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一生只活了45岁。
在民国时期的文人中，他是一个被命运捉弄得很苦的人。他有过刻骨铭心的初恋，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有过革命阵营的退却，有过文学争论的误解，有过牢狱之灾的苦难，有过别有用心者的栽赃。一生如履薄冰，命运舛舛，苦处多多。据说他去世时，是一个人孤独的躺在床上，身边空无一个亲人。
人到了这般境地，可想而知，身患重病的诗人，是多么的难受、痛苦和绝望。
我看过一本诗人的评传，说是诗人戴望舒长期就有哮喘病史。1949年的北平，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北京迎来了一大批进入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也迎来了渴望新生活但却“哮喘很厉害”他。1950年2月28日，诗人照往日习惯自己给自己注射麻黄素，“可能是想早一点治好病，他特别加大了剂量，可是针后不久，他就感觉心脏跳动非常剧烈，他自知不妙，高声大喊快请大夫，随即扑在床沿上昏迷过去”（孙源：《追忆良师益友戴望舒》），朋友们把他送进医院，虽然尽力抢救，但因器官衰竭生命无法挽回。
好日子刚刚来到，新生活的乐园、文学创作的乐园刚开始建设，诗人戴望舒却苦命而去。
０1
提起戴望舒，自然离不开他的“雨巷诗人”的称号，脑海里不免想起那首《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丁香般的姑娘，长长的雨巷是每个读诗少年的心结。诗人生命里的那个姑娘、生命里的那条雨巷，让他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而又寂寥的人生走了一辈子。婚姻的不幸，是他苦命的根子，而这一切的源头，就在于1927年初夏的那一天。
那一天，诗人戴望舒应邀到他的好友《现代》杂志的主编施蛰存在上海松江的家去小居。开门的却是施同学的妹妹施绛年，一个开朗、活泼的漂亮女孩。从见到这个女孩的第一眼开始，诗人戴望舒就爱上了施妹妹,不可遏制地爱上了她。
一见钟情，激情迸发。戴望舒的诗语灵感绽放而出，一不留神写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雨巷》。
毫无疑问，《雨巷》中的丁香姑娘,就是这个施妹妹。《雨巷》贮满了彷徨失望和感伤痛苦的情绪。注定诗人情感经历可能不是一帆风顺，诗人遇到了梦中的情人。但梦中情人却不爱他。戴望舒绝望之下,以自杀相要挟,施绛年无奈答应。两人订婚后,施绛年提出了结婚条件: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回来有稳定收入,才可能结婚。戴望舒无奈出国,但在国外穷困潦倒,正自苦苦支撑,又闻晴天霹雳:施绛年与一个冰箱推销员传出恋情。
戴望舒回国,梦中情人已离他远去。绝望之下，登报解除婚约。八年苦恋,终告结束。据说诗人还当众人的面打了梦中情人施绛年一记耳光。可见如何爱之深，恨之切的。一场不对等的初恋，让戴望舒永坠于悲剧之中。
真是“丁香空结雨中愁”，诗人情怀在忧郁中徘徊。木讷、执着的他永远走不出那条幽深的雨巷。戴望舒的丁香姑娘走了，他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之后的岁月里，他对她的爱却与岁月长存，刻骨铭心。以至于诗人后来的妻子穆丽娟晚年时依然对戴望舒耿耿于怀。她说："他对我没有感情，他的感情完全给了施绛年去了。”可见当年戴望舒向施绛年示爱时，何等直接和炽烈：
“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戴望舒把这两句诗和施绛年的名字一起，写在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的扉页上。也写在诗人“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只是1950年2月的那个日子，他爱了一生的丁香姑娘却不知身在何处，而诗人却用诗人“虚弱的手”握一支冰冷的针筒孤苦离世。
也许，他在默默地念着：
……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０2
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有自己生命的乐园。《圣经》里描绘有伊甸园。诗人戴望舒一头钻进的雨巷，也成了他生命的伊甸园。诗人对爱情的追求，是永恒的。他写的一首诗叫《乐园鸟》，正是在爱的乐园里飞翔着的情绪的体现——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
昼，夜，没有休止，
华羽的乐园鸟，
这是幸福的云游呢，
还是永恒的苦役？
渴的时候也饮露，
饥的时候也饮露，
华羽的乐园鸟，
这是神仙的佳肴呢，
还是为了对于天的乡思？
是从乐园里来的呢，
还是到乐园里去的？
华羽的乐园鸟，
在茫茫的青空中
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
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
可以对我们说吗，
华羽的乐园鸟，
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诗人是以“华羽的乐园鸟”自喻，这与上帝相伴的美丽的天堂鸟是一体的。它一年四季，不舍昼夜，永无休止地在“茫茫的青空”飞来飞去。呼唤与询问中，对爱情追求中苦乐备尝，乐园鸟的飞翔是他不倦地“寻梦”的自况，“是幸福的云游，还是永恒的苦役？”戴望舒是“一语成谶”，一时幸福的云游，成了一生的、永恒的苦役。
与施绛年诀别后，31岁的戴望舒在1936年与作家好友穆时英19岁的妹妹穆丽娟相识、相恋、结婚。原以为这桩婚姻可以尘埃落定，哪知命运在不经意间的变故突袭、转弯翻车，翻车的原因还在于戴望舒心心念念的"雨巷"中的"丁香"姑娘。对戴望舒而言，刻骨铭心的初恋，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暗伤，他婚后没有做到彻底放下。
他为电影《初恋女》写歌词：“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现在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在这里，诗人以"幽兰"喻施绛年，他心爱的女神"丁香"姑娘。"蔷薇"暗指穆丽娟。这让妻子穆丽娟很受伤和愤怒，两人从此开始冷淡。
本来穆丽娟就是敬佩诗人的才华而出现的，这下好了，对戴望舒的内心产生了震动与仰慕，骤然消失。
两人虽然结婚，但是戴望舒并不会爱人，或者说处理婚姻、处理爱情的方式是有些幼稚。1939年，全家香港避难，因为戴望舒扣下穆丽娟哥哥穆时英在上海被害和母亲过世丧报而不让妻子去奔丧。夫妻两人吵了又吵，穆丽娟决意离婚。
当一张离婚协议书摆在戴望舒面前时，他有所后悔，最终，他又是以死相逼希望妻子宽容，这一次，穆丽娟并没有宽容，而是绝决带着女儿回到上海。两人的爱情，如昙花一现。
戴望舒无奈与妻子穆丽娟分手后，长时间处于感伤之中。
1942年，戴望舒遇上了在大同图书印务局当抄写员时年16岁的女孩杨静。这位文学女青年极仰慕"大叔"戴望舒的才华。很快，两人便进入了热恋。当年年底，37岁的戴望舒与16岁的杨静冲破世俗与阻力宣布结婚。
但婚后不久，生活并没有期望中的那样美好，杨静开始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与戴望舒大吵大闹，两人感情的裂痕与日俱增。不久，杨静移情别恋，便向戴望舒正式提出离婚。尽管戴望舒苦苦挽留，但心意已决的杨静早已无视戴望舒的种种努力，便与心上人私奔，相偕出走。2年后，绝望的戴望舒在医院病逝，终年不过45岁。
就这样，戴望舒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也结束了自己一生不圆满的两次婚姻。
婚姻的乐园，没有筑成。在不长的时间里烟消云散了。
高雅的、来自天上的乐园鸟，是诗人的自喻。在无休止地飞翔中，得到的是不幸、是“苦役”，是失去乐园的眷恋。无所依归的渺茫,乐园鸟的悲哀即诗人的悲哀, 乐园鸟的苦役即诗人的苦役。
乐园鸟飞不进“乐园”，诗人在“永恒的苦役”的飞翔中，感受到青空“茫茫”，路途“寂寞”，甚至发出“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的疑问，正是他因为爱情进行的马拉松式苦恋的煎熬，无边苦痛和幻灭心境，诗人的“诗意地栖居”是多么艰难与困窘。苦难二字，这是诗人永无答案和归期的宿命。
遗憾和悲哀的戴望舒，也许是他的性格缺陷所致，也许是天意使然冥冥中的注定，他的一生都与幸福擦肩而过，终究在孤独忧伤中没有走出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终究在对美好理想对生命乐园的向往中最终陷于绝望。
０3
其实现实中的诗人戴望舒，是追求正义和自由的“战士”，在他短暂的人生中，诗人戴望舒是紧跟时代的，甚至是走在时代前列的。17岁时，戴望舒已在报刊上发表小说。在“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早期小说主要是痛恨阶级压迫、反映劳苦大众疾苦的内容。1923年秋，诗人考入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文学系，邓中夏、瞿秋白任总教务长和教务长，在这些中共人士的影响下，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和同学丁玲、施蛰存、杜衡等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革命与文学之路的严酷开启了诗人在现实中的时运不济。从一开始开书店、编刊物，诗人戴望舒都在宣传革命文学，翻译苏联文学，甚至参加了1930年3月2日的左联成立大会，列入了左联会员名单。这段时期，可以说诗人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他的早期作品对于黑暗人生有深沉的痛苦和愤懑的反应。苦恼和烦忧，痛苦中的挣扎和革命文学、革命思潮对他的影响从未中断。
看如下的诗句：
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把你伤感的头儿垂倒，静，听啊，在林里，
在死叶上的希望又醒了。
还有这样的句子：
穿过暗黑的、暗黑的林，流到那边去，到升起赤色太阳的海里去。
看到这些诗句，是诗人另一类的世界，而这一精神，在他短暂的人生中都有体现。看到这些诗句，就看到了早期的诗人对于革命历史洪流急迫的呼唤。如果诗人沿着这条路走去，新诗史上将会有另外一个戴望舒了。
但忧郁的性格和诗人的情怀，让他遇到了初恋，也让他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早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为了避祸，戴望舒躲到杭州施蛰存家中，也是在此时对施的妹妹施绛年一见倾心。《雨巷》一诗就是诗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苦闷反映。既是诗人划破时空的用意象直抒胸臆，展示初恋人迷惘感伤又有期待情怀的诗；又是大革命的失败后，诗人的心情十分糟糕，忧郁的感情下的对时局的苦闷与彷徨之体现。
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不久，戴望舒与施蛰存一起编辑了一份“不带政治色彩的文艺刊物”，这就是当年5月创刊的《现代》。也是被鲁迅和左翼文学作者所诟病的“现代派”，并且发生了与左翼文学作家“第三种人”的论战。丁玲被捕，《现代》果断刊登丁玲的照片和文章，并发了抗议电报以示声援。这些事件，当时在法国的戴望舒都签名参与了，1933年3月，诗人还在巴黎参加了法国革命文艺家协会。但是为了“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终是退步了，终究没有参与到当时的主流革命文学之中来。革命作家冯雪峰后来对他们的评价是“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但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又怀疑自己的反顾旧和依恋，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向往。结局也徘徊着、痛苦着”，这些话语，是诗人犹豫、徘徊、抑郁精神面貌的写照。走进戴望舒的诗歌世界，你会感到一种浓重的忧郁扑面而来，它是那样的浓郁，那样的持久，几乎弥漫于诗人创作道路的始终。
1938年初，诗人挈妇将雏到了香港，担任《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的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内外中国人心中的“明星”。《星岛日报》因此声誉日隆，一跃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当时在海内外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达夫、徐迟、卞之琳、楼适夷、萧乾、萧红、萧军、沈从文等都成了《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与此同时，诗人积极参加中华文协香港分会的筹备。职务是文协香港分会干事会兼西洋文学组负责人、宣传部负责人及“编辑委员会”委员。又逐步成为香港抗战文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组织了许多活动欢迎从大陆来的文学人士，与许多进步作家建立了密切联系。
香港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大肆搜捕进步文化界人士。1942年3月下旬的，戴望舒被捕了，他在狱中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4月27日戴望舒在土牢中写下的《狱中题壁》，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光辉的篇章，是他铮铮铁骨的表白，有着“正气歌”一样的精神。但在经叶灵凤多方奔走保释出狱后，一方面原本身强体壮的戴望舒彻底垮了，哮喘病也日趋严重。“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冯亦代语）。另一方面，却退缩到为生存、为生命、委屈求全、被迫为汉奸文人卢梦珠的文章做序，以及后来被检举任“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二周年纪念东亚晚报征求文艺佳作新选委员会”委员等。一盘好菜，就这样炒着炒着变味了、变质了。
香港光复，一个新的港粤文协分会代替了诗人主持的“文协香港会员通讯处”，因发生了21 人检举书事件，诗人的被误指为附逆，在苦恼惶惑中又丢失了主编《新生日报》的工作。
身体也垮了，哮喘病更严重了。被迫与1 946年3月携妻子、女儿回到上海，任新陆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主任，尽管找到了新的职业，但时势多艰，1948年7月，诗人“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参加教授罢课遭国民党通缉。他所任职的新陆师范专科学校又告他是香港汉奸文人，有附逆之事。丢了工作一家人又只好回到了香港。当年从上海到香港，两年前从香港被迫回到上海，现在又从上海再回到香港，诗人生出多少感慨。更大的感慨在此随之发生，在此次驻港期间，他的最后一位妻子杨静爱上了同居一栋房子的一位姓蔡的青年学生，不久相携离家出走，这是诗人生命中最后最致命的打击。
1949年3月，诗人乘船北上，在北京受到热烈欢迎，被邀请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诗人调到国家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从事法文编辑工作，任法文科科长。
好日子刚刚开始，1950年2 月28日，却因身体疾病溘然去世。
纵观诗人的一生，是向往革命的、又是徘徊犹豫的，是充满激情的、又是处处苦闷的，是坚强求生却又一世命运不济。
实际上，戴望舒也是一个重情义、讲良心的人，在他不遗余力地帮助萧红与端木夫妇上可知其思想、道德与情感。
戴望舒是在香港期间与萧红与端木夫妇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邀请他们为《星座》撰稿的。在戴望舒的帮助下，萧红在《星座》上先后发表了小说《旷野的呼喊》、《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文章。尤其是萧红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文情并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在1939年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萧红这篇文章，获得读者广泛好评。
可以说，没有与戴望舒的交往，就没有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之行，也就没有萧红在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中写《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是萧红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然也就没有1941年1月战火中女作家萧红悲惨的死。无论怎样，萧红在香港的写作，沉浸在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的写作，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的生命过程。
在香港期间，戴望舒的关照下，是萧红创作的黄金时代。
萧红离世后，是端木蕻良和戴望舒等几个朋友，搞到一辆板车，拉着，走了几个小时，将萧红的遗体拉到了浅水湾埋葬的。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株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萧红墓畔口占》
这首怀念作家萧红短诗，没有任何藻饰语来修饰，但读来却让人心生淡淡的悲凉。真挚和深切的情感，不需要浓重的词藻来修饰，简单朴素的几句，展现的是何等真挚、何等执着的友情啊！从1942年冬至1946年三年多的时间里，戴望舒不知去过浅水湾多少次，荒滩已被他踏出了小径，若萧红地下有知，也会为结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重情义、讲良心、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是诗人戴望舒高贵品格。时局不济，命运多舛，是他生命遭遇的宿命。新中国的成立，戴望舒选择了拥抱这个新时代，决心与过去挥手告别。然而，北京的气候，哮喘病让他痛苦不堪，日益严重。经历了一生情伤、被人误解的诗人有了新的工作，是多么地想和平安宁。是多么地想让自己身体更快的好起来。
然而这一次，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日，戴望舒没有逃过命运对他的苛求。他想早日使身体好起来，却在过量的注射了药物之后，再也没能醒过来。享年四十五岁。
真是不忍一声叹息，悲苦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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