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1962年11月生于四川,1985年毕业于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中文系,同年到云南工作,现居昆明,供职于云南省作家协会,国家一级作家。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发表各类题材、体裁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代表作为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以及反映抗战历史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
2020年夏季,新冠疫情刚刚得到控制,我就去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采风。实际上在新冠发生之前的当年元月,我已经去过一趟文山采访,原计划过完年后再去,但没想到受疫情影响拖到六月。壮乡之行让我对稻作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吃了大半生的米了,我还不知道一株水稻是如何长成的。我只有在采风中想象:春回大地,布谷鸟开始鸣唱,农人驾牛耕田的浪漫,浸泡谷种时的期待,撒种时的仔细,育秧时的祝福,栽秧时的歌谣,薅秧时的辛劳,水稻扬花时的馨香,抽穗时的祈愿,收割时的喜悦……当然,我知道这是田园牧歌式的“小资”情怀。真正的乡村生活,还需要去发现那种探幽索微、走心入脑的现场感和质感。一个溽热的下午,我和本地壮族作家张邦兴从田里回村寨。田野里稻秧碧绿,刚刚过膝。我忽发奇想,想去田里走走。我们脱掉鞋子,挽起裤脚下田。田水温热可人,田泥细腻似沙,犹如绸布裹脚。我在稻田里走得偏偏倒倒,像个醉汉,生怕踩了农人的稻苗。张邦兴说中耕管理时,种田人会用脚去分辨杂草和稻秧,将杂草踩死做田肥,还不会损伤到秧苗。我望着眼前绿意葱茏的一片,问杂草在哪里?老张说你没有种过田,你看不见。那时我想去种一块田。我要拜一个种田能手为师,“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孟浩然《田家元日·其一》)。从驱牛下田、三犁三耙开始,再到选种育种、撒谷成秧,然后稻香来袭,收割入仓。我要履行这样一个完美的伟大过程,才有资格“稻花乡里说丰年”。实际上我们都在种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创作一部长篇,也与种一块田无异。当我把目光投向南国边地这片热土时,我预感到这里有我愿意去耕作的“一块田”。我需要去选种育苗,精耕细作,接上地气,吸取养分,在田里走一走,在大地上去发现。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南国边陲,拱卫着国家的西南大门,四十多年前这里还战火纷飞、英雄辈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完全对外开放。因此它是云南贫困面积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脱贫攻坚战打响后,边陲之地的人们义无反顾地向贫困宣战。这是一场丝毫也不逊色于当年保卫边疆的战争。世代戍边的人们从来不缺乏爱国热情,他们是家国情怀最浓郁的一群人。他们不应该贫穷,不应该永远落后于时代。边疆富裕了,边防才会安稳。一条公路,一项产业,一种农科技术的引进,都可以让一个村寨甩掉贫困的帽子。我走访了数十个边境村寨,见证了偏远山乡的巨变,结识了许多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他们中有的就是当年的支前模范、战斗英雄。在马关县罗家坪村,村委会主任熊光斌是个身经百战的老支前、老民兵。他曾经在一场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操作高射机枪平射了半个多小时,把自己的耳朵都震出了血。当年他在阵地上守哨卡,夜晚瞌睡来了就吃干辣椒,半年下来竟吃了一百多斤干辣椒。有谁能想到我们的和平岁月和这些干辣椒有关?现在熊光斌带领全村人致富,村里户户有新房,有通畅的水泥路,有荣誉室,有村民活动室。鲜花盛开在道路两旁,果实缀满了枝头,村舍掩映在树荫下,连炊烟都透着一种宁静安详的诗意。又有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是边关前线?能够置身于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役中,是一种荣幸。我们是见证者,也是记录者。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去呈现,就显得尤为重要。贫困的故事千百万,致富的道路也许就那么几条。我看到了一条路对一个闭塞村庄的重要,也看到了观念的转变对一群人的改变。尤其是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撬动贫困这座大山,可能只需要一个支点。过去我认为自己对现实缺乏把握,而历史感却仿佛与生俱来。可是,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变化,观念在刷新。这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一个阶段,同样需要我们去感知认识,并以文学的手段真实反映。沧海变桑田,早已不是古人心目中那种时光荏苒、往事越千年的时间概念。几年前还需要骑马进去的村庄,现在你开车一脚油门就到村口了;村庄里那些追逐时尚、打扮新潮的年轻人,已让人分不清他们是种田人还是城市上班族。变化实实在在,就在“转身”之间。就“转身”带来的人物命运变迁而言,我更关注人物“转身”之前的历史。作家王安忆说过,长篇就是写人的命运。没有一个人的命运相似,也没有一个人的命运可以一言蔽之。当然,我更欣赏那些有着传奇性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物命运。一如我这部作品中的主人翁卓世民。我曾经采访过一个身份特殊的老警察,并和他成了朋友。他在职时,很多年来他在工资单上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恕我在这里不便说出他的名字)。他就是和平年代的传奇人物,是默默守护我们的无名英雄。我让卓世民这样一个有着参战经历的老兵,借助侦破一桩拐卖案,走进边远的乡村,走向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就像带着我的视觉来关注这场向贫困宣战的伟大战争。也一如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一样,他也要在续写人生传奇中,再次完成自己的壮丽转身。我相信有的人,就是为演绎传奇而活着。这让我们这样的写作者不至于太寂寞。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是我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我的一部转型之作(请允许我也作一次“转身”)。过去我更倾注于历史叙事,把民族文化与历史作为我的学习和表现对象,比如藏族、纳西族、彝族、哈尼族等。这次我把目光转向了当下、转向了壮民族。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把壮民族及其文化当一门新开的课程,确切地说,写作此书,又为自己的人生补了一课。当我在南国边地上行走时,我重温了二十世纪火热纯粹的八十年代,那时这里炮声正隆,我还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来到云南边疆的年轻人,我们常去慰问那些从战场下来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为国征战的荣耀感和自豪感让我至今难忘。我也重新认识了边疆、民族、国门、边境线这样一些不仅仅是人文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他们会促人陡升国家认同感、民族尊严感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谢文山州委州政府、州文联对我深入生活一线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我的壮族好兄弟张邦兴,他是我学习壮文化的领路人,我们一起在壮乡壮游,在村寨里和老乡们喝酒长谈,每每喝到星月无光、醉意阑珊。特别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从选题确定开初,就一直给予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一稿出来时,人文社特意邀请专家学者潘凯雄、施战军、贺绍俊、应红等人审阅。在审读改稿会上,他们提出了非常宝贵又专业的修改意见,让我在后来的改稿中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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