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山东作家郭澄清凭着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创作成就，在新中国成立后，本来可以到省城里住高楼、当文化官，像老乡们说的那样吃香喝辣。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到家乡宁津县，把家安在出生地郭杲村的老屋里，与泥土为伴，与乡亲为友，亲近他们，描写他们。当地领导几次劝他回到城里，他依然初衷不改，从而写出了大量反映农村和农民新面貌的作品，成为上世纪６０年代与李準、茹志娟齐名的作家，７０年代还推出了产生广泛影响的长篇小说《大刀记》。最近，在纪念他的研讨会上，人们再次提起赵树理和柳青这两个毅然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创作根据地的作家，再次谈到他们精神的可贵。
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我们每年都在若干场合听到赵树理、柳青这两个名字。赵树理和柳青这样的典型，已经成了正确处理文艺与生活关系的“标本”，他们是我们论证问题的有力论据，是支持我们论点不可辩驳的“杀手锏”，只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典型了。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地方的作家，写出了一点名气，产生了一些影响，地方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就马不停蹄地把他往上调，由乡里调到县里，由县里调到市里，再调到省城，让他们离开土房、换上皮鞋，得到生活待遇上的实惠；但同时，创作的根基被抽掉，创作的血色日渐稀薄。
也许，当下最重要的不是笼统地赞扬赵树理、柳青、郭澄清们的精神，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从机制上、措施上保证这些精神的继承和光大，使他们不成为标本，只是被陈列在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瞻仰，让人们在发感慨时提起，让领导在讲话时被点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应该更多地从作家艺术家创作和成长的实际出发，更多地在加强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密切艺术家与群众的关系方面想办法、出实招，不要花大力气让“人才”脱离创作的泥土、脱离获得火热生活滋养的环境。果如是，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事业。
（作者系《文艺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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