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签名本,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何意以签名本为爱物?还得从我考入《新民晚报》社说起。
1981年《新民晚报》为复刊招收记者编辑,由于很久未有报社公开招聘,报名者相当踊跃,当时三十出头的我虽已发表过50余篇文章,但没有大学文凭,更没有家人在新闻出版单位工作,而报名者中有不少人的父母皆为报社、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
座谈会一开始,许多人都说自己如何如何热爱《新民晚报》,一个个讲得头头是道。论到我发言,因口拙,我不动声色从包中取出一本厚厚的剪报手册,上面全都是上世纪60年代《新民晚报》副刊上的文章,那是1965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时精心收集的。当时《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和后来成为我恩师的冯英子先生都不由点头称赞:“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在读书之余还剪贴了一本晚报副刊手册。”
后经现场采访考试,我顺利进入新民晚报工作。先当记者2年,第三年调到副刊部执编“夜光杯”,后来又单独执编“读书乐”专刊22年,由于执编读书版面,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不少著名作家与学者,我当时先从年龄大的知名人士开始组稿,请他们谈谈治学之道与读书方法,这一招,果然很灵,颇受读者欢迎。二十余年中,我把中国60岁到90岁以上的各界知名人士,几乎都上门约到了稿子,并且意外得到了他们珍贵的签名本。
我考入报社当记者,拜老报人冯英子先生为师。一天,我与同事去冯英老武康路寓所,冯英老送了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苏杭游记》,他说:“编辑要修改作者的稿子,自己首先要会写文章。”《苏杭游记》成了我收藏的第一本签名本。
我在主编“读书乐”专刊时,积极向名家组稿,也虚心向名家请教,同时,不断获得签名本,郑逸梅送的是《清末民初文坛轶事》、施蛰存送的是《唐诗百话》、徐中玉送的是《美国印象》、柯灵送的是《煮字生涯》、秦瘦鸥送的是《秋海棠》、贾植芳送的是《暮年杂笔》、苏步青送的是《理想·学习·生活》、梅志送的是《往事如烟》、徐迟送的是《哥德巴赫猜想》,这些签名本各有特色,于是我把收藏签名本作为自己一生收藏的嗜好。
后来,我赴天南地北组稿,在北京先后得到冰心、唐弢、季羡林、张中行、王瑶、吕叔湘、金克木、曾彦修、杨宪益、王蒙的签名本;在南方,先后得到黄源、陈学昭、秦牧、刘逸生、唐圭璋、程千帆、钱仲联、马识途、碧野、流沙河的签名本。后来参加各种笔会,又先后得到冯其庸、姚雪垠、章克标、金庸、吴祖光、柏杨、余光中、董鼎山、费孝通、楼适夷、张光年等人的签名本。
我与杨绛先生未见过面,但时常电话联系,自寄两册书(钱钟书与杨绛)去,信中自述期望得到钱钟书、杨绛先生的签名本,杨绛先生在电话里告我,钱先生住院很久,病情不大稳定。她在我寄去的《干校六记》上签了字:“米舒先生存览,杨绛”,而钱仲书先生的书,因他签不了,杨绛替我盖了钱老的藏书章寄我。我曾去拜访巴金老人,但不好意思开口,巴金的女儿、《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知道后,帮我得到巴老的签名本,巴老还在扉页上题字:“米舒同志,这也是一本讲真话的书,巴金1992年1月15日”。我去澳大利亚访问时,采访了梁羽生与黄苗子、郁风夫妇,得到了三本签名本。
静夜里,我常常取出自己收藏的签名本欣赏一番,不少作家也是书法家,如廖沫沙、周而复、峻青、杜宣的字各具特点,而书画篆刻家钱君匋、吴冠中、丁聪、华君武、刘旦宅、贺友直、程十发等名人的签名也自成一格。其中于光远与王元化先生的签名本,原书只印了五百册,弥足珍贵。这些签名本,不少名家还盖了印章,专门写了题字,那就更有意思了。如黄苗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读书之乐乐何如,爬上爬下翻书橱。”颇有童趣。冯亦代先生则在书上题字:“一旦你与书交了朋友,她是永远不会嫌弃你的。”费孝通先生的题字是:“从认识别人到认识自己。”柏杨先生题词:“正文,谢谢万里跨海采访!”
至2004年,我收藏的签名本已达3500余册,当时正兴拍卖签名本,一本名家签名本拍出上万元,便有收藏家想以高价向笔者求购,我连连摇头。这些签名本都是我近20年中一本一本从作者手中获得的,岂能以书易钱?于是我萌生捐献给国家之意。
今天,苏州图书馆以4083册签名本迎接好书者前去浏览与参观,我作为签名本捐赠者,不亦悦乎!
(本文作者系《新民晚报》高级编辑、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陈佩秋书:墨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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