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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新版书影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作为新中国第一套外国文学经典大型丛书，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作，以“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为原则进行筛选、翻译和出版筹备工作，成立了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包括卞之琳、巴金、冯至、朱光潜、李健吾、季羡林、钱锺书、杨绛等名家，可以说，它凝聚了几代学贯中西的作家、翻译家、研究家和编辑的智慧和心血，其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读者心目中外国文学名著的范本，并因为其淡绿色的底纹和金色的网格线设计，被读者亲切地称为“网格本”。
2000年老版网格本画下了句号，在旧书市场高价难求，为纪念这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9年启动新版网格本出版工程，消息传出，引发众多写书人、译书人、读书人的温馨回忆。作家王蒙表示网格本的重新出版唤起了他“对文学的痴情”。至2022年，新版网格本图书共出版5辑147种172本，涉及二十余个国家的百余位作家。
今年2月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策划并举办了七小时直播“对话：说不尽的网格本”，多位与网格本有不解之缘的作家、翻译家等出席活动，在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中对话自我、对话世界、对话远方、对话人生。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联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主办了“中原作家群聊'网格本’”的直播活动，邱华栋、冯俊科、柳建伟、李洱和梁鸿五位作家共读网格本，聊经典阅读、聊文学与现实等话题，活动由张泽群主持。
活动现场
#1
“俄国诗歌的太阳”——普希金
活动举办之日恰好是“俄国现代文学之父”普希金诞辰223年的纪念日，据了解，网格本第一辑中便包含了普希金的作品。直播开始于表演艺术家濮存昕的朗诵视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表示：“今天全世界都在面临大变局，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多难处，我们往往遇到不快，遇到误解，遇到伤害，读普希金的诗，在今天，他的诗歌又是一种宽慰，是一种我们重新经历过生活之后的长者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呼吸，才能生命，才能往下走的那样一种态度。”他在父亲的引领下，老版网格本开启了他的阅读之旅、文学之旅，他愿大家能在经典文学的阅读中体验“长者的态度”。
作家李洱认为普希金对于俄语和俄语文学的贡献，远远大于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现代俄罗斯人比喻式的、诗歌式的语言传统源于普希金。李洱指出，中国的中学生大都喜欢普希金的诗歌，因为这些诗“比较简单、纯情”，充满“浪漫的、青春的气息”，而他本人则偏爱被称作“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虽然人的成长过程伴随成熟与复杂，但总是“需要不断回到比较青涩的、浪漫的阶段，这时候你选择普希金没错”。
作家柳建伟坦言普希金对他的影响是近似于“基础烙印”般的存在。他认为如果说各个国家的文学执牛耳者，在中国是屈原，在英国是莎士比亚，在俄国就是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很早就阅读到翻译家戈宝权先生翻译的普希金诗歌的邱华栋则提到了对新译本的态度，在他看来，刘文飞的译本是对戈宝权译本的继承和发扬，“作家和翻译家是好的'厨师’，我们应该做好的'食客’”，普希金的诗歌在不同翻译家的笔下获得了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也在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开出新花”。
#2
经典阅读与个人经验的连结
阅读让“每个生命个体跟作品发生联系，赋予它一种新的生命，同时又保持它的基本原型，我们的情感原型、人物关系原型、我们的生活原型，就这么一代代传下来”。邱华栋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体验变化，从曾经喜欢“看热闹”到如今学会看书中的“门道”， 也有一些曾经觉得敬畏的作品如今觉得亲切了。他认为作品写的是人类普遍的经验，但是每个生命个体读书的时候唤起的是个体的经验，通过阅读我们不断赋予它生命力。
这一点可以联系一个问题：为什么经典作品的改编总让人不满意呢？比如《安娜·卡列尼娜》，无论怎么拍成电影，都有一部分人不满意，觉得那不是他/她心目中的那个人。每个人的个体经验都在阅读中被激活，从而与普遍的经验发生联系，所以名著阅读永远不能被一部影视作品简单化。他在现场表示偏向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中讨论，它一经诞生，独立成长但不断吸收着世界文学的影响，中外文学并非对立关系。
作家：邱华栋
作家：李洱
李洱则谈到经典名著对人的影响，比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很多民俗，现在的“红学家”或者“曹学家”一个个考证，很多地方是不能考证的，因为是他虚构的。以《红楼梦》里的“饯送花神”为例，按照脂砚斋的说法，曹雪芹编这个的目的是营造韵味、意趣，但他编得很合理。芒种是很多地方收麦子的时候，又是很多地方种稻子的时候，这时候花谢，所以林黛玉的《葬花吟》里唱“花谢花飞飞满天”，曹雪芹编造的一个民俗，其中包含了多少意味。“这是伟大作家才能编造出来的知识性民俗。”如今，“饯送花神”已然成了芒种的一个习俗。李洱从中感受到的是：“当我写小说的时候，我的小说里也会出现很多知识，有时候会做一些虚构，这些虚构是为了显得有情趣和意蕴”。他认为不管读世界文学，还是读中国文学，阅读经典对创作很有启示，“它既是临帖的过程，也是不断激发你、给你信心的过程，这个太重要了。”
几位作家对于“经典难读”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冯俊科认为读“经典”要“对路子”，他说，经典“因人不同”，因为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比如他读《静静的顿河》，“《静静的顿河》我看了三遍，这部经典我永远记在心里。”他也表示读者遇到实在读不下去的经典，也别勉为其难，放弃也是一种选择。对此柳建伟提出，阅读经典有一个年龄段的问题，他建议循序渐进，他在十六七岁时开始广泛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最早读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年轻的时候适合读这种“提劲的”。如果一上来就看《卡拉马佐夫兄弟》，可能就会扎错了根，再者如果一上来就读暮年回顾式的作品，比如《尤利西斯》，可能火候不到。这些作品都需要“稍微成熟一点才能读”。
上：作家柳建伟 下：作家冯俊科
邱华栋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些阅读经典的方法，比如由近而远，不要从遥远而深奥的《神曲》读起，而是从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读起，“你会发现一代代经典之间互相都有联系，比如卡夫卡影响了福克纳，福克纳影响了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影响了莫言，这样一晃一百年过来了。”另外，也可以“随缘式”阅读，比如读著名的《追忆似水年华》，他建议随手翻，翻到哪一页就从哪一页开始读十页，因为“那部书像是巨大的花毯，一段一段的，这一段专门讲人的嫉妒，下一段讲去斯万家一路上的风景，春夏秋冬所有植物的变化，又是几万字，人类的情感在每个部分又有变化。所以别看它有三百万字，我们哪怕只读三千字都行。”
#3
文学、现实与作家的责任
作家梁鸿以自己的故乡为蓝本，写作了《中国在梁庄》等作品，具体而微地表现了中国人的命运的变化。目前正在国外做访问学者的她以连线的方式参与了活动。梁鸿笑言当初在书名中把村落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确实“太大胆了”，初衷是“希望通过一个小的村庄折射出当代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以及乡村遭遇的一些基本问题”，想“以小见大”。对于社会整体而言，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乡村到城市，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潮流，但是作家关注的不单单是潮流本身。她表示，“作家更应关注在大的社会潮流之下个体的命运，以及在个体命运背后整个文化的样态，以及这种文化样态对于个体的人性产生的影响”。
梁鸿认为，“我们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可能特别需要作家的参与，在这样大的氛围之中，人的改变是特别重要的，作家应该有责任把它书写出来。”
作家：梁鸿
李洱不否认文学可对现实产生迅速介入式的、校正式的影响，但那是在社会的大变革、大转折时期。“所以，一方面要看到文学对现实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在变革时期文学的作用有可能被突出出来。这种情况下作家首先要关注时代的变化，关注现实，另外作家要把现实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语言又能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思维，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看世界的方式。”他在文学创作中努力贴近现实。一直专注长篇小说创作的他，近来希望尝试写作短篇小说集，既“表现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还“记录自己心情的变化”。
对于人、文学与现实的关联，冯俊科则借契诃夫的话表达观点：“契诃夫有句话大概指向'我只会凭回忆写东西，从来也没有直接从外界取材而写出东西来。我得让我的记忆把题材滤出来，让我的记忆里像滤器里那样只留下重要的或者典型的东西。”人的回忆是一种过滤，“因为社会太复杂了，承载太多，人们往往回忆重要的东西，通过回忆，留下的是社会的精华，而作家把这些规律性的东西通过文学形式反映出来，来影响我们的社会。”
新媒体编辑：袁欢
本文图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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