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世界上所有的家乡一样，高密特有的乡土气息赋予她子民的特质，莫言一样也不少
1986年春节，在外学习的莫言坐着绿皮火车返家探亲。清晨的火车站上，长街黑暗无行人，只有站台的小店铺，在浓稠的冷意里冒着热气。小店窗口上，摆着一个破旧的录音机，慢悠悠旋转的磁带里，正飘出咿咿呀呀的苦曲，这是家乡高密独有的一种声音，叫茂腔。当乡音拉长委婉曲折的触角探碰到这颗游子之心的那一瞬间，年轻的脸庞早已是一片大雨滂沱——他忍不住哭出声来。这也许就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故乡原来是一种如此纠结的悖论。从前惟愿坐着火车离这片土地越远越好，而如今，却禁不住乡意哪怕是一丁点的召唤。
高密，这片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又何曾想过，几十年之后，会因为这个沉默善感的年轻人的叙述，从而扩展成为世界性的舞台，成为文学世界里，一方永恒神秘的王国。
而同世界上所有的家乡一样，高密特有的乡土气息赋予她子民的特质，莫言一样也不少。
苦难又诗意的童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岁月里，高密东北乡一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乡亲们面向黄土背朝天，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刨食，从来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粮”。虽然生活如此艰难困苦，但朴实的高密乡民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原因是人们对于一条河流的热爱。这条河流名叫胶河，是高密的母亲河。因平原大地地势低洼，每逢汛期，上游气势汹涌的河水便会冲破河堤漫过平原，素有“十年倒有九年涝”之说。但老辈人却澄清说“十年九不收，收了吃十秋”。的确，每逢胶河发大水，河水便会从上游裹挟着大量腐殖质和泥沙，把地里淤上一层厚厚的肥泥，这种天然的便利能免去施肥的劳作之苦。更何况胶河水清澈甘甜，鱼鳖虾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这条胶河成了乡民的财富。
千百年来胶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承载人民的爱戴却无人有能力为其书写歌颂，直到1955年，胶河南岸一个叫平安庄的村子里，诞生了一个注定会受苦受难的孩子。在那个年月里出生的孩子，从意识之初，便是被饥饿驱赶。
1960年秋，饿殍遍野。6岁的男孩放学回家，看到母亲坐在一棵美丽的梨树下，用洗衣棒槌反复地捶打着野菜。这是他们一家的口粮。他闻到绿色汁液的辛辣，听到木击的沉闷，心里一阵阵紧缩。从出生那天起，寻找食物成了最重要的事情。荒芜的田野里，能吃的都被挖没了，他就挖一种叶子边缘有毛，味道发苦的叫“齐齐毛”的野菜。而吃进肚子里的食物，最后往往会造成消化不良的反应，所以如厕就成了一段异常困难又冗长的过程。
一天，他盯着地上的蚂蚁出神，扳着茅坑上的木橛子摇晃着，来给如厕的片刻里制造打发时间的乐趣，可是年久的木橛子却在茅坑沿边松动，腐烂的下半截在一瞬间断裂。男孩“噗通”一声掉了进去。茅坑里的草木灰和蛆虫正一边震荡着一边愈合拢。恰好大哥发现得早，闻声赶了过去。那天的小莫言像做梦一样，糊里糊涂被哥哥从茅坑里提了起来，没过多久，他就被一片滚烫的胶河之水包围了，天上的烈阳金子般砸在脸上，他同水里的鱼一样都热昏了头，空气里到处都是好闻的肥皂的味道。幸福的时刻来得这样恰好，他重获新生一样热爱这种气味。这次惊险之后，他对气味和色彩的敏感力，一下子被激发出来。后来，在一次题为《小说的气味》的演讲中，莫言就说道：“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寻找故乡的过程。”
明晃晃胶河水流淌，荡悠悠日月星穿梭。男孩就这样一天天成长着，也会为了一片地瓜干与堂姐争得面红耳赤，也会被半麻袋稀有的豆饼折磨得夜不能寐。饥饿除了给了他寻觅食物时敏锐的嗅觉和洞察力之外，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仿佛这一切只需要他经历即可。谁也说不出岁月背后的深意。其实，他是在变化着的，并渐渐靠近自己的趋向。
慈祥的奶奶告诉他，正冲着袁家胡同的河水突兀地里，是一个圆圆的幽深的水湾，那里，一直是村里生出许多神异故事的地方。有一天晚上，湾里升上来一朵荷花，荷花上摆一桌酒席，好多眉目不清的人正在推杯换盏，杯盘叮当。男孩闭着眼睛，心里是一片烟雾缭绕的圣境，自己如同亲历者一样为想象中的神奇发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由是诞生了，谁也不会控制意识的飞奔。他从此迷上了听故事，从大爷爷、爷爷、爸爸那里以及村里任何他能搜到故事的地方，他都会去听，去肆意地想象。
袁家胡同南头的生产队里，那时候有一台大碾，母亲为了全家人的生存，时常在那里拉碾。石碾旁的草垛便成了小莫言的秘密基地。父亲从来都是一个严肃方正的人，反对孩子看些是是非非的闲书，所以小莫言只好一边帮助母亲推磨，一边找机会在草垛里看书。有时疯狂到替人拉磨换书来读。到了夜里，灯火如豆，他就踩着门槛就着火光读，终于借来了欧阳山的《三家巷》，就算被马蜂蜇肿了眼睛，也要忍着疼痛，读到神魂颠倒。当书里的区桃牺牲了，男孩趴在自家的牛栏里虔诚地大哭起来，多愁又敏感易折的年龄还是来临了，他在课本上写满了“区桃”，被老师发现了，说，唉，你这个孩子，思想怎么这样复杂？
终于上到了写作文的年级，因了之前无意识的大量积累，小莫言表现出了超出寻常孩童的语言组织能力和书写视角，出生以来第一次被大人和老师认可的滋味，激发了他不停写下去的热情。参加学校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嘴唇上粘上几缕棉花，上台表演《老两口学毛选》，逗得观众哈哈大笑。还按照老师的吩咐与一帮学生自编快板到集市宣传小麦新品种：“贫下中农听我吼，今年不种‘和尚头’，‘鲁麦一号’新品种，蒸出馍馍冒香油……”看了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他自编茂腔：“列宁同志很焦急，城里的粮食有问题。马上去找瓦西里，让他下乡搞粮食……”这是莫言失学之前所有美好的记忆。后来，日子行到了极“左”年代里去，中农家庭出身的他，还是遗憾地离开了学校，从那天起，这个有些幽默、有些才华、还有些神经质的学生就再也没上过学。
某一个寂寥的黄昏，放牛回来的男孩看到路的远方，几些个放学归来的伙伴三三两两地嬉笑着打闹着，他落寞地反身回行，这个正经历着饥饿和孤独的双重折磨的男孩，默默地向离村更远的旷野中走去，像一滴水融进了无言的大海。成长的轨迹让他选择了一条与别人相反的并看似荒芜沉默的道路，他并不知道这些最终能带给他什么，也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拥有了什么，而这种氤氲朦胧的状态，却恰恰契合了这片土地的深意。
来自红高粱大地的馈赠
也许是在他童年时代里，曾经亲眼目睹过一次已趋于末世的红高粱世界，也许是在百姓的口头里，耳闻过太多高粱地里流传出的英雄事迹。高粱红灌注进了他的血液里，他的意识中，他像酿一罐酒一样将这种鲜明的印记在体内发酵，以期用一种喷薄的能量来呼喊出，他同这片土地的血肉关联。
1985年，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莫言，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见地里一只金色的红萝卜，拖着一条长尾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看见了小时候的男孩子，因生活的苦难太深让他默不作响，寂寞荒凉的环境下，有着无人理睬的淡然自处——他是看见了自己残酷童年里耽于幻想又饥饿难耐的那段时光。于是，那个没有名字的黑孩子就这样诞生了。
从书写《透明的红萝卜》开始，他才深切地体会到了故土带给自身的财富。原来在他生命历程的背后，一直有一股创作的活力之源等待他的发掘与勘探。远离了故乡，却反而是拥有了能够站在一段很好的距离之间审视故乡的机会。此时的莫言，他眼中心中的那方故土，美得让他发狂。
于是，他轻松地拥有了鲜明震撼的创作题材，抗日期间，红高粱家乡孙家口的一场伏击战和公婆庙惨案，纳入了莫言独特的艺术架构之中。一部有着高密东北乡粗犷豪放激情味道的佳作《红高粱》震撼了文坛世界。所有人都在好奇，这个叫莫言的青年是谁？他来自哪方奇特的土地？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红色浪漫的世界吗？
这片高密大地的确曾经是遍野的红高粱，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水利的兴修和河道的开挖，加之自然气候的变换，降雨量的减少，涝灾基本已经少见，那片漫若血海的高粱地，早已进入了人们的记忆中。但是根植的自然天成却早已固化，高粱密地里豪迈激荡过的子民们拥有了红高粱的秉性，经过了红高粱神秘厚重的洗礼，他们刚健不屈、侠肝义胆、豪放旷达。在这样的艺术旷野中，莫言从这些民间传奇中得到启发，塑造了太多性格鲜明的人物。比如不露声色的顽强的黑孩、土匪余占鳌、多情的上官鲁氏、惨遭“檀香刑”的孙丙等等。
“高密的地域文化是齐文化中典型的个性风范，有着泛神论色彩的动、植物崇拜意识。所以，与同代人的作品相比，莫言的文章中充满着一种异常突出的神秘意味。”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守森在《高密文化与莫言小说》中写道：“在《欢乐》中，当落榜的中学生齐文栋来到爹的坟墓前面时，遇上一条大蛇。这不是条一般的蛇，‘不是如一般草蛇那样逐渐细下去，而是很粗的棍子般的身体，突然变细，生成一个一拃多长的小尾巴。蛇身上似乎有鳞片，映着血红阳光，显出一种高贵的华丽色彩。’在《红蝗》中，我们会看到，先是如出土蘑菇，随后发出嘭嘭的爆炸声，然后是蚂蚱四散飞溅的神秘奇观，以及数百乡民跪地祭蝗的神圣庄严之举。在《生蹼的祖先们》中，我们会看到一片常有袅袅水汽上升，汇集成华盖般的云团的红树林。‘红树林子究竟有多么大?谁也说不清。有好事者曾想环绕一周，大概估算出红树林子的面积，但无有一人神志清醒地走完一圈过，树林子里放出各种各样的味道，使探险者的精神很快就处于一种虚幻状态中。于是所有雄心勃勃的地理学考察都变化为走火入魔的、毫无意义的精神漫游。’在《丰乳肥臀》中，鸟仙附体之后的三姐，治病救人，神通广大。一个前来求医的男人，只因多嘴，一出门就被一只从空中俯冲下来的老鹰狠狠地在头上剜了一爪子，然后抓起他的帽子腾空而去。”
同家乡人一样，莫言也具备独特的审美目光和艺术想象的视角，这种相同点可以从高密三大民间艺术的风格里可见一斑。剪纸中蕴含着复杂多变的奇思怪想、天马行空，泥塑里运用夸张色彩、粗狂大胆的造型。而扑灰年画却相当的彰显鲜明亮丽大红大绿。在《高粱酒》中，莫言深情地赞颂：“我剪纸的奶奶要是搞了文学这一行，会把一大群文学家跺出尿来，她就是造物主，她就是金口玉牙，她说蝈蝈出笼蝈蝈就出笼，她叫蝈蝈唱歌，蝈蝈就唱歌。她说鹿背上长树，鹿背上就长出了树。”
而高密特有的地方戏茂腔的启发，则让他再次实现了创作上的辉煌，一部大气磅礴的《檀香刑》，将凄凄婉婉的茂腔拉出了羞羞答答的偏屋漏巷。在《茂腔与戏迷》一文中，莫言这样介绍他及高密东北乡人对茂腔的情感：“茂腔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剧种，流传的范围局限在我的故乡高密一带。它唱腔简单，无论是男腔女腔，听起来都是哭悲悲的调子。公道地说，茂腔实在是不好听。但就是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剧种，曾经让我们高密人废寝忘食，魂绕梦牵，个中的道理，比较难以说清。”
他几乎将高密东北乡写了个遍，他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精彩的人事都附加给了高密东北乡。他几乎是运用了最潇洒的排比，将故乡以悖论的形式加以展现——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
回报故乡
正是出于对故乡的爱，成名后的莫言，曾经利用他的文学影响，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高密之星》、《高密之光》、《高密之梦》等报告文学，为高密那些大刀阔斧，奋力献身于改革开放的“英雄好汉们”摇旗呐喊。那一阵子，有人甚至戏称《人民日报》变成了《高密县报》。
也正是出于对故乡的恨，对民间社会中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对种的退化的激愤，他在作品中亦淋漓尽致揭露“高密东北乡”的丑陋与邪恶。这种爱与恨的交织，才使得这样一个为家乡诚实书写的作家在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张力里变得立体生动。使得他的作品，能够感化人心，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
1986年，莫言的一部《红高粱》，将“我奶奶”家的烧酒锅“烧”得红红火火，香飘四野。烧酒锅人家张扬了可歌可泣的民族酒神精神。时隔多年，真是历史的巧合，在台湾定居的烧酒锅人家的后人单亦诚先生，被莫言作品中的激情所吸引，被作品中“我奶奶”的形象所感动，怀着一腔爱国爱乡、落叶归根的感情，千里迢迢，联系到莫言，决意到家乡重建至诚小学，将民族血性的精神世代延续。
1994年，至诚小学的重建，牵动着海峡两岸同胞之心。莫言在《重建至诚小学记》中对单先生写道：“余少小离家，浪迹天涯，垂四十余年，乡音未改，桑梓难忘。常于静夜坐起，追忆故乡风物，心驰神往。一草一木，俱感情深。故乡之忆，犹忆先母张夫人创办之至诚小学。余髫年与乡中子弟同窗于此，启蒙受教，朗朗书声，今犹在耳；少年行迹，栩栩如昨。余此生学问有进，事业有成，实赖至诚之发蒙也。今逢开明之世，两岸复通，千万游子，思乡梦圆。余感念故乡哺育之情，先人抚育之恩，忝以斥资，重建至诚小学，以告慰先灵，报答故土。惟愿吾乡子弟，勤学苦读，早成栋梁，服务国家，造福乡梓。”
可见，学校始终是莫言向往的场所，因为自小辍学的缘故，他内心深处始终有着一块心病。他曾经说过：“我小学辍学后，每天牵着牛，背着草筐从田野里回来或者从家里去田野，都要从学校教室的窗外经过……同学的喧闹之声毫无遮拦地传到大街上，传到田野里。每当这时，心里就浮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我感到自卑，感到比那些学生矮了半截，感到了很多难以言传的东西，我好多次在梦里进入了那间教室，成了一个中学的学生。”
为重建至诚小学，莫言时常奔波于北京与高密东北乡之间，请剧作家吴祖光先生题写了校名和校训：“爱国爱乡，至真至诚，尊师重贤，好学上进。”请家乡的工匠雕刻了碑文，协同当地政府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工作。
那年12月一个飘雪的冬日，莫言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一件短大衣，与当时的市五大班子领导站在一起，为至诚小学举行落成典礼。锣鼓铿锵，彩旗猎猎。至诚小学的学生个个穿着过年的新衣，红着苹果样的笑脸，挥舞着双手，踮着脚尖呼喊着，欢乐的歌声响彻在胶河岸边。
这件事情激发了莫言的教育情怀，从此教育的主题也时常进入到他的作品当中。他关注教育，思考之深刻，目光之敏锐，是我之小辈所望尘莫及的。
1986年的暑假，莫言来到高密二中体验生活，而后写了《欢乐》。讲了一个连续5年参加高考，到第5年依然落榜的学生。这是个家庭环境非常差，非常贫苦的学生。写了他求学的悲剧。这个小说有很强烈的社会性，反映了高考对农村青年的压力，反映了农村中麻木不仁的生活，反映了很深刻的教育问题。
1988年春节期间，莫言在高密大栏供销社那间破旧冰冷的仓库里写了《十三步》，文中写了老师的生活状况。再版的时候名字改成了《笼中叙事》，就是一个关在笼子里的人来讲故事，关在笼子里的人就象征了一个中学的教师。而在《冰雪美人》里写了辍学的女生，引发我们对教育的人性的思考。在他的散文《我的大学》、《我的老师》、《我的中学时代》、《我的大学梦》、《童年读书》、《虚伪的教育》、《陪考一日》中更是直接写到我们的教育。《虚伪的教育》中谈到“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乖孩子，决不希望培养出在思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异类。有人鼓励在自然科学领域标新立异、发明创造，但似乎并不鼓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标新立异，更不希望发明创造”。
成名的莫言经常被邀请到国内外的大学去作报告，除了文学的话题，剩下的多有涉及教育的问题。2006年11月28日，我有幸陪莫言来到青岛，莫言在青岛理工大学演讲两次，被聘为客座教授。他在演讲中反复说到理工大学的学生一定要文理兼长，在理工大学黄岛分校，他说了一句顺口溜“地跨青（青岛）黄（黄岛），文理兼长。思接千载，志在四方”，勉励那里的学生。莫言文学历程的发展，本身就是他自学成才的历史。这个没上过多少学的人，就是一个典型的自学成才的特例，足够教育专家研究一番的。
莫言有着大教育观，他是在继承了鲁迅国民性教育思想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在他的作品中闪耀着教育的光芒。《拇指铐》、《檀香刑》丰富了鲁迅的看客思想，使看客、刽子手、受刑人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活剧。《酒国》是一个对国民的“言疗”。香港大学周英雄是读懂了《酒国》的，他说：“莫言说故事，恐怕与他生于斯，困于斯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体制关系更加密切。依我看，莫言说故事最主要的动机，无非是要透过各种艺术手段的中介，把他周遭所见的‘混乱和腐败’加以演习一番。从心理分析的观点，乌七八糟的事一一加以复述，其中令人焦虑的内容就会一涤而净。莫言的小说写作也不妨视之为一种言疗。”
由此看来，他不仅是一名作家，更是一名深刻的思想家，他以自己敏锐的目光关注着家乡人的教育，担忧着国民的素质。
“高密东北乡，胶河水流长，土地宽又广，遍野红高粱。至诚小学堂，坐落胶河旁，亲爱我母校，培育好儿郎。我们朴直昂扬，我们美丽辉煌，我们庄严精神传四方。我们勤奋好学，我们天天向上，我们光耀故乡成栋梁。”
18年前的一天，我刚上一年级的小女儿唱着刚刚学会的莫言作词的校歌蹦蹦跳跳地跨进了家门。我感觉到了家乡一棵红高粱的种子就种在了孩子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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