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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责怪妻子出轨的男人

邋里邋遢的宝梁在火车站倒票赚钱,每天在围墙上飞檐走壁,从未失手。他妻子出轨之后,宝梁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从围墙上掉下来摔断了腿。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65 个故事 

 

我小时候住在火车站旁边,沿着月台砌起的一道长红砖墙把居民区和铁轨分隔开来。墙西面成了一个小小的三岔口,奶奶在三角的尖尖上开了一家小卖部,周围胡同里的大人小孩都来买东西聊闲天。宝梁紧挨着我家后院住,也来得最勤快。

那时候年纪小,空闲时候多,一天有大半时间我都坐在小卖部正中间的藤椅上看电视。宝梁不像别人一样,每天朝九晚五上班,常常是上午日头高升的九、十点钟,悠悠闲闲地掀开透明塑胶门帘走进来,脚底下的黑色千层底踢嗒踢嗒的。

“叫舅爷!”

他岁数正好卡在两辈人正中间,见到我奶奶就嬉皮笑脸地叫三姐。要是我奶奶不在,他就让我叫他舅爷。

“不叫!”

宝梁又说:“你叫不叫?不叫我以后不让你打游戏机。”

宝梁家有一个小霸王学习机,我经常跑去他家打游戏,回家的时候粘上一身他家京巴狗的白毛。

“舅爷。”我小声嘟囔了一句。

“哎!这就对了,来,给舅爷把起子递过来。”说着他就轻车熟路地从啤酒箱子里抽出一瓶绿莹莹的燕京,接过起子“呲”的一声撬开瓶盖,翻过来看看里面。

“给你,小子。”他把瓶盖朝我扔过来。那时候的燕京还有抽奖活动,有的瓶盖里会印上一毛或者两毛的蓝字。宝梁扬起下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溢出的啤酒会顺着他短而卷曲的络腮胡子流下几滴来,黢黑的脖子上喉结一鼓一鼓的。

“今天有车票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宝梁不说话,弯腰站起来,手顺着后腰摸进脏兮兮的短裤屁兜,抽出一张粉红色的纸片,稳稳地拍在玻璃柜台上。我从藤椅上跳起来,把车票放在手心里仔细看。这张车票的出发站是三门峡,印着这个地名的车票我还没有见过。

我颠过来倒过去摆弄车票的时候,宝梁就在旁边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喝啤酒,过一会儿说:“行了行了,快收起来吧,看起来没完了还。”

宝梁的营生和火车站有关,用他的话来说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火车站就围着火车转”。他算半个黄牛,当然也不全做这个,几个车次的垃圾和剩饭都归他管。他去月台上从来不走正路,而是从红砖墙上生生翻过去,然后像走平衡木一样在墙头上闲庭信步一段儿,又俏皮又稳当。

每天下午一点,宝梁固定要去站台上收垃圾倒车票,我坐在院子里写作业的时候,总能看见宝梁把几大包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的东西从墙头扔到地上,发出噗的一声,掀起一片尘土。他岔开腿坐在最高处,从口袋里摸出一盒挤扁的软包红梅,抽出一根叼在嘴里。他慢慢把烟吸完,再翻身跳下墙。跳下来之前他总会瞅我一眼,笑嘻嘻地喊一句“好好写作业”,我甩他一个白眼,等再抬头的时候,他早就没影儿了。

那段时间电视上正在播《燕子李三》,我总觉得他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个李三那么厉害。

宝梁平时胡子拉碴,邋里邋遢,脚底下布鞋拖地的声音让人心烦,可他答应我的车票从来没跑过。有一回我俩坐在小卖部里,我跟宝梁说我还没有坐过火车,哪儿都没去过。

“你以后大了就能坐火车到别的地方去了,没准儿远到要坐卧铺呢。”

我在脑海里想了想,我没坐过火车,更别说在火车上躺下睡觉了。

“你想要车票不?”宝梁嘬了口烟问我。

“什么车票?”

“就是全国各地到咱这儿的车票啊。咱离北京近,车多,到的地方也多。你要是想要,我在站上收到车票就给你留着。”

我用力地点点头。从此以后,宝梁每星期都给我一张车票,我一张张都塞进相册里,放在相片的背面。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一个相册都用完了,这件事儿也从来没断过。

直到有一天,有人隔着柜台探过身来,像是传送机密一样对奶奶说了几句话,虽然声音很小但也足够我听清楚了。她们说,宝梁的媳妇大萍和老二好了。 

老二住在胡同里边,高大的身躯像一只沉默的白熊。他爸老老实实在机务段上工作了一辈子,老二赶上接班的尾巴,每天在车站上晃晃悠悠。宝梁之所以能在车站上混,全拜当初老二介绍,把几条软中华送出去,才商量好每月的份钱。可在外人看来,他们两个不很相熟,也就是一起抽根烟的交情。每次在小卖部里遇到,宝梁总是热络地抽出一根烟说,来一根?老二摆摆手,抽出自己的一根递给宝梁说:“还是来我这个吧。”

那周我坐在小卖部,心里一直打鼓,希望宝梁能照常来给我送车票,也希望他不要和老二遇到。溜溜等了五天,到星期日的上午我都已经绝望了。夏天的午后闷热且聒噪,我百无聊赖地喝着汽水,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

宝梁来了。这回他没让我叫他舅爷,而是直接掀开冰柜拿出一瓶冰镇啤酒,把瓶盖边沿放在窗台上拍开,仰脖儿喝起来。突然见到一直盼望的人让我既开心又紧张,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大萍出轨的事情。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放松,不让他发现任何异样。同样,因为获悉了秘密,我不好意思主动向他问起车票的事情。在平时,我迫不及待的样子总要被宝梁假装嫌弃。

“不要车票了?”宝梁放下瓶子盯着我。

“要啊。”我赶紧说,“谁知道你这星期来得这么晚,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来,过来,让你看看这个。”他把手伸过来。

我盯着那张票,是从武汉发车的,终点站却是北京。我很少收到终点站不是本地的车票,这让我很开心。

“这是谁的票?他为什么没有坐到北京呢?”我问道。

“也许他买不着到这儿的票,也许是他突然改主意了,谁知道呢。”宝梁说。

我把车票展平放在玻璃柜台上面,扭头看看墙上的地图,盘算着从武汉到北京有多远。

在那之后,老二消失掉,宝梁出现的次数也变少了,可每周还是会来给我送车票。车票越来越多,我想着要是有一天都收集完了会怎么样。一次我问宝梁最近在干嘛,他抓了抓又乱又黑的头发,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挣钱呢。

一天我路过他家门口,看见大萍坐在胡同公用水龙头前,把空瓶一个个从黑色塑料袋里抓出来,放在龙头下冲一下,再灌满水,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机械且高效。大萍只用一个小时就灌满一大袋瓶子。

“你这没事儿?你看这瓶盖都没拧死,一看就让人打开过。”我问。

“我就卖五毛啊。”宝梁站在墙头,还是笑嘻嘻的。

“人家一块买的是矿泉水,你这五毛是自来水啊。”

“哪儿有什么矿泉水,都是胡说八道。何况我就卖五毛钱。”

大萍把装满矿泉水的黑色塑料袋用力甩上去,宝梁一弯腰稳稳接住,要知道墙头的宽度只有一搾长。两个人默契十足,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对我喊一声“走了”,就跳到了月台上。

宝梁的背心长时间保持一种不干不净的观感,人也变得更黑了——想必是在站台上长时间的奔波导致。我看他现在这样忙忙碌碌,不再像之前那样不着调,每天挣够就来店里喝啤酒闲扯淡,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有多一点钱能给大萍买两件新衣服固然是好,可当时的我还是希望他能天天吊儿郎当地和我开玩笑,让我把开瓶器扔给他。

没过多久,宝梁从墙上摔了下来,小腿断了,裹上的石膏让他头一次变得寸步难行,像只断翅的麻雀。平素矫健的宝梁很快就适应了双拐走路的模式,于是重回到每天晃晃悠悠来小卖部的生活。医生不让喝酒,他就用花生米来代替。我问他难道不是越吃花生米越想喝酒吗,他不置可否,只是一颗颗放进嘴里。


图 | 火车站重建,附近的居民需要搬迁

胡同里除了空气还有风言风语,有人说宝梁是因为受不了大萍出轨,想不开从墙上跳下来。事实上我也觉得奇怪,客观说宝梁的身手可以算得上半只猴子,这么多年我甚至没有见他脚底下打过一次滑。

有些事情,除非你故意为之,不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我看来这就算一件。我当然不会问个究竟,宝梁愿意坐下来慢慢吃花生米就是好的,唯一不好的是,他没法给我带车票回来了。

吃完一袋花生米,宝梁抹抹手。我在看武侠电视剧,他突然说话了。

“哎,这夏天打石膏真难受,痒痒的不行,真想把它砸开。”说着他把一条坚硬的白腿慢慢搭到柜台上。

“你知道我怎么摔下来的吗?”宝梁突然主动问我。

“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那天我在站台上卖水,就是我自己灌的那些水,我之前都跟那帮小子打了招呼的,烟酒都送了,谁知道突然来了几个大盖帽朝我跑。盛水的篮子让他们踹飞了,我看这几个人不是善茬,就赶紧往回跑。刚翻到墙头上,他们几个就追了过来。我他妈的脚下一软就摔了下来。哎,点背。”

“那你以后小心点哦。”我安慰他道。

“这段时间没发给你带车票了,回头补给你。”

“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主动和我讲这些,只好开了一瓶北冰洋给他。

夏天远未结束,老二在消失了很久之后出现,照例买了一包银钻,出门坐在小卖部门口的象棋桌前面替手。棋子是干裂的木头,大字上的红绿油漆都被摩挲掉了。一次,后街那个手劲十足的胖子直接把“炮”给摔成两半。老二的烟灰掉在棋盘上一动不动,我小,不太懂,只是觉得沉闷,不像别人每次落子都带着响亮的“操”。

看棋的人群一阵涌动然后分开,是宝梁来了。他撑起一根拐指着棋盘问另一个人:“你这车是不是没轱辘?”就像四大恶人里的段延庆一样。

“起来起来起来,快点儿。”宝梁连笑带唬,老头儿悻悻地站到一边。大家都知道他混不吝。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出手变得很快。宝梁每下一个子,都高高举起重重拍下,震得烟灰向小蚂蚁一样滚动。几分钟过去,老二的老将疲于招架,一个炮漫无目的地游走,可以看出来大概是宝梁要赢了。

宝梁按下最后一个子的同时抬起头,大喊了一声“操你妈的”,脸上的表情不好形容。一圈人愣住了,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扔给谁的。

几秒的沉默,老二忍不住,一下扑了上来。

打架在这片胡同里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不平常的是贴在墙上的动迁通知。因为火车站要推倒重盖,居民区需要迁移,之前看起来像是要永远延续下去的生活被瞬间打破。人群如猢狲散去,来买啤酒和洗发香波的人都少了。有一天我从这里出门去上学,放学直接回到了新家。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告别,而我也没有再遇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人。

一次和奶奶聊天,从一个刚去世的旧邻居聊到了宝梁。奶奶叹了一口气,说:“宝梁不容易。”

我没说话,等着奶奶继续说下去。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更多的事情可以被谈论。

“宝梁的媳妇,大萍,你还记得吗?她跟胡同里的老二好过。宝梁承包的那几个车次,每天下午一点就开始到站,晚点也不过二三十分钟。那天不知道怎么了,有一趟车一直晚点未定,这种事儿少见,宝梁就提早回家了,结果打开门看见两个人躺在一块。当时也没动手,只是大萍一直哭,哭得前后院都听得清清楚楚。

“宝梁在站台上越来越憋气,不干又不行,只能挨着。你不知道,有人说宝梁从墙上翻下来摔断腿,就是老二叫人找的茬。还有人说是他自己跳的。宝梁这小子,平时着三不着两,其实挺靠谱的。”

我说:“对,可大萍又是为什么呢。”

“不知道。还有人说是老二要断宝梁的财路转包给别人,大萍才答应的。可我看不至于,这种事情谁会往外说?话说回来,你以为倒票这活儿轻省呢?每天风吹日晒的。还有他收垃圾和剩饭,真挺苦的。发生这种事情,劝都不好劝。”奶奶又叹了口气,搓着双手慢慢悠悠地感叹起生活的艰难。

宝梁和大萍在动迁之初早早搬走,听说现在在远郊养猪养得热火朝天。这是一个普通人对自己生活的短暂失控并最终回归正轨的故事,假如不是奶奶提起,我都要忘了,更不会补全未知的部分。

这件事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宝梁不再给我送火车票。在那之后,我很快就丧失了这个爱好。



作者谢昊,现为研究生

编辑 | 马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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