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体系化叙事的实践与可能 ——对《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的文本考察
《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以下简称《文库》）首推于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迄今出版九册。这套书以报告文学的体裁和非虚构笔法，由不同作家分头执笔、采取风格迥异的叙述姿态，以一册一人的方式回溯英雄的生命历程，为“人民英雄”的体系化叙事构建了新的话语实践空间。 本文试从文本考察的角度，阐释《文库》叙事对历史纵深感的搭建、对民族性与“同时代性”的淬炼，并从集体写作这一传统出发，分析其差异化风格与整体性指向的内在统一。既肯定《文库》为当代纪实文学英雄叙事所做的开拓，也根据其特定的“战线”立场，指出更丰盈、更具体的可能。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关革命历史进程与英雄模范题材的写作，逐渐告别了自左翼文学发轫、延安时期形成、至建国后更一统为某种“标准”的叙事范式。但于报告文学这类体裁而言，清晰的历史脉络和话语机制似乎依旧是必不可少的遵循。新世纪之后，随着一个又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重大题材”相继涌现，这套成熟的范式不仅延贯于报告文学的文本表达，更为其搭建了一个愈加稳固、愈加圆融、愈加不 必矫正的框架，而所有尝试对历史纹理加以反复抚摸的写作都尽可以交给新历史主义的大刀阔斧与先锋派的旖旎惊梦。 然而这样的弊症，是书写英雄模范的报告文学体式陷入了难以证伪的自我循环，在这样的环形链路中，历史与当下的联结渐渐成为一条僵硬的绳索，难以钩系出具有纵深感与个性化的叙事空间。更为重要的是，那原本并不遥远的历史被一再地削扁，无论是对英雄主体的建构、对英雄和时代关系的建构还是对时代本身的建构，都流之于平整与重复。 《文库》的叙事实践，带来了难能可贵的贯通感与主体性。 目前已出版的九册书籍，大多采取了融创作者自身于文本内部、书写今时与往日种种对比的叙事策略。比较突出的是赵一曼、杨子荣、雷锋等书，时空在作者笔下进入自由流动的状态，好似一个寻史、问史、见史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赴实地寻人找证、访古问今的场景描写与细节刻画成为连接今与昔的渠道，以今人之眼重望前事，用仿佛不变的“空间”和早已变更的“空间中的人”，将“此在”与“彼在”连通起来，也将历史时近时远的的景深钩织出来。 这种不断连通与流动的感觉，带来了视野的开阔和思绪的轻盈。对“革命史”的叙事也因此卸下了稍显沉重的表意负担，将文本活化为流转不息的江河，将革命斗争的艰险、战场的烽烟、生死的残酷和时代的黯淡尽皆化入了涟涟清波。 “你了解到的历史，最后都与自己息息相关，成为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张春燕以赵一曼后人、赵一曼研究者和赵一曼各 地纪念馆、生活旧址的讲解员等人物为线索，沿路细数英雄从成长到牺牲、曾洒下过革命热血的一处处土地，将那些地方今时今日的人情景象与彼时赵一曼的处境一一联系对应，并且叠多人视角，表达各自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对当下的反观及思考。 在历史与现实中来回流动的写法，强化了英雄人物背后所包纳与象征的民族情感，通过今人与史事、今事与故人之间精神上的沟通对话，打通个人经验与温热历史之间的隧道，不仅将英雄叙事所指代的国家意志拆解为单独的、鲜明的、诚恳的个人意志，也搭建起更有温度、更富张力的文本纵深感。 对当下的革命历史题材纪实写作而言，强悍的国家意志与民族情感势必要遭逢个人主义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而通过这种轻盈宛转的流动式写法，或可将英雄模范们各不相同的经历把握为一个具整体性的努力，处理为英雄与时代的关系辨析，在这样的语境下，历史与现实达成对彼此的充分理解和认同，而英雄则长久屹立于这种情感认同的最深处。 虚构笔法的大胆运用也是《文库》叙事的创新之一。雷锋一书中，作者胡月采取现代派小说凸显叙事者角色的写法，营造出兼具戏剧性和间离感的叙事效果。 同样是以雷锋曾生活、工作过的各处地点为串引，作者将自己放入当时的具体事件和环境，她既是负责讲述故事内容的讲解员（即叙事者），也是故事现场的观察者和参与者。例如： “她并没有看见我就站在她身边，而是用双手杵着腿站在那里，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我穿着雨披，站在时空的边缘，和当时的人们一起观察着这场来势汹汹的大水。” 作者强烈的在场感丰富了英雄故事的叙述维度与阅读体验，对于像雷锋这样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却恰恰因此而失去了新鲜感和震撼力的英雄人物，参与、沉浸和陪伴，不失为一种巧妙的讲述方法。在场所带来的共情感让作者笔下的雷锋闪耀着既动人又亲切的人性光泽。也因如此，雷锋的短暂生平仿佛被拉长、增厚，他遇到的每一次坎坷、每一处转折、每一份幸运，都有了剧本般一幕连着一幕的节奏感和戏剧性，也有了让读者真实可感的生命力的留痕。 强在场的弱点也难以避免。青春叙事所常见的旺盛表达欲和自我抒情渗透其中，偶尔会产生跳戏和间离感。不过，作为贯通历史现场与当下情境的写作实践，这种间离并非没有好的意味。它带来一种对虚化尺度的把握与思考，催生更丰富更多样的历史纪实与英雄书写。同时，它也展现出当代青年作者更鲜活灵动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本身就内蕴着更新与超越——当写作者自觉地将自我置身于变动的历史中，也就获得了从洪流中探出头来的视角，以期从更高处俯瞰长河的走向与个体的历程。 上个世纪，党的红色文艺思想与党领导的革命征程相生相伴，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追求，其二为阶级意识与斗争意识的启蒙和宣传。从这一精神传统中诞生的“人民英雄”天然地与从前的武侠英雄、江湖好汉或西方文学传承自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诸神英雄大为不同。“人民”是“人民英雄”一切概念塑形与意义延伸 的前提和基础，这一逻辑起点，在百年来党的文艺思想理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始终没有也不会改变。 从上世纪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悠远的农耕文化与乡村文明就是中国革命的时代基点，也是“人民英雄”叙事的现实话语基础。从1940年代浸染着硝烟战火的解放区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百废俱兴的广大地域，中国革命逐渐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内容的过渡时期，具体到广大农村，现代性的观念与制度在此时正式进入了传统封闭的空间和秩序，“党”与“社会主义”不再带有虚幻的色彩，而是具化为农村生产建设生活一切领域的有形的存在。 建立在对这一切的把握与还原上，《文库》叙事展现出对“人民主体观”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同时代性”所内蕴的巨大精神动力和现实影响力的朴素领悟。 对这些基本成长于乡村的英模人物而言，他们的成长进步绝非破空而来，而是有着扎实深厚的社会与心理基础，这个基础正是乡村古老文明与共产党宣扬的新思想新理念的猛烈碰撞，是伤痕累累的旧社会与党领导的新社会全方位的过渡与对接。生长于那个年代的英雄，他们或是最先接触到党的先进思想、深受感化而愿为人先，或是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新社会给底层人民带来的生存形态的巨大变革，故发自内心拥护党的领导，以党的意志为自身意志。 如王进喜从旧社会穷苦的“石油娃”到新社会的“铁人”、雷锋从旧社会的悲惨孤儿到新社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身上有最强烈的革命热情与革命动力，对党的拥护最彻底，也是在此基础上，他们才可能在新的人生际遇中有了卓越于常人的选择和表现。 在见证英雄们质朴底色与现实心理根源的同时，《文库》的叙事理念与手法本身，也充分回归和强化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原则既“人民主体观”。 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始终是革命的胜利法宝与力量源泉。对大多情形下只能孤身奋战或领导组织小规模作战的吉鸿昌、杨靖宇、赵一曼、刘胡兰等人而言，无论是建设抗日游击根据地，还是在密林深处筑造“密营”作为秘密堡垒；无论是做地下工作时的只身隐蔽和传递讯息，还是目标暴露后的紧急撤退与帮助掩护，党的革命工作与斗争前沿处处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事实上，这正是战争年代最基本的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也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才有了他们对敌战斗的一次次胜利，有了当地百姓的自觉拥护与帮助。 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如此，甚而更加鲜明。 像谷文昌、王进喜、雷锋这样在国家发展建设各条战线上表现突出、直至成为象征符号的人，他们凝聚和代表的是远超其自身的群体意义，是各条战线上无以计数的不具名英雄，是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国家意志的坚决认同、拥戴、维护和追随。 在经历了新历史、先锋、后现代等各类文学理念对革命历史英雄的改写与重塑后，我们发现，文本形式与其表达内容依然存在一个所谓的“更优解”。对于这些从中国最广大农村走出、有着质朴而鲜明的民族特性的人物，西式荒诞、浪漫与神经质未见得水土相服。而那些重现民间本土审美意蕴的笔触却轻易营造出想象空间。 如“一匹白马从雪原上横空出世，蹄声嘚嘚，踏在雪地上，有裂帛之响；而在当时的白山黑水间，何止一匹白马，而是一队队快马奔跑在南满大地上”，将杨靖宇的英雄形象勾勒得飞扬饱满。 与此类似的笔法还有王进喜干活间隙爱唱的秦腔、雷锋参加的腰鼓队、赵一曼领导抗日游击队伍时教唱的歌曲、杨靖宇创作的诗歌、吉鸿昌牺牲前写下的五言绝句、江竹筠一书每篇开始前的民族歌剧唱段等。这些来自生活的最生动图景，既是当代文学承接自传统与民间的细小火花，也是英雄人物们本身所带有的生命的色彩，也是他们最基础、最根本的性格逻辑。 从尼采、罗兰·巴特到阿甘本，他们为“同时代性”划定了看上去稀缺而富有前瞻力的宝贵品质。尼采以“试图将这个时代引以为傲的东西，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一种无能和一种缺陷”[2]的特质来解释这群人，他们因看清现实深处的病症而执意脱节于时代要求和既定规则，罗兰·巴特则言简意赅地表述为“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即“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阿甘本进一步指出，那些要“以生命换取自己同时代性”的人，就“必须以自己的鲜血来粘合破碎的时代脊骨”。 显见的是，在国家与民族濒临绝境之际挺身而出、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反抗时代、献出生命的人民英雄们，正是“同时代性”滚烫而鲜明的表征。吉鸿昌、杨靖宇、赵一曼、刘胡兰等人，或为抗日而死、或遭国民党反动派屠戮，英雄生前也因共产党员身份而屡遭逮捕、东躲西藏，甚至被不理解不支持的群众驱逐和嫌弃，承担着旁人的不解与冷漠（如赵一曼孤苦无依在宜昌临产时，被房东大娘扫地出门、流落街头）。越是如此，他们身上罕见的“同时代性”特质就越是珍贵和闪耀。因为他们的反抗和坚持皆源自于最坚定的人民的立场，源自对国家和民族无私心的爱。因此，遭人四处驱赶、独自产下幼子宁儿的赵一曼，却把所有的憧憬和热爱给了党的事业，正如书名所写——看天下宁儿幸福生活。 《文库》的叙事展示了这种“同时代性”背后更为深刻的阶级觉悟与民族立场。英雄们用反叛时代的方式与自己的时代真正结合在一起，且以精神绵延的方式，和人民与土地永不分离。 同时，九册书籍虽叙事风格不同，但都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一种平衡的默契。作者们规避了传统英雄叙事中赋予人物的超凡、神性、不近烟火的特质，让人物活在自己实实在在的命运中。如丁小炜笔下的江竹筠，少了既往文学形象中被突出的大义凛然感，多了素朴温和、寻常生活的之味；付久江书写的王进喜，不再是刻板印象中的“铁人”，而有其扎实积淀的个性与行为根基，也有其特有的鲁莽倔强、脾气憨直、争强好胜等中性面。 是这些平视的眼光与和正的走笔，帮助读者更从容地回溯英雄生命轨迹，绕开那些因广为人知而渐渐固化为抽象符号的事迹与光环，将他们作为鲜活的“人”交还给一副平凡的肉身，而与此同时，读者亦将发现，这些个体又确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绽放出独特且强悍的人性光辉。相较于那依循着世事轨道混沌而行、不问今夕何夕的绝大多数，滚烫的“同时代性”让他们崇尚自由又严谨自律，头脑机智而性格坚毅，他们具备独立的思考判断和清醒的个人坚持，并拥有一以贯之的韧劲和逆流而上的勇气。 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恰是最前沿的时代性。他们或作为党的理论先行者，目光敏锐、超离于时代本身而得以俯瞰民族发展轨迹；或作为党的政策贯彻者，以全部身心担起“先锋”的职责。因此，当读者沿其轨迹去辨认，会从中提炼出历史的某种坦荡和必然——英雄的产生并非偶然或意外，他们背后有着清清楚楚、超越常人的来路，甚至也相应地有着必属于他们的归途。 与一般的人物传记不同，“人民英雄”叙事因其强烈的政治能指功能和主流价值观塑形重任，先天从属于党的文艺战线最前沿，衔接于一百年来党在每一个阶段的文艺思想与理论创新。而党的文艺战线的发展与建设，内蕴着历史规律与现实经验的统一、理论指导与创作实践的统一、政治站位与艺术追求的统一、时代语境与人民立场的统一。 因此，“人民英雄”这一叙事体系的前提，就是始终坚持与配合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宣传并支撑党的文艺思想理论。这一前提是不可推倒也无法越涉的总体性，如果这一基础因文本的丰富性和差异化而未能充分凸显的话，其“文艺战线”的立场与指向性将趋于弱化。 正如亚里士多德早早在《诗学》中指出的那样，伟大悲剧的要义并不在于对人的品质的摹仿，而是对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对英雄人物的阐释文本，最根本的并非集中笔墨称颂其品格，而是在大量历史事实与人物行动的描写上，于形式的间隙中寻找共同经验，再让经验与情感转化为深入人心的经纬。 因此，九册书籍风格迥异、特征鲜明，却不影响它们作为集体写作成果的共同属性。也是在这种共同的对“国家记忆”的复刻基础上，英雄人物们各自的行动轨迹有了叠加和融汇的庄严感。 雷锋一书笔触轻快明丽，色彩浓郁而表述生动。“妙语连珠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湿漉漉的日子。越是励志的词句，越是证明了那时的艰辛，他需要用这些让人热血沸腾的话去激励自己。”“他身体中仿佛有一台永动机，在晨曦、雾霭、风雨和人们的赞叹中，生长成雷锋的样子。”这些文字让一个遥远英模的形象变得亲近可感、如在目前。真正拉近距离的并非具象的姿态描写，而是对雷锋心理状态的细致点刻，这种点刻好似乐章中间的连接符，为他一步步的成长变化和快速进步铺筑起现实基础，也为读者能真正感受雷锋、理解雷锋、相信雷锋而完成情感蓄能。 杨子荣一书未多着墨侦察英雄神秘又短暂的一生，而是更多地延展这片土地对他的记忆与怀念过程。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即杨子荣生前未留下单独照片，仅存世间的唯一近照，也非镜头当年真的靠近了他，而是当他成为被人缅怀的英雄之后，再专程将他寻找、放大、聚焦出来，尽力还原出的英雄大致模样。作者的感叹带有一种历史观的意味——能被镜头对准或被重新打捞的永远是少数，更多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的普通人会逐渐模糊在时间长河中，直到成为长河本身。 杨靖宇一书的作者匠心独具采用“向死而生”的思路来结构文本，将杨靖宇将军峥嵘壮烈的后半生放在前半部讲述，成长启蒙的前半生放在后半部。在文意的串联与两篇小结的铺陈下，这种有别于通常历时性结构的纪实文学体式，对英雄故事的讲述与英雄形象的塑造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创新，也为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它以更灵活而富巧思的设计感，在体系叙事中完成差异化表达。 跟随作者们各自的足迹，我们看到的是一次保有了较为充分的作者能动性与思考自主性的集体写作。同时，它们也恰到好处地被规约在一个理念框架内，尝试在当前的复杂创作语境中发起集团式冲锋，形成如体系作战般化零为整的势能。 可以肯定的是，在国家实力与民族自信心的推动下，《文库》作品均体现出了对于纪念民族英雄的文化自觉意识，以及这种自觉带来的坦诚自然的平视视角。无论是追忆英雄的成长经历和战斗故事，还是讲述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都未出现自怜自艾、惨戚不堪的着笔。而在上世纪的革命史叙述乃至后期依然常见的英雄宣传中，渲染苦难是一种惯用策略，这背后是下意识的弱者视角。仿佛只有将苦难铺垫得足够深，英雄主义的高度与强度才得以彰显。这批文稿则显示出作者们在叙述视角与观念上的同步——只有平视苦难，既不沉溺惨象也不夸张拔高，从文本表层到思想内核都展现出自强自信的精神向度，才能实现对历史的深刻内化，再进而达成对现实的观照与超越性体悟。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上看，英雄叙事的功能与责任也非一成不变，而有着非常清晰的跟进轨迹与内涵延伸。延安时期到建国后十七年的英雄叙事，正因其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战斗意识，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血脉相连，发挥了广泛传播先进思想、深入培塑理想信念、弘扬民族伟大精神、记录国家独立自强的壮阔征程等重要作用。 尤其是建国初期，战争虽已结束，但英雄叙事所担负的责任反而变得更为紧要，那就是帮助党领导下的崭新中国作为政治与文化主体建构起一个强固的历史语境与精神图谱，这个语境与图谱实质上包 纳了整个新中国的诞生与之后的建设发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套话语机制逐步因过于僵化而遭瓦解，但与此同时，新时期的英雄叙事却久未寻找到一个更有活力的姿态，也未曾集结为能够与当下语境相适配、甚或可以起到定向和引领作用的崇高美学。 那么《文库》是否有望达成这一期望？在共产党百年华诞这个节点过去之后，它是否还会通过后续更多作品的出版，最终在当代文学英雄叙事的版图中标定出一个光辉的坐标？ 毕竟，如果“将文学看做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千姿百态的英雄叙事终将归入人民所创造的历史洪流，那么，我们的期望就应当超越文学的层面，也超越纪实或述史的层面，而是从党的文艺战线层面、从更长远与更宏大的追求层面，去定位“人民英雄”叙事，去试图追问，这种崇高的理想抱负和精神的超越性最终要如何实现、如何抵达，并且，再尽力以话语实践去回答这种追问。 这是新时代的人民英雄叙事，是依托于新的时代背景、时代命题和时代走向所展开的，艰难而必要的尝试。 作者:杨靖媛
（原刊于《军事文化研究》，2022年第1卷，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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