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秋天的一个傍晚,上海美术馆四楼阅览室。我随意拿起《收获》创刊50周年纪念专号,翻到目录页。余秋雨、舒婷的名字赫然在列。同时我也留意到,“生活在别处”栏目下有一篇名叫《星期天》的文章,作者是张生。张生?不会是重名的吧,大家都知道,《西厢记》的男主角就叫这个名字。我赶紧翻到正文。洛杉矶,南大,改于上海五角场。没错,一定是他,作家张生,学者张生,教师张生。没想到会在上海美术馆遇见他。闭馆的提示音乐响了,我快速扫过文章,留下一点片断的印象。
几天后,我去学校图书馆里找到2007年第5期《收获》杂志,从头读完了《星期天》。文章写的是张生出国在外的感受,着重提到了和张清的交往,简简单单,再寻常不过。张生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作了一年访问学者,此前我对个中细节一无所知,读到文章却觉得非常熟悉、非常亲切,好像早已了解,这次又听他唠了一回家常。《星期天》读起来很省力,一点都不玄奥。描绘寻常人,记述寻常事,抒发寻常情,就这样。
张清是张生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同学,高大,帅气,有文才,在同学中以倾慕西方著称。妻子小季到美国读博士,张清便放弃国内的优厚条件,跟着去当起了陪读先生。他一个文科生,到那边去做什么呢?几年下来,他先改学计算机专业,再读MBA,似乎都不济事。张清实际的工作是帮人家送外卖。
用张生的眼光看去,张清以“老洛杉矶”自居,俨然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比如,说起“美国只有两个半城市,其他地方都是乡村”,说起“美国是车轮上的城市”,张清有着如数家珍般的自豪神气;比如,张清看不起百威啤酒,只喝酷尔斯,他以为前者只有老墨和黑人才会喝——尽管两种啤酒在口味和价格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别;再比如,张清以带客人体验405高速公路的拥堵为乐趣,他觉得老美们到了星期天就闲得没事干,于是出去兜风,造就了高速路上的拥堵景观,富有美国特色。
张生静静地观看张清神气活现的表演,不时象征性地点点头、鼓鼓掌,其实心里不买他的帐。事情远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理所当然。他用小孩子话和房东家庭聚会的场景证明,百威并非下层人的饮料,白人老美也爱喝;405高速公路并不是一直拥堵,就算真正拥堵也算不上稀奇,更当不得发达与先进的象征,因为南京和上海也这样。文章里还说到,张清以高速公路的拥堵为自豪,连小季都不以为然。张生心里明白得很。
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张清的书房里摆满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也自认为是这方面的研究者。张生看了他写的关于《水浒》的文字,虽然当面说“挺不错的”,实际觉得那只是没多大意思的读后感,就像鲁迅眼里的雷峰夕照,“并不见佳,我以为”。张清强逼着孩子吃蛋炒饭,孩子不敢违逆,夜里却吐了出来。张生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甚至觉得那是很正常的。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张清的自豪和权威都非常脆弱,他只是个气球一样的大胖子,肚里空空如也。只要一根小小的绣花针,就可以让他泄气、现出原型。张生仿佛拿了一只透视镜,悄悄地对衣着光鲜的张清说:“老兄,你就别自欺欺人了,也不要唬我。我知道你这里有个冻疮,那里有块伤疤。” 如果张清在美国读到这篇文章,他的脸可往哪儿搁呀。
文章到最后,张生考取了美国驾照,特意租辆车,去华人生活区吃一碗正宗的重庆凉面,得到了张清的祝贺。张生反问说:“但是,这和中国生活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是啊,你平时不过给人送外卖,周末去中国人扎堆的超市和餐馆,凭什么就比别人更优越呢?张生是在为张清画像,也是在为张清这样的一类人画像。
《星期天》里真正有意思的事情不在于张生说了些什么,而在于他是怎么说的。张清是张生的同学和朋友。我丝毫不怀疑,不管在南大还是在洛杉矶,他们的关系都非常亲密,张生也没有借助写文章显示高张清一等的意思。他只是在感受生活,旁观生活,如实地记录自己的想法。虽然透过文字浮现出来的张清有点可笑,可我知道,写作中的张生是真诚的,深沉的。他带着温情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他怀着希望写出了人生在世的孤独和无奈。
时尚报刊上经常会有配着大幅图片的文章,毫无保留地赞美普罗旺斯的田野或夏威夷的海滩,并且打出“生活在别处”的旗号。这不免让人觉得矫情。张生对加州的生活没有多少褒扬,(当然也没有“愤青”的腔调,)只是在冷静地记述。他以文字为解剖刀,把别处的生活放在纸页的手术台上,一一向人们呈现。谈不上繁华,算不得浪漫,读者甚至能看出几分滑稽。张生仿佛在告诉人们:“朋友,别处的生活不过如此,还是过好当下的日子吧。”从这个意义来说,栏目名称使用“生活不在别处”是否更符合《星期天》的本意呢?
阅读《星期天》是一种愉悦的体验。文字洗练,明朗,一如加州的阳光。至于篇名,或许是闲来之笔吧。这本不是宏大的叙事,也不求揭示什么深刻的主题,简简单单,足够了。
篆刻:生活不在别处
(二)
张生本名叫张永胜,张生是笔名。在我和他接触的大多数场合,他的身份是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或许称他为“张师”更恰当些。不过大家都叫他张生,一来二去就习惯了,就像他说的Los Angeles被称为L.A.一样。2005年下半年,我读研一,张生给我们开了《文艺学方法通论》这门课。他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肚子里有货,而且循循善诱。我一直觉得,读研阶段对自己学业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不过四五位,张生是其中之一。
上过张生课的同学都知道他有句口头禅:“这个一定要读”。每次上课他都会给我们推荐参考书:司空图的《诗品》,施蛰存的《将军底头》,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一个学期下来,书目有长长的一串。有的同学就顶不住了:只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数本书怎么能读完?且不说找到这些书首先是个问题。张生的看法是:要改变本科时候的读书方法,快读,不字斟句酌,不要去怀疑,先读了再说。他告诉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是正常的,逼着自己往下看,就像把文件存在电脑硬盘上一样,把书装进脑子里。硬着头皮读,读完自会有收获,而且自信心会增强,比读过几页之后就扔掉强多了。对人文学科的具体方向而言,总会有一些绕不过去的经典参考资料,有几分深奥,可是又没必要精钻细研,这时就可以尝试“存入硬盘”式的读书方法。张生说:“要多向死去的老师学习。”
带着问题去阅读,心里就会绷紧一根弦,有所依凭,不至于漫无边际。张生给我们布置过这样的课后作业:《陈小手》按照怎样的思路组织材料?作品体现了什么?《判断力批判》是从什么角度入手的?康德和黑格尔怎么看待文学艺术?他们背后有什么知识框架?现在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作业,不如说是阅读指引更恰当些。带着这些问题,读起来就不会盲目。这些读书训练和积累实在很受用。
虽然张生很少提及自己的小说,但毫无疑问,他在写作方面给学生的指点与他的作家身份不无关系。他说,要多写,要用笔思考,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不写就完了。他要同学每读完一本书就写一篇评论,回到课堂后交流发言。我坚持过一段时间,很紧张,很刺激。张生还告诫学生,写文章要用事实说话,少用“我觉得……”这种句式。最忌讳的是把文学评论写成读后感(好比《星期天》中张清写的关于《水浒》的文章)。
张生还教过我们一招:写博客的时候不要写成流水帐,把日常琐事一股脑儿堆上去。要写就完整地表达一个意思,有开头,有内容,有结尾。实在是金玉良言。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写系列博客《这些天》,从第一写到第八,乐此不疲;后来忽然良心发现,打住了。流水帐放在日记里还可以,拿出去放在博客中会变得自恋,不好。时在如今,虽说写东西仍然免不了拖沓和私人化的倾向,但是我会努力避免,张生的指导一直都记在心头。
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张生有过很多精辟的言论,或者是他自己的,或者是从别处介绍的,叫人过耳难忘。比如:“Google出现以后,钱钟书的意义减少了一半。”“文明就是对性的压抑。”“我们的身体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在他者的眼光中生存,是文化把我们变成了男人和女人。”又如:“大学是专门生产思想和学派的地方,前者如哈佛,后者如耶鲁。芝大则是合而为一。”张生从不掩饰他对芝加哥大学的偏爱,张清去美国前,张生对他有一事相托,那便是拍一张芝加哥大学的照片。在张生眼里,“精英文化的特征在于批判和反思,而大众文化就是发嗲,就是让你哭。” 他向我们推荐“小众”的音乐,Leonard Cohen的the Famous Blue Raincoat。我到网上去下载了Cohen演唱的七首歌,包括这首《有名的蓝雨衣》在内,缓慢,低沉,让人想到上海的梅雨天。当然也可以说得直白一点:半死不活,毫无激情。这些歌我一直存在电脑里,很少听。
(三)
很晚了我才知道,第一次和张生结缘居然是在2003年。当时我刚去汇丰工作,甚至还没有考研的想法。那年夏天,朋友李臻出版了小说《哈哈,大学》,我很喜欢,写了一篇读后感投给《上海交大报》。稿件发表出来了,名为《这书这友》。紧挨在它左边的是一篇叫作《两个童年》的散文,长度和我那篇差不多,署名为张生。里面从罗大佑的《童年》说到自己的童年,文字朴素,很感人。我哪里料到,和我同台表演的这位作者是我未来的老师。
无独有偶,我和张生的名字又同时出现在“我与上海交大”征文的获奖名单中。包括中文系主任谢柏粱老师在内,我们仨都获得了二等奖(共20人)。张生没有出席颁奖大会。后来,获奖文章汇集在第49期《思源》杂志上。这种纪念性质的征文比赛重在参与,我当然清楚自己的笔力远不能与两位老师相比。张生写的是《交大的三个校长》,文采斐然,富有历史感。作为征文活动首篇面世的来稿,它发表在《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
后来,在关于闵行校区道路命名的专题讨论会上,我又遇见了张生。那时他刚回国,作为文化专家与会;我是为会议写稿的学生记者。他讲过什么我都没印象了,只记得他很谦虚,很诚恳,不像一般想象中的“海龟”那般指点江山,或者不时在汉语里掺杂几个英语单词。看着他的被加州阳光晒黑的脸蛋,我不由想起了“抱朴守拙”这个词。在这次会议上,一位校领导提议说,可以把张生写的小说《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贵宾。
最近一次见到张生是在2007年4月开题报告的时候。我的论文准备以研究丰子恺的散文为主体,附带提及他的漫画。张生说,丰子恺固然散文写得好,他的漫画的风格特色也很值得关注,可以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夏中义老师微笑着说:“我在给你的学生减压,而你在给我的学生增压。”丁晓萍老师则一语道破天机:“你这是让董少校扬短避长。”大家都笑了起来。张生解释道:“我相信他可以的。”很感激他对我的这份认可和鼓励。
和很多同学一样,两年前我就在MSN上把张生添加为好友了。经常看到他上线下线,实际上聊天很少。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南大博士翟业军写的《为“我们这一代”存真》,评论张生最新的长篇小说《倾诉》。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我不由得感慨。不过他的三部小说我都没有读过,曾经从图书馆借过一本,没读完就还掉了,老是觉得欠着他一笔债。从报刊上的只言片语中,我知道张生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写作。当我在MSN聊天中委婉传递敬服与惭愧的意思时,张生说:“不用的,要多看大师的书:-)”和上课的时候是一样的口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同学那里听说,张生离开交大去同济了。这真是符合他一贯的做事风格,悄悄地来了,悄悄地走,不带走一片云彩。当初不论去加州还是回国,他都没有声张,闷声大发财。就像我在不知不觉中和他结缘一样,不知不觉中我又和他有了距离。
不过再仔细想想,张生的去留对我实在无甚所谓:原先我不上他的课,现在还是没有课;原先和他聊天很少,现在还是聊天很少;原先可以读到他的文章,现在还是可以读到。唯一可能的变化在于,他将不会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但是,就像张生在《星期天》中反问的那样,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2007.11.10~11.12
(文章第一部分发表于2007年12月3日《上海交大报》 ,题为《生活不在别处——读张生〈星期天〉》。责任编辑:杜欣。)
张生,男,1969年9月24日生。河南焦作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曾为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现任职于同济大学中文系。上海市首届及第二届签约作家。2005年12月至2006年11月曾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作访问学者。出版有小说集《一个特务》《刽子手的自白》《地铁一号线》,随笔集《可言,可思》,长篇小说《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倾诉》等,学术专著《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现代〉杂志》,译有《文化理论关键词》(英,丹尼·卡瓦拉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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