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师
见着五六岁的孩子，大人们总喜欢逗他一句，问他哪天“穿鼻”。这是
把他比作小牛儿，穿他的鼻是送他上学。但说话的人常故意照着字面解释，
仿佛私塾里的先生真有那么一根绳子，可以穿过顽皮的孩子的鼻孔，拴在书
桌的腿上，象牧人把牵牛的绳子拴在树桩上。
这自然只能用来逗那些还没有上学的孩子。上过学的孩子都知道第一次
进私塾的曲礼不过择一个吉日，由大人带着他和香烛和贽见礼到学堂里去，
向那帖在墙的红纸写的“至圣先师香位”，也向那先生，磕两个头。香烛是
敬神之物；贽见礼是钱，敬先生的；
至于学堂，虽然叫起来很响亮，不过一间大屋而已。这样就开始读书了，
没有星期日，也没有国庆和国耻等假日。在我们乡下这叫做“发蒙”。
除了一些单调的不合理的功课，私塾里还施行的体罚。它的名目很多，
最普通的是罚跪，打手心，打屁股，敲脑袋，揪耳朵。最普通的工具是先生
的手和竹板子。中国大概是一个尚刑之国，从衙门到土匪到旧日的家庭和私
塾都很讲究用刑。当小孩的常会听见一句大人们的口头语，“黄荆棍子出好
人”。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某一位老先生有一个很愚蠢的儿子，他亲自
教他读书。有一天他气极了，用棍在屋里追着打他。那可怜的孩子想从门里
逃出去的时候，他用棍子横着拦阻，但那孩子竟突然弯腰从棍子下面逃出去
了。于是那位老先生十分惊异，欢喜，认为他那个儿子并不愚蠢。以后更勤
苦地教他，结果那孩子也考取了和他一样的功名。也许我们觉得这位老先生
很可笑吧。然而在旧日的家庭里，体罚就是一种教育。至于私塾先生，有许
多是以严酷出名的，几乎越会打学生便越有人聘请。把一个孩子放在那种环
境里，真是穿了他精神上的鼻子了。
但我在私塾里却没有挨过一次打，我从过的几位先生不是很老迈就是很
善良。
我的发蒙先生是一个老得不喜欢走动说话的老头儿。岁月已压弯曲了他
的背。他会用一个龟壳和几个铜钱卜卦。我曾听见过他卜卦时的祝祠，从文
王、周公、孔子一直信念到他的一位远祖。他那位远祖曾穷一生的精力著一
部易经注解。由于那部书他才成了一名秀才，而且他的生平才有了一件众人
皆知的大事：他曾到京城去献过那部书。
那时候从我们家乡到北京，没有汽船，没有铁路，是一半年的旅程。他
沿途的经历是一些什么情形呢，可惜我没有听过他亲自的叙述，只是从大人
们的口中，简略地知道他千辛万苦，终于到了京城，但又因为穷，那部书终
于没有被皇帝亲眼见到。据说皇帝是不看刻印的书籍的，一定要翰林们抄写
出来才能进呈，他既然很贫穷，哪能买通大臣或者请求翰林们呢。不过这一
趟辛苦也并非完全白费，他那位远祖进了县里的乡贤祠，而他自己也落了一
名恩赐秀才。这和他的希望似乎差得很远。所以这件大事又成了他生平的憾
事。
而且，从此他有半疯狂的精神状态。据说他看见了穿红衣服的女子便会
疯疯癫癫，胡言乱语，说她就是他年轻时在京城里遇见过的那位宰相家的小
姐。他在京城由献书而郁郁不得意的时候，有一个夜里邻家忽然失了火，他
在红色的火光中看见了一位年轻的女郎，从此他记忆里遂刻画着那么一个女
子，并且和他幻想里的宰相家的小姐合而为一了。
人们都窃笑他，只要说到他这个故事。但我一点也记不起他有过什么疯
狂的举动或者什么异乎常人的地方。我那时才六七岁。
他教我的期间很短，大概不过一年。以后他到哪儿去了呢，在什么时候
他才结束了他困顿的一生呢，无人说起。我十几岁时听说他的孙子已在当私
塾先生了。也许他已埋葬了好几年了。在家藏的旧书箱里还有着半本他抄写
来给我读的唐诗，我翻开了它，看着那些苍老的蜷曲的字便想起他向前俯驼
的背。
我的第二个先生虽不更年老却更善良。这是在外祖母家里了。一片黄铜
色的阳光铺在剥落在粉墙上。静静的庭院和迟缓的光阴。学堂门外立着一些
蜜蜂桶，成天听得见那种营营的飞鸣声。
在这样一个私塾里我已记不清读了一些什么书了，似乎玩的时间比做功
课的时间更多。
先生善良得象一个老保姆，大的学生简直有点儿欺侮他，小的学生也毫
不畏惧，常常在晚上要求他讲故事。他曾讲述许多故事。我现在还记得一个
关于孝子的，说从前有一位孝子，他的母亲病了，梦见神告诉他，要用雷公
的胆做药才能医治好；他苦思了很久，居然想出一条妙计， 把雷公从天上引
诱下来了，擒住了。这类简单的荒诞的故事曾多么迷惑人呵。现在我已无法
想象在那生命之清晨，人的心灵是多么容易对人间的东西开放 。
后来，这个私塾迁移地址了，从那古老的坐宅里搬到一所蹲在山脚下的
祠堂里。周围是很荒芜。我每次一个人走出门外便提心吊胆，怕在那草丛里
看见两头蛇。乡间传说看见了两头蛇是很不祥的，回家便会害大病，不死也
要脱一层皮。我也曾在书上读到那个两千年前的故事：楚国孙叔敖有一天出
外锄地，看见了两头蛇，他马上用锄头打死了，埋在土中，他怕别人看见了
也要遭受不幸；回家后他向着他的母亲哭，从头至尾说了这件不祥的遭遇；
他的母亲却说他不会死，因为他在那时候还想到别人；后来他竟做了楚国的
宰相。说来很是惭愧，那时候我竟那样怯懦，一点儿没想到效法那位古代贤
人，只是准备见着两头蛇便马上应用一种乡下人的方法，把裤腰带解下来拴
在身边的一棵树上。据说那就可以使那棵树代人受灾，渐渐衰萎以至枯死。
我的那些比我大几岁的舅舅，也就是我的同学，却比较生性豪放。他们
常常斗鸡，斗蟋蟀。两只雄鸡对立在石板铺成的大院子里，颈间的羽毛因发
怒而竖立，而成为一个美丽的领环，象两个骄傲的勇敢的将军。在这样对峙
比势之后，它们猛烈地奔上前去，猛烈地战斗起来了，互相残忍地用角质的
尖嘴啄着对方头顶上的红色肉冠，一直到彼此都肉破血流，那光荣的冠冕凋
残得如一朵萎谢的花，自甘败北的一只才畏缩地退到后方去。有时战斗得很
长久，有时退却之后又重新猛烈地攻击起来，仿佛至死不肯认输，必得两方
的主人亲自去解开。
我也常是这种决斗的观众之一，但并不感到快乐。似乎也曾疑惑过为什
么两只毫无仇怨的雄鸡，仅仅受了主人的嗾使，就会那样拼命地残杀起来。
那时我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不知很多动物都有好斗的天性。
至于蟋蟀那样渺小的东西也那样善斗，却是很使我惊异的。
它们在草丛中唱着多么好听的歌呵。我和我那些舅舅便追踪着那歌声去
捕捉它们。
对于这些课外活动，我们的先生毫不阻止，有时还和我们一块儿散步在
那有蟋蟀歌唱的草野间。
离开家乡到外省去居住的日子来了。我辍学三年。等到重进私塾时，我
那些背诵得很熟的经书几乎全忘了。
又是一个善良的先生。他并不十分衰老，但也总是不走动，不说话。人
们都说他有点儿迂。关于他简直没什么事情可以叙述，他是那样呆板，那样
平庸，使我过了两年很沉闷的日子。后来听说他也疯了。
我最后的私塾先生从前曾教过我父亲和叔父们。他年轻时候是很厉害
的。有一次他在某家教书，常常打得学生的脑袋发肿，惹得当母亲的忍不住
出言语了，说孩子可以打但不应打头部。从此不知他是赌气吗还是什么，再
也不打学生了。但在我家里教书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孙子，有时为着书没有读
熟，有时为着替他取开水回来迟了，他还是残酷地鞭打着他。那简直是一幅
地狱里的景象：他右手执着长长的竹板子，脸因盛怒而变成狰狞可怕了；当
他咬紧牙齿，用力挥下他的板子，那孩子本能地弯起手臂来遮护头部，板子
就落在那瘦瘦的手指上；孩子呜咽着，颤抖着，不敢躲避，他却继续乱挥着
板子，一直打到破裂或折断。
每当这样的暴风雨来临，我总是很不安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能漠视
无睹，又不能讲出一句求情的话。我并不是怕他迁怒于我，我知道那是不会
的。他常常向我的祖父和父亲夸奖我，对于我他总是温和的，连轻微的责骂
也不曾有过。但我看见一个人用他的手那样残酷地鞭打着别人，我在衷心里
感到那是十分可怕的，十分丑恶，仿佛他突然变成一匹食肉类的野兽。
他身材高高的，脸色发黑，本来就不使人感到可亲近。
他读过的书很少。他只称赞两部书：《诗经》和《左传》。他老是重复
地拖起腔调读那两部书。而我那时候仿佛心灵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在家藏的
旧书箱里翻出许多书籍，狂热地阅读着，象一个饥饿的人找寻食物。
我实在暗暗地很不佩服我那位先生。
直到一件小事变发生后我才窥见了他生活的悲惨，并且似乎懂得了他那
样折磨着他的孙子是一种情感的发泄。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我们正在大声
地读着书，他突然象受了暴病的袭击似地倒在床上，呻吟着，喘息着，仿佛
在和死神挣扎；最后口吐白沫，昏迷过去了。这时大人们也来了。在一阵忙
乱惊惶之后，才知道他是发了烟瘾。以前谁也不曾想到他吸鸦片。我祖父很
憎恶吸鸦片的人，他到我家来后一直是偷偷地和着开水吞食烟丸子。这天他
的孙子去替他取开水，故意很迟才回来，他的瘾又很大，所以这样厉害地发
作起来了。
我十五岁才进学校。永别了私塾。在人群中我仍然是一个孤僻的孩子，
带着一分儿早熟的忧郁，因为这些阴暗的悠长的岁月的影子是这样严重，没
有什么手指能从我心上抹去。
假若我有另外一个童年我准会快乐点。
然而在乡下，我这上学的经历还成了一种被仿效的教育方法，我的一位
叔父也要关闭他的孩子们在私塾里，到十五岁才让他们进学校。
（原载《还乡记》，1943 年 2 月，桂林工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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