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湾》是赵树理所著的长篇小说,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小说结合作者本人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历、体验和感想,记叙了三里湾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一系列农业社会主义改革活动。对赵树理《三里湾》进行阐释的文章已经非常多了，所以我今天想从赵树理名字的变化来看萦绕在这部作品里的矛盾与困惑，那就是由“赵树礼”到“赵树理”的变化。
赵树理原名赵树礼。他改名为赵树理应是在1937年再次入党并参加革命以后。赵树理在沁水教书的时候的学生陈万国1935年在晋城遇到赵树理时依然使用赵树礼这个名字。他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曾在河南笔铺当过学徒，还走村串户卖过中草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农民的艺术。因父亲一生务农，会编簸箕、治外科、看风水、还是八音会的重要成员。赵树理从小热爱劳动，还常跟他父亲到八音会里凑热闹，在那里他学会了吹拉弹唱。赵树理在其《自传》中曾谈到自己的祖父晚年加入了三教圣道会，专门以参禅悟道为务。赵树理从六岁开始就接受祖父的教育主要是学习《三字经》等启蒙读物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拜佛烧香、敬惜字纸、吃素行善便成了他的日常功课。到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赵树理送入私塾读书，赵树理一直秉持祖父敬天地、礼神明等守则。高小毕业那年，赵树理买到了一本江神童的《四书白话解说》，江神童同时也是礼佛之人，因此和赵树理儒佛道杂糅的思想是一致的。清末时差点被选作末代皇帝溥仪的伴读，江神童7岁时著述了轰动中外学坛的《四书白话解说》丛书，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我国著名的化工和轻工业专家。江希张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或许正是江希张在科技界的卓越成就，人们便逐渐淡忘了他当年轰动中外的“神童”传奇，忘记了他曾经在整理中国古籍上所做的努力，而江希张本人也是厌恶“虚名”，从不在人面前吹嘘自己的传奇经历和著作。离休后的他住在一幢西式老楼里，除了热情地帮助那些前来请教的年轻人翻译资料、答疑解惑外，江希张几乎谢绝了一切来访者，一直过着简朴的隐居生活。2004年春，江希张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97周岁。一直到1925年赵树理考入山西长治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时候，受王春的影响才开始出现思想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偏重于文艺学、教育学和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所以孕育赵树理艺术风格最重要的资源是民间文化，也就是儒家伦理和佛道思想的杂糅。
传统伦理文化的精神根基是以家庭为原点的'孝文化',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与'孝文化'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恰恰是赵树理小说'民族化'风格的显在表征,也是《三里湾》这个文本具有经典性、重读性的重要因素。小说中几位年轻人对'孝文化'的不同选择与呈现,既体现出赵树理对乡土文化传统的认同与守望,也体现出乡土中国在时代演进的过程中缓慢但有力的步履。玉生与小俊、玉生与灵芝、玉梅与有翼、满喜与小俊…正是这种浓重的乡土伦理文化情结,对赵树理的温情叙事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马有翼做为一个出身于旧家庭中的新青年，他既有青年人向往自由、渴望在新社会里有一番作为的理想；同时也有惟父母之命是听的一面。与其说他不敢在公开场合揭露父母阻碍自己接受新事物新政策，不如说是他内心中“情感”与“理想”的冲突，传统孝道观念和阶级观念之间的冲突。他时时处处不愿意顶撞冒犯自己的父母，唯唯诺诺，任凭父母的摆布，缺乏对自我价值的认可，这也就是“礼”与“理”之间的冲突。还有灵芝和玉生准备结婚时谈到的要不要另立户口的问题。灵芝和玉生都表示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村里人对能不够的评价是“骂死公公缠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她有一套损人利已的人生哲学，一套“搅家婆”的小本领，制服了丈夫，教坏了女儿，使丈夫背离了党的要求，使女儿脱离了一个先进农民的家庭。小俊嫁给玉生后，按照母亲“能不够”教给自己的那一套夫妻之道行事，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婚姻。陈菊英在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的逼迫下奋起反抗，最后家庭重归于好的时候，糊涂涂夫妇最终经过利弊权衡之后还是选择了和菊英一块儿住。糊涂涂夫妇的最终转变与三里湾的发展形势有关，当然也不能否定他们二者受传统养老观念的重要影响。正如费孝通说过,中国是个乡土社会,“乡土性”是考量中国人的起点。伦理观念意识的改变是循序渐进的，它不会随着社会革命的成功而同步发展。赵树理在《三里湾》中试图以阶级伦理来取代家族伦理,但作者的这一主观创作意图只是得到了有限实现,家族伦理仍然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着潜在地言说。《三里湾》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基本上都是围绕范登高、马多寿、王宝全等几户人家的日常生活而展开的。
《三里湾》从旗杆院说起是别出心裁的。旗杆院本来是地主家的宅院，而刘家地主正是古代乡村社会管理阶层，现在却变成了公家用来处理村内公共事务的地方。时间和人物改变了，然而空间位置并未改变。这里隐藏着赵树理对“革命”的独特理解：与其说“革命”打破了乡村传统秩序，不如说“革命”恢复了乡村传统秩序，仅仅消灭了地主剥削阶级而重塑了由农民自治为管理者的乡村社会。同时在《三里湾》中，公历纪年法与传统农历纪年法并用，也同样包含着赵树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知。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从乡村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这也可以做为赵树理由“礼”到“理”的态度转换的表征。
当代文学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思想指南。在毛泽东看来,由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在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过程中,并没有现成的、完整的方案。能够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人民组织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构想的行动中去的方案无疑是最具理想价值的方案。正是由于文学担负起如此之“重”的政治责任,才使得党的文艺政策日益激进,文艺的虚构功能被彻底放大,在“想像”与“现实”之间,。作家的创作充满了紧张感,家族伦理与阶级伦理两相抵牾也在所难免，这种现象在《三里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三里湾》中,赵树理通过对“新人”们民间自在状态的展示和对传统民间伦理逻辑的合理承袭,一方面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量,另一方面弥合了五四过度反抗传统所导致的文化断裂。赵树理自觉站在农民的立场,以家的场景设置、日常生活的描写和爱情的生活化建构出合作化时期农村社会凡人琐事的真实世界，主流话语的生活化表达这一策略这也是我们读《三里湾》时所能感受到文本的字里行间之中流淌着脉脉温情的原因。
赵树理这部小说是从他十分熟悉的山西太行山区长治地区试办、扩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实生活吸取题材的。1951年春天，他听说家乡山西晋东南地区在试办初级社，他非常高兴，“认为 初级社可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可以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于是他便决定要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转变的底。当时长治地委根据本地情况，试办了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赵树理回到长治后，就到平顺县川底、羊井底等地去协助参加建社。这次试办初级社，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群众收入，开辟了新的途径。广大农民愿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广，这给赵树理以极大的鼓舞。他决心要把这个新变革反映出来。但由于当时还形不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面貌，他没有动笔。第二年他又去川底这个老社参加了生产、分配、并社、扩社等工作。由于这段较长时间的深入生活，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应该扩大，于是就写了这篇小说”。
总结来说，赵树理怀着对农村人的真切关注和深刻理解,创造了一批真实鲜活的'中间人物',却又怀着改'礼'为'理'的伟大理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血和信念,为他们安排了符合政治理想的完美结局,这其中的分裂体现出作者与时代的价值矛盾，这到后来也成为赵树理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最后我想表达一下我对赵树理研究的一种焦虑：钱理群先生在《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本书《尾声》所讲述的赵树理的当下命运：他的形象“与时俱进”，却“面目全非”；他被安置在殿堂、广场，以至荧幕，供人瞻仰；“毫不相干，强加给他的塑像”竟有八处之多，他的儿子也只能自嘲地说：“人家说他是我爹”。——在这样的氛围下，被呼唤而出的“后赵树理写作”，会是什么模样，实在令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