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沂水、记录沂水、宣传沂水，为沂水的地域文化鼓与呼。《沂蒙晚报》“沂河”专版刊登，全文如下：
每年农历正月初五，沂水县诸葛镇大峪村都会举办一场规模宏大、场面热闹的送火神活动。据说，这项民俗已有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
该仪式中，有众多民间传说乃至舞台上的人物形象。人们穿着龙袍蟒靠、各色戏装，描眉画面地打扮起来，推着纸扎元宝，踩着高跷，舞着各式道具，随着时而急促、时而舒缓的锣鼓点，一路前仰后合、一路左右摇摆，演绎出一台别具特色的沂蒙社戏。
氤氲弥漫的烟气里，扁担上坐着的“老四”尤其引人注目。只见他抹几笔对眼八字眉，拉几根黢黑的鲇鱼须，头戴呢子礼帽，架着秫秸篾插的眼镜，反穿老羯羊裘皮袄，一手拎鸟笼，一手摇着没有几个翅的蒲扇，直挺俩腿，跨坐在二人抬的扁担上颐指气使。他的随行是一名戴着白色折檐小帽的“地方”，提着一条自行车的烂轮胎，四处踅摸，随时准备“拿人”。
据资料介绍，清代县衙“当官的”一般有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等。知县行政级别正七品，是县里的“一把手”；县丞正八品，是“二把手”，又称为“二堂”“二尹”；主簿，官至正九品，是“三把手”，尊称“三尹”“三衙”“三堂”。而典史没有什么品级，从张晓宇、张家朴《光绪宣统年间沂水职官表》补录的八名典史来看，其功名多是监生出身，但他们的任职也是经过吏部铨选、皇帝任命的，是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朝廷命官”。有些县不设县丞、主簿的时候，会由典史兼领其事，负责征税、粮马、户籍、缉捕诸职，可以说是杂职首领官，有时候甚至可被授权代理县官审案，因此“老四”典史虽然位卑但实权在握，被尊称“四堂”“四衙”，沂水的老百姓私下里以“老四”呼之。
清代梁章钜的散文《归田琐记》中记载有“十字令”曰：“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十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堂考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专说典史乱作为、胡作为、擅作威作福之恶劣行径，但清顺治年间典史杨懋文却“廉洁尽职”。顺治四年“寇起”时杨懋文前往招抚被害，“居民哀之，草祠一间，塑像祀焉”，名垂青史，可谓出污泥而不染的佼佼者。
一位参演了狮子舞的群众说，在沂源县东里店（曾为沂水故地）有过“四衙”，“老四”曾在此公办，但清道光《沂水县志》中记载：乾隆三十一年县丞宅移驻东里店，四十四年“牒请建署”。而“典史宅在知县宅西”，道光四年“请修一次”。由此可知“四衙”不可能移防到东里店，应该是群众误把“二堂”当作了“四衙”。
在封建社会里，乡村地方事务多由当地乡绅土财等“有头有脸”的人负责管理。清道光年间，全县126个社所有钱粮征收的“由单”，就从县里直接发给社里负责的“地方”。“地方”是社的通信员，由他再委派一名“叫花子头”，分发到各户。“地方”及其帮忙跑腿人员的费用，则通过挨家挨户凑粮食、跑腿钱等中所得。在“县官不如现管”的潜意识里，老百姓还是把他们当“官”来对待，不敢稍加马虎。
由于“老四”管事宽泛，经常与乡下民间打交道。因此在“对口接待”中与“地方”有许多交集，“地方”也因此沾染了官僚习气，人五人六、狐假虎威了起来。
在送火神仪式中，“地方”通常一身捕快紧短打扮，扈随在“老四”左右，专门套圈拿人，以供抬人役使。这个“二人组合”以夸张、戏谑的打扮、吆五喝六的阵仗，卖弄地展现封建社会里地方官吏沆瀣一气、骄横跋扈、作恶乡邻、根本不顾及群众的丑陋形象。至于“老四”为什么要坐扁担出行，自然是因为他“未入流”的身份，缺少锣鼓伞盖、卤簿仪仗的阵势，在“自抬身价”思想的作祟下，只能借助老百姓的一根扁担来“聊胜于无”了。
“皇权不下乡”“山高皇帝远”，封建剥削阶级的属性、封建社会的本质，让“老四”“地方”之流有了狐假虎威、作奸犯科、盘剥牟利的便宜，因此古代一些忧国忧民的文人把这些“官痞”形象地称之为“衙蠹”。面对他们的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大多时百姓敢怒不敢言，只是咬着牙根念叨念叨“署中多一差，乡里添一虎”，等待着“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机会。
终于，雄鸡一唱天下白，新中国的成立，让老少爷们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于是乎，他们将“老四”“地方”这两个封建社会的角色搬上了自己搭建的乡村大舞台，用亦庄亦谐的手段，揶揄嘲讽这些戴着礼帽、拄着文明棍、提笼架鸟、耀武扬威，实则外强中干、“驴屎蛋子光面”的“政治暴发户”们。
人民创造了历史，抒写着自己的文化，大峪村的人民，塑造出舞台上的“老四”“地方”，既是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返照，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个别存在的诸如此类形象的讽刺。人民对为官当权者的理解、评判融合在了一方民俗文化中。送火神就是要将稍有不慎就驱火鸦放火驴的火德真君送走的同时，捎带着一起送走“老四”“地方”之流，只留下戏子形象在庄户戏舞台上来愉神娱人，表达百姓对美好吏治的一种祈愿，这也许就是两个角色在送火神民俗中的文化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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