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 | 古代印谱的印数

古代印谱的印数

治印虽小道，但有可观之乐。津笨拙，不能治印，但喜读印谱，摩拳展对，心旷神怡。哈佛燕京藏明代印谱仅有12部，而清代铃印本够得上善本的或较难得的也只有近40部，其他百余种都是普通的，这个数字较之中国国家图书馆或省市级的大馆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曾将这些印谱大致翻阅了一遍，发现写成书志的大约有50篇上下。我特别注意的倒不是版本，也不是鲜见与否，而是印谱的印数。

遗憾的是，我所见到的铃印本印谱中，有关这种印数的记录特别少。谁都知道，书版印刷，步骤简单，速度较快，而铃印本则是将每一方印都认真地铃于事先专制的纸上，铃时要看准地方，下手稳当，上下左右捺力均匀，不疾不徐，不偏不倚，如若打得略有歪斜，则是一纸废品。所以，同样是手工操作，而铃印则是慢郎中的活，快不得的。而且，篆刻家和收藏家的印谱大都是不售卖的，只是家藏或赠与亲朋友好。正是如此，当时铃印的印谱绝不会多，且经过若干年的兵燹灾害和人为的原因，当时所铃印谱今天也所存无几。

印谱的印数，也一定有人注意到，因为这也属于中国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范畴。大约是我坐井观天，好像写印谱印数的文章不大见到，而讲版本学的专著也不大涉及印谱，更何况印数。基于这种想法，我在工作中也就特别注意铃印本的印数（包括线装古籍的印数）。兹将多年来积得之资料选出部分录于下，或可供有心人作研究之一助也。

《十钟山房印举》不分卷，此为陈介祺藏印。陈介祺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家藏玺印甚富，即世所称十钟山房、万印楼。道咸之际，尝成《笛斋印集》10部，每部12册，为许瀚、吴式芬、何绍基三人审定。同治十一年（1872年），何昆玉携其吉金斋所藏，又以潘有为看篆楼、叶志诜平安馆烬余各印，约2700余方来归簠斋，即主其家。簠斋出万印楼旧藏，去其六朝以后者，得7000余方，益以李璋煜爱吾鼎斋、吴式芬双虞壶斋、吴云二百兰亭斋、吴大徴十六金符斋、李佐贤石泉书屋、鲍康臆园藏印，命其次子厚滋与何昆玉编次，师《三十五举》之意，名曰《十钟山房印举初稿》，铃10部，用粵纸，成于同治十一年，时陈介祺60岁。此有罗振玉贞松堂藏本，每页二三印，每册首有“同治壬申海滨病史六十岁作”12字，共50册。此次所铃为10部。

越十年，陈氏得印益多，吴大澄移书请为补铃，乃复自改稿，亦成10部，时在光绪九年（1883年）。纸用吴中六吉棉连，一印一页。此有日人太田孝太郎藏本，191册。太田本版心刻“因斋藏古之一”6字，较贞松堂本所收为多。1921年，涵芬楼以铃印本流传已鲜，即觅取改稿本，影印行世，故涵芬楼石印本与太田本同。光绪铃印本也为10部。

按：《印举》铃印本流传甚多，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除去簠斋印集），有23部之多，有10册、8册、14册、16册乃至192册计23种之别，此当在不同时期所铃，先后不一，有足本不足本之差异。虽著录之版本项均作“清同治十一年陈氏十钟山房刻铃印本”或“清光绪九年陈氏十钟山房刻铃印本”，但铃印数目当大有不同。

《簠斋藏玉印》一卷，光绪十三年（1887年）何昆玉手拓赠吴大澄者。此为1916年神州国光社石印本。何昆玉跋云：“方伯（指潘德畲）暮年，凡有古拓碑版，咸多见赠。其亦知昆爱赵印之癖，因以毛诗之数聘归。尔时尚有汉铜孔褒私印一事，以其索价太昂，非百金不可得，至今惜之。壬申秋，寿翁（陈介祺）闻之，致函张酉山中丞，与昆熟商，属携所得古铜印二千七百余事，并十钟山房所藏古铜印共七千余事往潍水，而赵印亦归寿翁秘籍矣。寿翁喜昆所拓之《吉金斋古铜印谱》式，分门别类，可作为印举二十部，每部凡六十本，取元吾子衍《三十五举》之意，欲驾明顾氏《印薮》之上，诚一巨观也。昆于是自备纸本印泥，苦工为其手拓各印年余。惜寿翁数易其稿，未得成谱。其初稿已成谱者，广纸十部，苏纸改稿未成谱者亦十部。”壬申，为同治十一年。所谓“广纸十部，苏纸改稿未成谱者亦十部”，加起来也仅为20部。

《十六金符斋印存》不分卷，吴大澄辑，光绪十四年（1888年）铃印本，皆吴大澄藏印。吴氏所得玺印积年既多，于是储之十六金符斋，编为《十六金符斋印存》行之。此谱共印20部，上海图书馆藏一部。吴氏自题书衣云：“蓄印十六年，积累至二千。古玺得至宝，文字秦燔先。汉魏官私印，金玉皆精坚。同钮各从类，年代不细编。印兹二十部，裒集岂偶然！谁其任此役？穆父（黄）与伯圜（尹）。光绪戊子秋七月吴大澄自题。”戊子，为光绪十四年。

按：是谱罗振玉贞松堂藏本，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吴大澄赠王懿荣者，每页一印，共26册。每册书面皆有吴氏手记。再按，津昔年笔记载有《十六金符斋印存》稿本事，有云：“题为二十部，实仅十七部，铃印者黄穆父、尹伯圜外，王同愈先生亦与焉。当时各印五部，尚有陶仲平亦印两部。书品宽大，装二十六册，是为最足本。”然此记录，今则忘其出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著录《印存》2部，一为光绪十四年刻铃印本，一作清铃印本。另有《十二金符斋印存》不分卷，作光绪七年铃印稿本，当是最先铃本，盖后来吴氏又得金符4件矣。

《千玺斋古玺选》不分卷，吴大澄藏印。此谱所收悉古玺凡750方，计253页，无序跋，共5册。此谱视《十六金符斋印存》所收古玺多所增益。吴氏殁后，出自其家者仅3部。

《稽庵古印笺》4卷，为清孙文楷藏印。此谱有3种，第一种卷首署“青州益都孙文楷稽庵甫笺注，男延宾瀛客校”，计209页，无序跋，共4册。第二种计179页，有陈介祺题，孙文楷自序及凡例，又孙文楷后序，2册，光绪十三年铃印本。以上两种均为日人太田孝太郎藏本。第三种计232页，前谱序跋之外有黄曾源序，男延宾跋，计4册，民国元年（1911年）铃印本。民国本有延宾跋云：“《稽庵古印笺》，先君子所手定也，平生嗜篆印，垂四十年，裒辑成书，考据精详，流传未广，即已弃养。宾收拾遗编，恪绍先志，续辑若干钮，各以类从。至编次条例，皆平日所面订，未敢以意为增减。爰率诸弟延福、延禄暨长子大田等，先印百部，以公世之同好者，再陆续抚拓，每次印百部，按甲乙出版，以广传于世，是所愿也。”这是铃印100部之例。

《丁丑劫余印存》，此《印存》共拓成21部，扉页有“浙西丁高葛俞四家藏印集，拓廿又一部，己卯春成书”三行篆字。“文革”前，上海图书馆即藏有6部，2部在善本书库，4部在普通线装书库。其中一部记有“此二十一字为每部记号，此部臧字。”丁高葛俞四家，即为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平湖葛氏传朴堂、余杭俞氏香页簃、高氏络园。

印谱铃10部者，如吴湖帆辑《梅景书屋印选》，铃印本，2册。1933年吴湖帆序云：“吾家自先尚书公蓄印数千钮，曾编十六金符斋、十二金符斋等印谱行世，顾后散佚若干，而重綦订难。复经裒集者又若干，而续辑更匪易事。差以玉玺印押五十二品、银铜将军印二十八品（吾家有二十八将军印斋之额）理为一编，曰《印选》，将朱墨并陈，庶模范略见，深缕细切，聊便知昆吾梗概云。都拓十部，以甲至癸为记。助余成书者，山阴王君秀仁也。”

近数十年间新出之铃印本印谱，也有一些标明印数的。如《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1至5集（印谱丛刊第一种），北京图书馆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版权页上有“本书不再版，发行两百套。本套编号119号”字样。又如《齐白石印集》1至10集（印谱丛刊第二种），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出版。版权页上记有“本书不再版，国内外发行三百套。”印得就比较多了。

沈津：安徽合肥人，1945年出生于天津。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上海图书馆任职时，曾追随顾廷龙馆长研习目录版本之学。1986年2月至1987年10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图书馆学研究。1988年获研究馆员职称，是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委员。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4月赴美，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今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任善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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