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张生 董少校

（一）

秋天的一个傍晚，上海美术馆四楼阅览室。我随意拿起《收获》创刊50周年纪念专号，翻到目录页。余秋雨、舒婷的名字赫然在列。同时我也留意到，“生活在别处”栏目下有一篇名叫《星期天》的文章，作者是张生。张生？不会是重名的吧，大家都知道，《西厢记》的男主角就叫这个名字。我赶紧翻到正文。洛杉矶，南大，改于上海五角场。没错，一定是他，作家张生，学者张生，教师张生。没想到会在上海美术馆遇见他。闭馆的提示音乐响了，我快速扫过文章，留下一点片断的印象。
　
几天后，我去学校图书馆里找到2007年第5期《收获》杂志，从头读完了《星期天》。文章写的是张生出国在外的感受，着重提到了和张清的交往，简简单单，再寻常不过。张生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作了一年访问学者，此前我对个中细节一无所知，读到文章却觉得非常熟悉、非常亲切，好像早已了解，这次又听他唠了一回家常。《星期天》读起来很省力，一点都不玄奥。描绘寻常人，记述寻常事，抒发寻常情，就这样。
　
张清是张生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同学，高大，帅气，有文才，在同学中以倾慕西方著称。妻子小季到美国读博士，张清便放弃国内的优厚条件，跟着去当起了陪读先生。他一个文科生，到那边去做什么呢？几年下来，他先改学计算机专业，再读MBA，似乎都不济事。张清实际的工作是帮人家送外卖。
　
用张生的眼光看去，张清以“老洛杉矶”自居，俨然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比如，说起“美国只有两个半城市，其他地方都是乡村”，说起“美国是车轮上的城市”，张清有着如数家珍般的自豪神气；比如，张清看不起百威啤酒，只喝酷尔斯，他以为前者只有老墨和黑人才会喝——尽管两种啤酒在口味和价格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别；再比如，张清以带客人体验405高速公路的拥堵为乐趣，他觉得老美们到了星期天就闲得没事干，于是出去兜风，造就了高速路上的拥堵景观，富有美国特色。
　
张生静静地观看张清神气活现的表演，不时象征性地点点头、鼓鼓掌，其实心里不买他的帐。事情远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理所当然。他用小孩子话和房东家庭聚会的场景证明，百威并非下层人的饮料，白人老美也爱喝；405高速公路并不是一直拥堵，就算真正拥堵也算不上稀奇，更当不得发达与先进的象征，因为南京和上海也这样。文章里还说到，张清以高速公路的拥堵为自豪，连小季都不以为然。张生心里明白得很。
　
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张清的书房里摆满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也自认为是这方面的研究者。张生看了他写的关于《水浒》的文字，虽然当面说“挺不错的”，实际觉得那只是没多大意思的读后感，就像鲁迅眼里的雷峰夕照，“并不见佳，我以为”。张清强逼着孩子吃蛋炒饭，孩子不敢违逆，夜里却吐了出来。张生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甚至觉得那是很正常的。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张清的自豪和权威都非常脆弱，他只是个气球一样的大胖子，肚里空空如也。只要一根小小的绣花针，就可以让他泄气、现出原型。张生仿佛拿了一只透视镜，悄悄地对衣着光鲜的张清说：“老兄，你就别自欺欺人了，也不要唬我。我知道你这里有个冻疮，那里有块伤疤。” 如果张清在美国读到这篇文章，他的脸可往哪儿搁呀。
　
文章到最后，张生考取了美国驾照，特意租辆车，去华人生活区吃一碗正宗的重庆凉面，得到了张清的祝贺。张生反问说：“但是，这和中国生活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是啊，你平时不过给人送外卖，周末去中国人扎堆的超市和餐馆，凭什么就比别人更优越呢？张生是在为张清画像，也是在为张清这样的一类人画像。
　
《星期天》里真正有意思的事情不在于张生说了些什么，而在于他是怎么说的。张清是张生的同学和朋友。我丝毫不怀疑，不管在南大还是在洛杉矶，他们的关系都非常亲密，张生也没有借助写文章显示高张清一等的意思。他只是在感受生活，旁观生活，如实地记录自己的想法。虽然透过文字浮现出来的张清有点可笑，可我知道，写作中的张生是真诚的，深沉的。他带着温情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他怀着希望写出了人生在世的孤独和无奈。
　
时尚报刊上经常会有配着大幅图片的文章，毫无保留地赞美普罗旺斯的田野或夏威夷的海滩，并且打出“生活在别处”的旗号。这不免让人觉得矫情。张生对加州的生活没有多少褒扬，（当然也没有“愤青”的腔调，）只是在冷静地记述。他以文字为解剖刀，把别处的生活放在纸页的手术台上，一一向人们呈现。谈不上繁华，算不得浪漫，读者甚至能看出几分滑稽。张生仿佛在告诉人们：“朋友，别处的生活不过如此，还是过好当下的日子吧。”从这个意义来说，栏目名称使用“生活不在别处”是否更符合《星期天》的本意呢？
　
阅读《星期天》是一种愉悦的体验。文字洗练，明朗，一如加州的阳光。至于篇名，或许是闲来之笔吧。这本不是宏大的叙事，也不求揭示什么深刻的主题，简简单单，足够了。


　
篆刻：生活不在别处
　
　
　
（二）

张生本名叫张永胜，张生是笔名。在我和他接触的大多数场合，他的身份是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或许称他为“张师”更恰当些。不过大家都叫他张生，一来二去就习惯了，就像他说的Los Angeles被称为L.A.一样。2005年下半年，我读研一，张生给我们开了《文艺学方法通论》这门课。他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肚子里有货，而且循循善诱。我一直觉得，读研阶段对自己学业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不过四五位，张生是其中之一。
　
上过张生课的同学都知道他有句口头禅：“这个一定要读”。每次上课他都会给我们推荐参考书：司空图的《诗品》，施蛰存的《将军底头》，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一个学期下来，书目有长长的一串。有的同学就顶不住了：只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数本书怎么能读完？且不说找到这些书首先是个问题。张生的看法是：要改变本科时候的读书方法，快读，不字斟句酌，不要去怀疑，先读了再说。他告诉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是正常的，逼着自己往下看，就像把文件存在电脑硬盘上一样，把书装进脑子里。硬着头皮读，读完自会有收获，而且自信心会增强，比读过几页之后就扔掉强多了。对人文学科的具体方向而言，总会有一些绕不过去的经典参考资料，有几分深奥，可是又没必要精钻细研，这时就可以尝试“存入硬盘”式的读书方法。张生说：“要多向死去的老师学习。”
　
带着问题去阅读，心里就会绷紧一根弦，有所依凭，不至于漫无边际。张生给我们布置过这样的课后作业：《陈小手》按照怎样的思路组织材料？作品体现了什么？《判断力批判》是从什么角度入手的？康德和黑格尔怎么看待文学艺术？他们背后有什么知识框架？现在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作业，不如说是阅读指引更恰当些。带着这些问题，读起来就不会盲目。这些读书训练和积累实在很受用。
　
虽然张生很少提及自己的小说，但毫无疑问，他在写作方面给学生的指点与他的作家身份不无关系。他说，要多写，要用笔思考，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不写就完了。他要同学每读完一本书就写一篇评论，回到课堂后交流发言。我坚持过一段时间，很紧张，很刺激。张生还告诫学生，写文章要用事实说话，少用“我觉得……”这种句式。最忌讳的是把文学评论写成读后感（好比《星期天》中张清写的关于《水浒》的文章）。
　
张生还教过我们一招：写博客的时候不要写成流水帐，把日常琐事一股脑儿堆上去。要写就完整地表达一个意思，有开头，有内容，有结尾。实在是金玉良言。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写系列博客《这些天》，从第一写到第八，乐此不疲；后来忽然良心发现，打住了。流水帐放在日记里还可以，拿出去放在博客中会变得自恋，不好。时在如今，虽说写东西仍然免不了拖沓和私人化的倾向，但是我会努力避免，张生的指导一直都记在心头。
　
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张生有过很多精辟的言论，或者是他自己的，或者是从别处介绍的，叫人过耳难忘。比如：“Google出现以后，钱钟书的意义减少了一半。”“文明就是对性的压抑。”“我们的身体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在他者的眼光中生存，是文化把我们变成了男人和女人。”又如：“大学是专门生产思想和学派的地方，前者如哈佛，后者如耶鲁。芝大则是合而为一。”张生从不掩饰他对芝加哥大学的偏爱，张清去美国前，张生对他有一事相托，那便是拍一张芝加哥大学的照片。在张生眼里，“精英文化的特征在于批判和反思，而大众文化就是发嗲，就是让你哭。” 他向我们推荐“小众”的音乐，Leonard Cohen的the Famous Blue Raincoat。我到网上去下载了Cohen演唱的七首歌，包括这首《有名的蓝雨衣》在内，缓慢，低沉，让人想到上海的梅雨天。当然也可以说得直白一点：半死不活，毫无激情。这些歌我一直存在电脑里，很少听。
　

（三）

很晚了我才知道，第一次和张生结缘居然是在2003年。当时我刚去汇丰工作，甚至还没有考研的想法。那年夏天，朋友李臻出版了小说《哈哈，大学》，我很喜欢，写了一篇读后感投给《上海交大报》。稿件发表出来了，名为《这书这友》。紧挨在它左边的是一篇叫作《两个童年》的散文，长度和我那篇差不多，署名为张生。里面从罗大佑的《童年》说到自己的童年，文字朴素，很感人。我哪里料到，和我同台表演的这位作者是我未来的老师。
　
无独有偶，我和张生的名字又同时出现在“我与上海交大”征文的获奖名单中。包括中文系主任谢柏粱老师在内，我们仨都获得了二等奖（共20人）。张生没有出席颁奖大会。后来，获奖文章汇集在第49期《思源》杂志上。这种纪念性质的征文比赛重在参与，我当然清楚自己的笔力远不能与两位老师相比。张生写的是《交大的三个校长》，文采斐然，富有历史感。作为征文活动首篇面世的来稿，它发表在《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
　
后来，在关于闵行校区道路命名的专题讨论会上，我又遇见了张生。那时他刚回国，作为文化专家与会；我是为会议写稿的学生记者。他讲过什么我都没印象了，只记得他很谦虚，很诚恳，不像一般想象中的“海龟”那般指点江山，或者不时在汉语里掺杂几个英语单词。看着他的被加州阳光晒黑的脸蛋，我不由想起了“抱朴守拙”这个词。在这次会议上，一位校领导提议说，可以把张生写的小说《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贵宾。
　
最近一次见到张生是在2007年4月开题报告的时候。我的论文准备以研究丰子恺的散文为主体，附带提及他的漫画。张生说，丰子恺固然散文写得好，他的漫画的风格特色也很值得关注，可以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夏中义老师微笑着说：“我在给你的学生减压，而你在给我的学生增压。”丁晓萍老师则一语道破天机：“你这是让董少校扬短避长。”大家都笑了起来。张生解释道：“我相信他可以的。”很感激他对我的这份认可和鼓励。
　
和很多同学一样，两年前我就在MSN上把张生添加为好友了。经常看到他上线下线，实际上聊天很少。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南大博士翟业军写的《为“我们这一代”存真》，评论张生最新的长篇小说《倾诉》。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我不由得感慨。不过他的三部小说我都没有读过，曾经从图书馆借过一本，没读完就还掉了，老是觉得欠着他一笔债。从报刊上的只言片语中，我知道张生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写作。当我在MSN聊天中委婉传递敬服与惭愧的意思时，张生说：“不用的，要多看大师的书:-)”和上课的时候是一样的口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同学那里听说，张生离开交大去同济了。这真是符合他一贯的做事风格，悄悄地来了，悄悄地走，不带走一片云彩。当初不论去加州还是回国，他都没有声张，闷声大发财。就像我在不知不觉中和他结缘一样，不知不觉中我又和他有了距离。
　
不过再仔细想想，张生的去留对我实在无甚所谓：原先我不上他的课，现在还是没有课；原先和他聊天很少，现在还是聊天很少；原先可以读到他的文章，现在还是可以读到。唯一可能的变化在于，他将不会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但是，就像张生在《星期天》中反问的那样，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2007.11.10～11.12
　
　
（文章第一部分发表于2007年12月3日《上海交大报》 ，题为《生活不在别处——读张生〈星期天〉》。责任编辑：杜欣。）
　
　
张生，男，1969年9月24日生。河南焦作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曾为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现任职于同济大学中文系。上海市首届及第二届签约作家。2005年12月至2006年11月曾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作访问学者。出版有小说集《一个特务》《刽子手的自白》《地铁一号线》，随笔集《可言，可思》，长篇小说《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倾诉》等，学术专著《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现代〉杂志》，译有《文化理论关键词》（英，丹尼·卡瓦拉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