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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特稿|周明：我多想让他再恨我一回
——与百岁老作家马识途先生的交往
文/周明
周明与作家马识途（右）
中国作协“九代会”于丙申岁末在北京召开，这个季节正是北方寒冬。五年前的作协“八代会”时，老作家马识途作为四川省代表团的代表来京出席了会议。那时他已是九十七岁高龄。这次，我想他也一定会来的吧？我期待着和这位健康长寿的百岁老人再次聚会。谁知他没有来。据说亲属不赞成老人家冬季远行。然而我却意外地收到他托人带来的一本新近出版的装帧精美的诗词集，马老虽然是以小说闻名，但他的诗词、书法也成就斐然，令我爱不释手。
最近几年我多次收到马老亲笔签名的赠书。他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短篇小说集《夜谭十记》《雷神传奇》《马识途讽刺小说集》、传记文学《我这十八年》及《百岁拾忆》《马识途百岁书法集》等都是我的珍藏。二○一四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曾为老人举办了一次盛大的马识途百岁书法展。在开幕式上，马老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地站在主席台上以洪亮的声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致词。看到马老如此健康、如此状态，令人欣慰。会前他还特别叮嘱文学馆的年轻人一定邀请我出席。马老一直挂念着我，令我感动和感慨。
那次，我曾到他的住地北京饭店去看望，发现老人依然身心健康、思路清晰、谈锋甚健，并极富幽默感。对于我和他的忘年交的一些往事，他说历历在目啊！难以忘怀。
是啊，我们常说“往事如烟”“往事如歌”，往事如什么什么，我和马老的往事难忘，马老真真是我在几十年的编辑工作中所遇到的令我格外敬重、格外思念的前辈作家之一。
当年我在《人民文学》做编辑，有幸做过马老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一批短篇小说的责任编辑。那些小说佳作引起文坛的关注，受到读者的喜爱。当时马老是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并非从事写作的专业作家，然而小说却写得那么好！所以他后来说：“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与我和《人民文学》杂志的关系，就是我和文学的关系。”“如果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人民文学杂志社把我硬拽进文学圈里来，也许我的人生道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他所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于曾出版了他的革命历史题材优秀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和其他几本短篇小说集，而建立了深厚情谊。出生于一九一五年的马识途其实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曾受教于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李广田、卞之琳、陈梦家等名教授的教诲与熏陶，本来是一个钟情于文学的青年，有可能在文学道路上走下去，成就自己，但他由于加入了地下党，真正的活动是革命工作。他在党的云南工委领导下，担任联大党支部书记，领导学生运动，一直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及至新中国成立后他陆续担负着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我结识他时，他已是国家一个行政大区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科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从这些职务可想而知他的工作是何等繁重而繁忙！而我却还屡屡去打扰他。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抱歉。
我和他的关系，《人民文学》和他的关系，究竟是怎么个文学关系呢？说来话长。在此，我只能略述一二。一九五九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四川文学》要出纪念专辑，时任省作协主席的沙汀熟悉马识途同志的革命经历，写信邀他写一篇革命回忆录。沙汀是他的老朋友，又是省作家协会负责人，马识途不便推托，便忙里偷闲地写了一篇回忆录《老三姐》。谁知《老三姐》的发表引起四川文学界的注意。《人民文学》也看中了这篇小说，破格予以转载，又引起全国文学界的注意。这时，思想敏锐的《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希望马识途再有新作亮相《人民文学》。陈白尘认为从小说可以看得出马识途很有潜力，又有艺术表达能力。于是陈白尘立即派我赶赴成都当面表达编辑部的期望，并要求我必须马到成功，能带回马识途一篇稿子。天哪，这可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到了成都，我先拜访了沙汀主席，而后通过沙汀找到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马识途同志，我向他说明来意，特别告诉他我奉陈白尘主编之命，这次一定要带回一篇你的稿子。他立刻说：“这哪行？你不知道我每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哪，太忙了！哪里顾得上写小说。”同时推说他的生活经历没有多少可写的。他这么推脱，我紧张起来，心想：完不成编辑部的任务，怎么回去。马老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关于我这次的组稿有一段记述。他在文章中说：“周明对我就是不放手，他趁我休息时来找我闲聊，说想听一听我的革命经历，我就随便向他摆了摆几个过去的革命斗争中的故事。他马上就抓住说：这几个故事多么感动人啊！照你摆的写出来，就是好作品。”马识途想，如果这样写下去就是作品，那他倒可以试试。
我见有希望，便在成都住了下来，耐心等待。几天后我欣喜地拿到了马识途的稿子，一篇革命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找红军》。小说既有引人入胜的故事，人物形象又栩栩如生。到底是他的亲身经历、真情实感的抒发。当月，就发表在《人民文学》头条，引起轰动。主编张天翼和副主编陈白尘都是当代的文坛大家，他们一致认定马识途是个可发掘的“矿藏”，要求编辑部关注马识途，加强和马识途的联系，争取他更多的作品刊发在《人民文学》，以便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评论家侯金镜说：我们发现马识途的脑子是一座革命故事的富矿，要好好开发，会有好作品出世。
果然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马识途陆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小说《老三姐》《找红军》《小交通员》。接着他又将计划写作的一部反映四川革命斗争的长卷《风雨巴山》中的部分章节，有七八万字的短篇系列交由《人民文学》发表，让读者熟悉了一个老干部的作家马识途，一个满脑子故事并且会讲故事的作家马识途。马老在回忆文章中说：“这些都是《人民文学》编辑部派周明来挖的。”
由于他连续在《人民文学》和其他一些刊物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后，受到文学界的热切关注，并给予热情评介，一时间马识途声名远播。他的小说不仅写革命故事，而且反映当代生活。由于关注现实生活接地气，他也写了大家都怕触及的讽刺小说，比如发表在《人民文学》的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挑女婿》等都是揭露旧社会带来的痼疾与丑恶，讽刺那种损公利己、唯利是图的旧思想、旧作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小说《最有办法的人》还引起了茅盾先生的注意，得到先生的称赞。茅盾说：“解放后最缺的就是讽刺小说，现在开始有了。”
当时评论家阎纲主编一本《幽默小说选》，请王蒙写序，却顾虑：担心把有成就的作家称为幽默小说家，人家会愿意吗？是不是降低了作家的身份？王蒙立即说——“不是降低，而是提高。”
马识途，是位重情重义的前辈。作为作家，马老与编辑结交的友谊，深厚而长远，堪称典范。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他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中，他始终感念总编辑韦君宜，感念责任编辑王仰晨、黄伊、于砚章和刘稚。感念他们在《清江壮歌》的创作和出版中给予他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他说：“他们多半都能对我的作品起催生作用，和那个时候的《人民文学》编辑部一样，他们有一种诱导创作的办法，使你不成熟的思考成熟起来，不明确的概念明确起来，不清晰的人物清晰起来，帮助你挖掘你潜在的能力使之发光出彩。”因此他认为——“他们在我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起过使我不能忘怀的作用。”这就是我和尊敬的马老虽然相隔千里，平日并无密切往来，但却心心相印的缘由。
马老不但常常有新著寄我，还时常牵挂着我。几年前我们中国现代文学馆几位年轻人去成都采访他时，他忽然对那几个年轻人说：“我‘恨死’你们周馆长了。”马老的话着实吓了年轻人一跳！他们说：我们周馆长人挺好的，您怎么恨他？马老说：“你们想想当年我当宣传部部长当得好好的，你们周馆长，那时他是《人民文学》的编辑，却跑到成都来，硬是逼着我写东西，《人民文学》一篇一篇地发表，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我却为此挨了不少斗！那些批斗我的人说，我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小说是毒草！要我交代‘罪行’，弄得我很惊诧。你们想我不恨他恨谁！”年轻人听后感到有些紧张，不料，马老随即大笑了起来，几个年轻人这时才明白原来马老在玩他的幽默呢。
如今，马老已是幸福的百岁老人，当属巴蜀文坛乃至中国文坛的不老松。在此，我深深祝福老人福寿康宁，我期待着与老人的再相见！假如时光可以重来，我多愿马老再恨我一回！
周明同志在我国当代文坛，可称是一位特殊的作家，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三十余载；离开这个编辑部后，先后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也有若干年了。粗略算了一下，可以说，这是他在很长的时间内与全国范围内各“色”（如不同经历、性格，不同成就）的作家交往（包括心灵相会）的工作。周明同志作为作家和他所写的大部分作品，均颇为特殊，这种景象的出现，与他一直和众多的作家交往，与他身处《人民文学》编辑部“所经历的文坛风风雨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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