天才女子，带着一种反上的“俄的普世”情结（恋父情结），使这两颗看似不能相碰的心在以“文学的形式”上碰撞出了火花，或者叫做“才子隹人式”的碰撞（在胡那里至少有这种情份）。
不同的境界，演绎出了这一出“才子隹人式”的悲剧。
胡是以自己前程命运为第一考虑的，至于“女人”，那种“如衣服”的命运，贯穿在整个封建社会全部男人的劣根性之中，这在胡说的《今生今世》中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
当然，他与张的感情跟其他七个女人或许不一样，这在《民国女子》的别的章节中可以看出来，那是因为张的旧式情怀，真正的至情和从一而终，追求完美的真诚的爱。
这就是张爱玲，贵族家庭、少年叛逆、聪明灵慧、细节完美，一如她的小说，唯美主义性格特征、标准化的内心世界，叫人缠绵不绝。
她也想从胡兰成的学问和才气中，得到升华，幻想有一个忠恕宽容、动人秉赋的好丈夫，可是最终失望了。
今天的“张热”，只是一种“消费”形式的，今天的人们，从她的作品、她的出身、她与胡的恋爱、诚挚与痴情、聪慧与糊涂以及追求完美的生活习惯、孤高独处的人生经历而产生的一种认知渴望。
其实想来，仔细回味，抛开43年、44年现年不说，张以后的日子，没有多少是顺心的，这也就限制了她成就更高水准的文学大师级的发展方向，这的确是一种苍凉，是张本身的“苍凉”，也是世人的“苍凉”。
这种“苍凉”，她的经历、家庭背景、少年时代的离乱、战争等，是一种因素，但与胡的感情纠葛，也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吧。
假如是在和平自由的日子里，人世的温情与天佑其才，她的命运会更靠近大师的存在在，单从自己的内在感受上说，她的写作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写法有一比，我想，如果不是生活的沦落与离散，她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也许会有中国的《追忆逝水年华》。
但是，张爱玲没有写出这样的作品。
对于张的作品，我认为，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完成她最好的创作。以后的40年与其说张爱玲仍在创作，倒不如说她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
她的整个创作的黄金时期，就是短短三年，正直国家烽火，多事之秋，匹夫尚且难堪，况一弱质女子。
所以，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也罢，曼桢也罢，七巧也罢…… 往往是雨打风漂萍的被动式的接受命运。
因此，她的世界，是一个荒凉的，虚无的世界。而这正是她要表达的一种态度，是对个人，对生命的一种关注，而不是历史的，负责任的。
这就是命运，逃脱不了的命运，天才也逃脱不了。
我看过张的一本传记，说是五十年代初，作为上海文化界的最高负责人、副市长夏衍曾成立了上海电影剧本研究所，夏衍任所长，柯灵任副所长。这两人都是非常欣赏张的，想让她进该所担任编剧，但由于有人对张的背景持否定态度，只好暂时搁置一段，等时机成熟再通告张上班的。
1950年7月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张也参加了，穿着旗袍在列宁装、中山装之中，尽管有些不自由、压抑，但这段日子还是以梁京的笔名写出了《十八春》和《小艾》等好作品。
1952年11月离开上海后，一直不堪生活的重负，到香港、美国都有谋生的艰难，我亦为之惋惜。
1972年以后版税多了，日子好过了，却没有写作的激情和生命的春天了。
多乖的命运限制了她的唯美主义人生追求，或者说唯美主义人生追求限制了她的文学创作。
对于爱情，我个人认为她没有多少父爱，一直在追求一种父爱的行进之中，胡比她大十四岁，赖雅比她大29岁，头一次爱情是为文学，第二次是以文学为引子，实为生活、生存。
胡兰成讲述他与她的相识，相爱，讲述她所说的“欲仙欲死”，她的“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实际上是一种消费，正如止庵所说：
迄今为止，除她本人提出异议外，我们几乎找不到其他反对或佐证的材料。说来坊间各种张爱玲传记，无一不从《今生今世》中取材；研究者只顾着翻故纸堆，却与世间若乾重要人物失之交臂；於是胡兰成得以“趁虚而入”，《今生今世》遂为“空前绝后”。假如另有一册“炎樱回忆录”或“姑姑回忆录”以为参照，那么面对此书，也就不难乾点儿去伪存真的事了。现在我们只好专听胡兰成的，听罢照样可以讨厌他，甚至骂他。
因为是“孤本”，那么不是一种消费是什么？
他是旧式才子，却不袭旧式文化传统：母丧不归，效于伪政，薄凉自私。
而喜欢《诗经》里那古老的句子：“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皆老”的张爱玲，真的这样去爱了胡兰成与赖雅，既有现代女子的浪漫自主，更有古代女子的深情专注，率性而爱，情比金坚。
从《今生今世》书中可以看出，胡对张是一种不当回事的态度，觉得张怎样都是对他倾心的那种人。他甚至搬出张自己说的话“你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也是可以的”来证明，这是很不公道的态度，滥用人家的宽容。
女人是不可以太受委屈的，可以和你同担风雨苦难是一回事，但是轻易散漫对待是另一回事。
而胡的却把风流情怀当成一件可以炫耀的事情（从他做传写此书可以看出），可是他遇到的偏偏是张这种人物。
他以为他是既可以明媒正娶，又可以金屋藏娇；既可以温玉满怀，又可以猩猩相惜，这样的如意算盘估计是许多男人都有的，但绝不是好男人的样子。
张爱玲的清坚和坚绝是对他人生态度的一记嘲讽。
如此，我还是敬佩张对胡的态度，从此相忘于江湖吧，过去就一笔钩销。可怜张唯一一次的相爱，遇人不淑，惨痛至此，如她所说：“我将只是萎谢了”。
尽管如此，从《今生今世》看，张对胡仍是仁义至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付出多余索取。从这方面来看，张的人生境界是高于胡的。
胡通篇都是我我我的，张对他却是真爱，所以眼里却只有你你你。爱就是爱，不问为什么，无论胡是个什么角色，能够让张“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的也只有胡兰成这个人了。可张还是“与君醉笑三千场，不诉离伤”。
胡兰成当然也有文才，这是勿容置疑的，不然一个汪精卫手下的笔杆子，属于没有气节的无行才子一类，一个用情不专的无行文人，既没有民族气节又薄情寡义的人，为何能降伏张爱玲这样眼高过顶的才女呢？
香港评论家江弱水用九个字概括胡兰成：“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而正是这无法回避的文才，深深打动了张爱玲。
我看有不少论者都认为胡兰成的文章写得比张爱玲还好，这种说法恐怕胡兰成本人是最乐意听到的，因为他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写出一本比张爱玲的小说更优秀的书来。
但我不这么认为。
止庵先生为《今生今世》中文版作序时写道：
“我又曾提出有一路'才子文章’，从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直到董桥，皆属此列；现在不妨把胡兰成一并算上。才子者，首先真的有才；形之于文，是为才子文章。以此而论，胡兰成堪称就中翘楚，确实绝顶聪明，处处锋芒毕露。虽然，才本身有品，才之后有识有学。至少前一方面，作者不无亏欠；可是才气太大，似乎又能有所弥补。才子文章，无论意思文字，难免取巧做作，仿佛不甘寂寞，着意要引得读者叫好；胡文亦不例外。但是意思上能做作到'透’，文字上能做作到'拙’，这是其特别之处，自非一般肤浅流丽者可比。我读《今生今世》，觉得天花乱坠，却也戛戛独造；轻浮如云，而又深切入骨。”
这话语很是到位，也是江弱水那种意思：“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
作者：
山野樵夫：高校教师，喜文悦游。诗苗书叶，山水林田，也看风景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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