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文学报》正式创刊，近四十年文学历程，犹如一条宽阔河流，源远流长。顺着水流的方向，是崇峻向坦荡宏阔，是湍急向幽深丰厚。这也是一片辽远星空，今天的文坛名家们，曾经是与现在“90后”新人一般的年龄，如一颗颗初升的新星，以新锐身姿，并入星轨，璀璨交辉，许许多多的第一篇访谈、第一篇创作谈、第一篇评论之声留在了《文学报》。
■ 创刊号
明年4月，创刊四十周年，我们从此刻回望并聆听文学与作家们初升时的声音，那里有经典性背后隐藏的质地、品格和精神成长。正是这些声音相互激荡、回响，不断阐释和生发，从而形塑文学当下。
我们将陆续为大家带来这组专题文章“40年·星辰回响”，和年轻时的作家们相遇对话。
今天带来作家邱华栋和东西关于成名作的回忆。
40周年纪念海报“星辰版” 设计 / Cincel
邱华栋
城市上空的星光
刊于1996.5.16文学报
说起我的“成名作”，应该算是发表于《上海文学》1995年1期上的中篇小说《手上的星光》了。这部中篇小说写于1994年夏天，小说由《上海文学》刊出时做了醒目的处理，封面以四号大字分别排列了王蒙、邱华栋、韩少功等几个名字，内文我的小说也是头条的位置。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除了华艺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小说集外，这部描写当下城市青年生存状态的小说也收入了几种当前“走红”作家的小说合集。我在不久前还得到消息，这部小说被一位善拍城市片的名导演看中，打算改编成其正在拍摄的《城市三部曲》中之一部了。我自己也把它视作我走上文坛的第一部呈现我的创作水平的相对成熟的作品。
在这一部小说中，我写了几个城市青年人的一些经历，以充斥着当下现实与城市风景的细节描写和破碎的情感与欲望的游戏的结构，对九十年代的城市作了“光斑”般的扫描。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一部作品？这与我的经历密不可分。
■ 《手上的星光》2016年版
199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起先在一家机关工作，后来调入一家报社当记者，那时候我二十四五岁，血气方刚热情似火，天天为抓报纸的社会版新闻而满世界跑，而到了晚上，我就躲在我的屋子里写小说。在此之前我已练习写作五六年了，并出版过青春期意义上的诗集和小说集，一走上社会，我立即就被汹涌的现实浪潮给淹没了。
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与呈现极其丰富，而且大都以城市为背景来展开，作为身陷这种环境中的我，当然无法回避了。那时候我正琢磨如何从我所喜爱的作家的阴影下走出来，重新发现一个去表现的天地与叙述的视角。我苦思冥想，当时我住在京城某个靠近第三使馆区的一幢塔楼的顶部，这使我可以常常窥探与俯瞰城市，在白昼的阳光与夜晚的灯光辉映下城市漫无边际地扩展开去，成为我所打量的审美对象。城市作为人类的精密杰作，已经成为人的故事与生命展开的场所，忽然一天我开了窍，我想也许我要把视点放在当下现实并去努力表现，我不就开辟出一片新的叙述空间了吗？我十分兴奋，主意已定了。
■ 1990年代的北京街头
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做生意的朋友策划的活动。他从机关跳槽下海，干了几年就“不明不白”地成了百万富翁，在活动进行中一个非常漂亮的歌女为大家唱了一首歌，但她因感冒没唱完就下台了。很多人都没注意她，我坐在她很远的对面打量着她，她穿一件虎皮斑纹的超短裙，忽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她朝我笑了笑，是那种清亮的、抱歉的、探询的、问候的笑，我也笑了。可后来吃饭时她不见了，我问我的朋友，他告诉我她只是一个漂泊的歌女，为挣50元来献歌一首的——她已经走了。但那一眼我和她的对视深深地震动了我，一种共同的漂泊与寻找在我们对视时刺痛了我。晚上我回家后灵感蜂拥，一些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各种各样的边缘人的故事纷至沓来。我开始写这部作品了，一周之后我写完了它，由于对上海几家文学杂志的由衷的喜爱，我把它寄给了《上海文学》。该刊的编辑老师很快给我回信，说小说将安排在1995年1期隆重推出。
此后， 1995年我还一口气发表了近20篇中短篇小说，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全部以为当代都市为背景来展开叙述。我被人注意了，成为了“新生代”作家中表现城市生活的代表。现在想来，我对当下的兴趣非常浓厚，这可能与我的职业有关，我每天都听到城市中的各种消息，我晚上回家都带回去大摞的报刊杂志，我从城市的一角搬到另一角，我在一天之内穿梭城市上百公里，从五星级酒店到“浙江村”到古老的胡同再回到我的小屋，北京这座变化着的都市天天都给了我新鲜的感受与刺激。而夜晚来临，城市上空星光密布，站在阳台上我探望星光，像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伸出手去触摸星光。我今年已经27岁，我已有了10年的写作经历，我打算在今后的5年中，仍将以都市为背景去写当下的现实与城市中人的心灵的风景。
东西
没有语言的生活
刊于1998.2.26文学报
在我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未曾发表之前，我一直把我的短篇小说《商品》当作我的代表作。这种认为，也许是我的自欺，但是不管怎样，我确实喜欢它。这篇被南帆先生称为先锋小说的小说，从原料与工具、生产和作品、产品及广告都是我自己的，是“一条龙”式的写作。也正如南帆先生所言，先锋在九十年代已生不逢时。它除了被《小说月报》选载，被南帆先生收进一本集子之外，再没有什么影响。
■ 《没有语言的生活》2011年版
凡是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痴迷文学的人，我想总是或多或少地对先锋小说顶礼膜拜。那时我们刚走出校园，刚刚摆脱教科书，刚刚可以自己选择读物。看到如此美丽的“先锋”，我们当然会惊讶不已，突然觉得几十年来所受的教育实在有限。有许多优秀的读本进不了教科书，是读书人的一大损失。于是我撇开教科书开列的名单，专读一些过去我不曾听说的著作，从中得到不少益处。我开始以创新和不守规矩为乐趣。这种精神一直坚持到现在，只是我做得更隐蔽些，更能让人接受一些。《商品》的出笼使我有了一种从来没有的愉快心情。我认为这样的写法以及构思，绝对是自己的创造。
广东省青年文学院招聘我不久，我开始写《没有语言的生活》。那时我二十九岁，是招聘作家里最年轻的一位。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年轻是没有多少用处的，许多作家在比这个年龄更年轻的时候，已经写出了代表作，而我却还是一个混混。我想我应该写一个好一点的作品了。反正不用上班，所以我写得比较从容。我比较满意的是，我把盲人、聋人和哑巴放到一块来写，他们是三个人，也像是一个人。他们中的某种类型已经被别的作家写过，但合三为一，却还没有。把他们三个人组合起来，无论是故事或者小说的意蕴，都变得复杂而有趣了。面对三个无法交流的人，我尽量用最朴素的语言，也力求用词准确。于是我这样写道：“到了秋天，那些巴掌大的树叶从树上飘落，它们像人的手掌拍向大地，乡村到处都是噼噼啪啪的拍打声。无数的手掌贴在地面，它们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树枝上才长出新的手掌。王家宽想树叶落了明年还会长，我的耳朵割了却不会再长出来。”
小说写完之后，我投给《收获》杂志的钟红明编辑，不久便接到她的电话。她说李小林同志认为，这个小说比我以前的小说写得好，只是结尾处要略作修改。我觉得结尾的这一改，确实比原来的好多了。这个小说在《收获》一搁就是一年，也许这一搁，就搁出了我的运气。
1996年第一期，《收获》才发表它。这时我已经三十岁，我想起一首歌曲：“三十以后才明白，要来的早晚会来；三十以后才明白，要爱的尽管去爱。”
这个小说发表不久，田瑛兄打电话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好东西。李敬泽先生看过之后，极力向《小说选刊》推荐，幸得肖复兴、冯敏、崔艾真等同志的厚爱，使这个小说在复刊不久的《小说选刊》上露面。小说因此而被更多的人知道和阅读。如果《收获》当初不把此稿压上一年，也就没有被选载的机会，也就不可能获得《小说选刊》1996年优秀作品奖。听说它还获得了另一个奖，只是听说，没有正式公布，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十分感谢曾经支持过这个小说的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是他们给了我荣誉，给了我更大的信心。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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