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书信的收藏,历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早在晋代即有书信流传,陆机之平复、王逸少之快雪时晴,这些历代流传的名迹,这些都是信札,而不是一幅书画成品,充分说明了信札在收藏领域的重要意义。
从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信札,可以看出名人书信收藏意义,总结如下几点:
其一,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有人会问,信札和书法作品,哪个艺术价值更高?如果单从书法艺术角度来讲,当然是信札。其原因很简单,即书写时候,可以挥洒自如。记得,启功先生在一次书法讲座中讲到,老先生说在报纸上写的最好,用七分一支的衡水出的羊毫条幅最佳,所谓“心无旁骛”。信札是纪事,都是有事而书,目的是向受件人说明内容,至于书写则是第二位的,正如此,才没有任何负担。如溥杰致启功信札,溥氏师事赵声伯,大字书褚登善,灵活有余而雄强不足,而此两页信札,用笔生动,可以说是其艺术的代表作品。
(溥杰致启功信札第二页)
又如黎雄才致启功毛笔新年贺帖,众所周知,黎老堪称岭南书派之代表,笔意开张,而此笺书写规范,对于黎老来说,是在其书法作品中,未曾有过,正可以补充黎氏书法之面目,当可宝贵。
(黎雄才致启功信札第一页)
其二,学者书作流传罕,极具学术价值。学者之书法,基本极为信札流传。如宋之曾巩、苏辙,未见大幅作品传世,皆因当时时代所局限,可以说,学者不以法书名于世,当然书作不得传承。如戴姜福夫子,启功先生对戴夫子极为尊重,从夫子学习文史词章,戴老先生法书作品未见流传,仅见者即为启功先生所藏三札,可以说是启功先生藏品的重要内容。启功先生在世之时,每每念及戴夫子,老泪纵横,言夫子之书,是学问字,己之书不如夫子万一。我想当年若有戴夫子只字片纸,到浮光掠影楼,易得启功先生书作,想必不是难事。
(戴姜福致启功信札)
又如陈垣至启功信札,陈老夫子,不以书作为人所重,此札研讨禅宗之脉络,学术价值难以估量,当不可与一般陈先生信札等同视之。
(陈垣致启功信札一通三页)
再如马衡至启功信札,说明“察司半印”之来历,详释明清时期,职掌古今书籍、名画、册页、手卷笔墨之职官司礼监、典礼司、典礼纪察司之更替沿革,极具价值。据《启功年谱》记载,书信为1948年12月19日所书,同日马衡先生还为启功先生收藏《明拓松江本急就章》作跋,今将两幅作品比较,书信更为飘逸洒脱,为叔平先生重要学术资料。
(启功藏《明拓松江本急就章》马衡跋语)
(马衡致启功信札)
其三,信札可窥见作者时代的变迁。如启功先生的居住地点,据《启功口述历史》及《启功年谱》记载,可有如下梳理:先生生于东城什锦花园21号(旧时门牌10号院)曾祖溥良府第;1914年,随曾祖客居河北易县;1922年,移居东城安定门方家胡同;1948年,移居城北马厂杨氏姨母家;1952年,移居黑芝麻胡同14号;1958年,移居西城小乘巷胡同86号;八十年代,移居北师大职工宿舍工11楼;后移居红六楼,先生有联“一生荡起回肠命,小住浮光掠影楼”。从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信札之信封中多可印证,且有如下新发现:1931年,时居东城东四牌楼北梯子胡同十二号;1934年,时居东城北新桥细管胡同十五号。这些即可印证、又可补充史实,是难得的实物资料。
(戴姜福致启功贺帖)
(戴姜福至启功信封)
(黄苗子、王世襄致启功信封)
其四,信札用纸的讲究。一般来说,毛笔信札宣纸居多。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信札之中,多有木板水印笺纸,书画合为一体,较之单纯书作,更为美观。
(黄苗子致启功信札)
其五,信札的鈐印情况。通常情况,一般信札多不鈐印。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信札之中,如黄永玉、黄苗子、溥杰、黎雄才,因这些老先生都是书画家,他们将信札也作为一种作品来看待,鈐印更为郑重。
(部分信札落款)
其六,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信札之中,还有一些情况需要说明:王世襄与黄苗子的诗笺,都是为启功先生“痛心篇”所作。“痛心篇”是启功先生的名作,60年代,先生作书画合璧册,为先生贤妻章佳氏所存,1975年妻子病逝之后,先生检出,在册尾为纪念先妻作“痛心篇”,册前自题“启功遗墨”(按:遗字读如“一饭三遗矢”之“遗”),为请唐长孺、黄苗子、王世襄作诗跋后。黄、王二氏所作绝句,先郑重书写在木板水印笺纸之后,再复誊于“痛心篇”册尾。由此可以见文人对于唱和诗歌的重视。
(黄苗子为启功“痛心篇”册尾跋语两张)
(黄苗子致启功信札)
(王世襄为启功“痛心篇”册尾跋语两张)
(王世襄致启功信札)
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信札,可以说是上世纪文人生活的写照。那一时代已经过去,不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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