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书经眼录》为江南著名古旧书经营者严宝善先生所作。
严先生是浙江杭州人，出生于1923年，逝于2002年。其父严子厚为民国时期藏书家，藏书数万卷，其中不乏各种珍本、善本。正是由于家学渊源，严先生自幼耳濡目染，再加之刻苦学习，成年后精通版本、目录、校勘、鉴定之学，并在杭州开设宝贻斋经营古旧书刊。1958年，宝贻斋通过公私合营并入杭州古籍书店，严先生也随之进入书店并一直工作至退休。
正是这种长期浸淫于古书之中的生活与经历，让他经眼了无数典籍，过目了无数善本，从而沉淀并积累下了极为丰厚的资料，为《贩书经眼录》的写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贩书经眼录》初完成于1966年，但是未及出版，便遭遇“文革”十年，待拨乱反正后，严先生再次对原稿进行修订、补充，1994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十四卷，分为经部一卷，收书53种；史部两卷，收书195种；子部两卷，收书196种；集部四卷，收书302种；历史资料三卷，收书（资料）135种；革命书刊及进步书刊一卷，收书49种；附录一卷，收书（资料）39种，共计收书（资料）969种，涵盖了元代至民国期间不同的刻本、活字本、套印本、稿本、抄本、批校本、文档资料、印刷品、出版物以及日本、朝鲜等国的刻本、活字本等。先生自我解释道：“录中各书，原以1965年之前经眼者为界，以后所见，别为续录、补遗。在付印前，重加整理，有感于分段编目，查验不便，今统按类编入。”由此可见，书中所收基本上涵盖了严先生毕生经眼的珍善本与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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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完好的稿本
近闻，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在杭州从民间征集到《贩书经眼录》稿本三册，便前往观之。
《贩书经眼录》稿本共计三册，第一册为《贩书经眼录卷一·经部》，计43页；第二册为《贩书经眼录卷二·史部上》，计110页；第三册为《贩书经眼录卷三·史部下》，计94页，三册共计247页。稿本所用纸张大多为红格稿纸，上面印有“杭州古旧书店稿纸”8字，间有少量未印有字的蓝格稿纸。每页稿纸按顺序粘贴于白纸之上（其中卷二第20页与第21页相互装错），在天头处打眼装订成册，外面再附以仿宋锦包封的硬卡纸书衣。稿中文字均用硬笔书写，字体极为秀丽。其中部分页面字里行间有修订、增补、校改等，可见在撰写过程中曾经有过多次增删。笔者询问严宝善之孙严晨先生，经他确认，此即为严宝善先生亲笔所书《贩书经眼录》稿本无疑。
笔者将稿本与出版本细细校对，发现亦有不同，举例如下：
例1：稿本卷一第一部书名为“明弘治本《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出版本则将此书排序于同卷第三的位置，名称亦有所不同，为“明弘治刻本《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纲领一卷朱子图说一卷”。由此可见出版本所收之书多于稿本，这恰恰印证了此稿本应是1966年完成的初稿本，而出版本则是依据严先生10余年后再次补充、重加整理后的本子所印。
例2：稿本卷二第一部书名为“临钱警石校本《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出版本与稿本完全相同，但内容却有所不同，如稿本中所记“检近印之《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载有清顺治重修毛本《史记》十册，有钱泰吉校并跋，疑即振声迻校所据之本。又《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载有明万历本《史记评林》，钱泰吉朱墨校并跋，疑即海宁藏家藏本，则钱泰吉手校有两本存世矣”句在出版本中全部删除。例3：稿本卷三第一部书名为“明万寿堂刻本《大明一统志》九十卷”，出版本与稿本完全相同，但内容亦有所不同，稿本中所记“此书另有明天顺五年内府刻大字本、弘治刘洪慎独斋刻本、嘉靖二十八年杨氏归仁斋刻本及万历十六年补刻本”等数十字均未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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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书经眼录》的特点与价值
读《贩书经眼录》，虽深感严先生所收古籍数量无法与孙殿起先生所著《贩书偶记》、雷梦水先生所著《贩书偶记续编》相比拟，但所收类别更广泛，所记内容更丰富，版本考据更精准。如书中所记除去书名、卷数、作者、刊刻年代、部册、行款等外，还记有批校、跋文、印章、考证以及该书的最终归宿等。如明弘治刊本《周易传义大全》，严先生在略述卷数、作者、行款以及“今归四川省图书馆藏”后，再详记考证之经过，言：“是本王重民《提要》作十二行二十二字，与拙记二十三字有异。余恐有笔误，特函请四川省馆特藏部同志核对。旋接复示，并附书影两张，注云：'此书序大小字俱顶格为二十三字。依序则为二十三字，依卷端（即卷一）则为二十二字。按惯例应依卷端计算。’案此本卷一正文为二十二字，上空一格；大题顶格起则为二十三字，故二说并存于此。”（此依稿本所录，与出版本稍有不同）由此可见，严先生著书考据之缜密。
此稿本虽仅存三卷，但已涵盖“四部”中之经部与史部，可谓精华尚存。在历经数十年岁月后，稿本仍保存完好且一页未失，实为不易也。今天，通过此稿本，我们不仅能更全面地了解严先生数十年前写作之经过，还可知其写作中的多次考证与校改、修订，更可知其平生对过眼书刊的重视与执着。故此本即是众多书目中存世不多的稿本，也不失为是一件印证贩书人最为珍贵的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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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先生的交情与遗憾
我与严先生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末。那年我去杭州征集拍品，来到收藏品交易市场内宝贻斋门前时，只见房门紧闭，“铁将军”把门，严先生未在店堂内。拨打先生电话，告知：“稍等，我马上到。”随后没过多少时间，只见远处驶来一辆人力三轮车，车上坐着的正是略显瘦小的严先生。先生下车，首先表示歉意，随后打开店门让我进入。店堂并不大，门口摆放着一个玻璃柜，后面则是书架。书架上陈列的图书中既有旧书，也有古书。坐下略过寒暄后，只见他从书架下面的柜子里拿出来几部早已为我准备好的书。随后，经过简短协商，便签署了委托拍卖协议书，看来严先生对拍卖程序是十分清楚的。其间，严先生的手机铃声响了，只见他从口袋中掏出一部小巧的手机与对方通话。那时，手机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持有的人很少，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又去过杭州数次，但凡有时间就到宝贻斋去看望一下严先生，聊聊天，顺便征集一些拍品。
2002年的一天，忽从朋友处得知严先生已然去世多日了，让我深感震惊的同时，也为没能当面向先生表示敬意而深感遗憾。此次见到《贩书经眼录》稿本，颇有见字如面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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