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老张
我的大学同窗G,不抽烟不喝酒,最大嗜好是买书。有一次,我们陪同历史系教授张广智老师到访G的崇明别墅,一进门,书卷气就扑面而来:哈!这哪是住宅呀,简直就是小型图书馆!张老师是世界史研究大家,他仔细察看了G收藏的世界史类图书:“嗯,这些书,连我们历史系资料室都没有!”我也喜欢买书,但与G比起来,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类,要被甩几条马路。
记得我最早零星买书,是在读小学时。我家附近的双阳路上,开过一家小书亭。一开间门面、三尺柜台,柜台后常年坐着一位老营业员,满口宁波官话。每次新书一到,“老宁波”就会把书名写在门口黑板上。那一次,听说连环画《保尔·柯察金》到货了,我怀揣母亲给的零花钱,直奔书亭。先看黑板,没见书名,便盯着柜台后面的书架仔细寻找,终于找到了,忙请“老宁波”取出。付款时,我怯生生地问:“老伯伯,这本书为什么不写在黑板上呢?”“老宁波”白了我一眼,“格是活要靠斗锣嘞(宁波话:那是还要敲大锣哩)!”他的揶揄之言,让我记忆犹新。
我真正“批量”买书,始于读复旦以后。我和G都是“应届生”,“历届生”曹景行与我们同住一个寝室。老曹比我们大十来岁,他是班长,也是买书的“带头大哥”。他是带薪入学的,每月有四十几元工资,买起书来,毫不吝啬。每个周日晚返校,他就会拎来一大网线袋新书。与老曹一比,我们望尘莫及,但耳濡目染、近朱者赤,他立的“标杆”,我和G都努力追赶过。他买《世界史纲》,我们跟着买;他买《基督山伯爵》,我们也跟着买;他每天通读《资治通鉴》,我们一咬牙,也买来一套通读……今天想来,《资治通鉴》是我当年买的最“奢侈”的书,一共花费三十元钱,那是我三个月的饭钱!老曹闻之,鼓励我:“嗨,你到了我这个年龄,藏书一定和我一样多!”然而,我买书藏书,从来也没赶上过老曹,就像骑自行车的想追“兰博基尼”,再气喘吁吁、奋力拼搏,也要败下阵来……每念及此,难免沮丧。倒是G,自那时起,买书风驰电掣、藏书锲而不舍,一路狂飙,后来终于可与老曹并驾齐驱了!
经常有人问,你们买的书,都读过吗?这倒未必。拥有数万册藏书的G说:“我当然不可能统统通读,但是,我买的每本书,大体内容都了然于胸。我知道,哪些书要先读,哪些书可以将来读;哪些书要精读,哪些书可以做工具书。”对此,我颇以为然。我的习惯是,一买到书,就先读前言后记。前几天,我与中文系教授吴中杰老师聊天,他说赵景深先生当年在北新书局编书时,每天要看大量书稿,看不过来怎么办呢?就采取两种方法:对于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名家书稿,收到后他不看稿子就发排,最后只看看校样;对于外来投稿,他先看开头和结尾,感觉不错,再看全文,没有苗头的,干脆扔进纸篓。赵先生总结说,这叫“红烧头尾”……这样看来,我之“先读前言后记”,是不是也算“红烧头尾”呢?
近年来,我买书已相当克制。过去是家徒四壁,现在是四壁皆书,家里已难以多放一个书橱了。前一阵看到网传,说是一位爱书长者去世后,留下大量图书等待处理,背脊不禁冷汗直冒……
唉,今天,是买书,还是不买书?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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