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人们的出行风俗主要由交通工具和行旅观念两部分组
成。其特点表现在:盛行骑乘之风,马、骡、驴等牲畜是当时主要的陆路交
通工具,乘车之俗只限于妇女;肩舆流行,不论帝王、贵族官僚,还是民间
妇人、僧侣无不喜乘肩舆;造船业发展,船的使用更为广泛;宫廷中有按照
礼制专供皇帝、贵族使用的交通工具;畏远行是民间主要的行旅观念;形成
一套由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软脚组成的拜别送行程式。
骑乘之风 隋唐五代时,人们出门时多是骑马而不乘车,贵族官僚更是如
此。《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天宝年间,一次玄宗在华清宫,“乘马出
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被陈玄礼所劝阻。唐肃宗时,冀国公裴冕生活十
分豪侈,他的家里畜养着十几匹良马,每匹马都价值百金。李怀远官至同中
书门下三品,封赵郡公,但他“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经常乘一匹“款
段马”①。同僚对他说:“公如此荣华富贵,为何不买匹骏马骑?”李怀远说:
“我只求马的驯服,不考虑它是不是骏马。”韩翃也曾出将入相,但“性持
节俭”,他为官四十年,总共只骑乘了五匹马。由此可见,当时的廉俭的官
员也都以马为交通工具。
在民间,一般的文人及平民百姓买不起马,便乘驴骡。隋文帝时,尚书
左仆射杨素掌朝政,他让身为员外散骑侍郎的崔儦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
在迎亲的宴席上,公卿百官都到齐了,而崔儦身穿旧衣冠,骑着驴姗姗来迟,
以示对杨素的轻视。《旧唐书·冯宿传》记载:冯宿的弟弟冯定和于■是布
衣时好友,后来于■官至襄阳大都督,冯定骑驴前往拜访,因门吏不及时通
报而愤然离去。以骡子作交通工具也很常见。《隋书·五行志》记载:仁寿
二年(602 年),“有胡人,乘骡在道,忽为迴风所飘,并一车上千余尺乃
坠,皆碎焉。”甚至当时军中有乘骡冲锋陷阵的。宪宗时,大将刘沔手下有
位部将,名叫董重赏。他驻守洄曲,当地少马,人们骑乘都用骡。于是,他
就训练骑骡进行打仗,“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
在隐逸之士中间,有些人不喜骑马、骡、驴,却好骑牛。文学家王绩弃
官在乡,纵酒自适。他常常“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唐高宗时,昆山人
史德义隐居虎丘山,以琴书自适,有时骑着老牛出没城镇乡村。高宗闻其贤
名,特召到洛阳,授朝散大夫职位。这种乘牛风气只限于文人墨客隐士之中。
陆路运输工具 这时期,陆路运送物资主要用牛车。唐朝初年,李巨为河
南尹,当时市场上都用牛车转运物资,李巨见有利可图,便对出入市场的牛
车征税。唐朝前期,从东都含嘉仓往长安运粮食时,洛阳至陕州段都是“雇
民车牛以载”。宫廷的运输任务中,马车不够时,也用牛车。后唐同光三年
(925 年),宫苑使王元平为庄宗选采宫人,竟达千余人。“车驾不给,载
以牛车”。
除牛车外,还有用驴、骆驼、马进行运输的。隋大业九年(613 年),
炀帝下诏,命关中富人按家产的多寡出资买驴,到伊尹、河源等地运粮。最
多的人家出资万钱,购驴数百头。《资治通鉴》记载:广明元年(880 年),
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逃往成都。路上没有粮食,“汉阴令李康以骡负
糗粮数百驮献之”。五代时,用驴运输更加普遍。开平三年(909 年),后
梁太祖敕所有衙署官员,自今后经过各州县时,没有敕文不得征用州县的驴
为自己运货。用驴运货与用牛车同样的普遍。
长安及西北地区,骆驼的使用也很普遍。安禄山攻陷两京后,“常以骆
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诗人张籍写有一首《凉州词》,描
写了西北地区骆驼运输丝绸到安西四镇的情景。诗云:“边城暮雨雁飞低,
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长安。”马能载人、驮物、
拉车,有多种用途,所以也受到人们喜爱。近年来,在长安及洛阳等地大量
出土的骆驼、马和驴载人、运货的唐三彩模型就是这种风气的有力证明。
肩舆的盛行隋唐五代时,乘车之俗已经很少,但骑马总不免劳顿之苦,
因此一种取代车的交通工具——“肩舆”应运而生。肩舆,实际是抬着走的
“轿子”,最初只有宫廷中才使用。初唐画家阎立本《步辇图》中,威严的
唐太宗坐在“步辇”上,接见吐蕃来使。六个宫女抬着“步辇”,步辇旁有
两个宫女拿着很大的宫扇。这里的“步辇”实际上是一种肩舆。辇是车,用
步代替车轮,故称“步辇”。所以《隋书·礼仪志》说:“今辇制像招车,
而不施轮,用人荷之。”宫廷中用肩舆十分流行。
唐代皇帝常常特许年老有疾的大臣乘肩舆入宫。房玄龄晚年多病,太宗
召许房玄龄可乘肩舆入殿。少师李纲有足疾,太宗赐步舆,让他乘步舆至殿
阁参与政事。除官员外,僧人也被赐肩舆。武则天曾赐肩舆给僧人神秀,让
神秀入宫讲经。有时候,皇帝赐肩舆不仅仅限于一个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732 年)四月乙亥,赐百官宴,“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
五代时,晋高祖和周太祖都曾将“白藤肩舆”赐给近臣。
在民间,乘肩舆之风也很盛。名士元德秀,以孝道闻天下。开元年间中
进士,但他不忍离母而去,便“自负板舆,与母诣长安”。五代时,张策“与
婢肩舆其母东归,行积雪中,行者怜之”。这些都是妇人乘肩舆的例子。年
老有病的人,也多乘肩舆。白居易致仕后,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
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张承业是唐末五代间的宦官,曾劝阻
李存勖即帝位。承业卧病,“自太原肩舆至魏谏,不听,复肩舆归太原”。
肩舆为后世轿子的风行开了先河。
水上交通工具 由于水上交通的迅速发展,这时期船的使用更为广泛,特
别是在江湖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长江中的一些主要港口停泊的船只常常可
达数千艘,甚至与岸上的屋邑“殆相半”。当时,船只成为渔民的生活依靠,
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船。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大历、贞元年间“有俞大
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
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当时人还根据各种不同水域
的航道特点,以及所需船只的功能来制造不同类型的船。如航行在长江中下
游的商船,常常是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载货可达万斛。
唐代的海船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中国的船采用钉榫结构,
还用桐油和灰涂缝,结构上采取了设置水密舱壁,把船体分割成许多部分,
从而增强了船的抗沉性能,并扩大了装载面积。1973 年在江苏如皋县发现了
一艘唐船,完全证实了文献的记载。
畏远行在隋唐五代的民间行旅风俗中,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即畏远
行,当时人们认为外出旅行是件很困难的事。敦煌变文《父母恩重赞》说:
“儿行千里母行千,儿行万里母于先”,表明子女外出,父母是很挂念的。
子女出入又不依时节,致使父母愁伤。《敦煌曲子词》也说:“作客在江西,
寂宴自家知。尘土满面上,终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点双垂。
遥望家乡长短,此是贫不归。”这说明当时人们对外出远行存在着心理的畏
惧。“父母在,不远行”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旅观念,在家侍奉父母,
是孝子的准则之一。《孔子项托相问书》中项托当着孔子的面说:“吾不游
也,吾有严父,当须侍之;吾有慈母,当须养之。”《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更加明确地说:“父母在,劝君莫向他乡往。”这都反映了当时不愿远行的
行旅观念。
拜别程式 隋唐时,人们行旅前要举行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等
仪式。亲朋归来还要举行宴会为之洗尘,名叫“软脚”。这种拜别程式起源
秦汉,隋唐五代基本承袭了这种风俗。祖送。古人出行时祭祀路神叫“祖”,
所以称送别人出行为“祖送”。杨炯《送并州旻上人诗序》说:“麟阁良朋,
祖送于青门之外。”人们送别时,要在野外路旁设置帷帐,摆酒宴为友人饯
行。王维《齐州送祖三》诗说:“祖帐巳伤离,荒城复愁入。”韩翃《杂家》
诗:“祖席诸宾散,空郊匹马行。”这些诗文中的“祖帐”、“祖席”都是
由祭路神的习俗演变而来的习俗词汇。
践酒,即饯酒。为亲朋送行离不开酒。李白《广陵赠别》诗云:“玉瓶
沽美酒,数里送君还。”王维《送别》诗:“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类似的诗句举不胜举,都表明在饯行风俗中,酒的重要性。
折柳。折柳送别风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相传汉代时,长安城的灞桥是人
们送别客人的地方,人们分别时要“折柳赠别”。所以后人以折柳代指送别。
唐雍陶《折柳桥》诗:“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
柳,任他离恨一条条。”敦煌莫高窟盛唐时期217 窟壁画中就有“折柳送别”
的具体形象。
隋唐五代时,人们饯别的时间常常选在五更天亮时,这是当时的一种风
气。敦煌卷子伯三二五一《菩萨蛮》说:“昨朝为送行人早,五更未罢金鸡
叫。相送过河渠,水声堪断肠。”离别的时间便是清晨。李颀《送魏万之京》
诗:“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渭
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写
的都是拂晓时与亲朋辞别。
软脚。当时亲朋远行归来后,人们要举行筵会为之洗尘,叫软脚。唐玄
宗时每次到华清宫,杨贵妃等妃嫔都要随行。皇帝对她们都有赏赐,去时叫
“饯路”,回宫时叫“软脚”。在敦煌变文中也有许多有关“软脚”的记载,
如《捉季布传文》说:“归宅亲故来软脚,开筵列馔广铺陈。”又如,斯一
四七五V3《申年五月社人王奴子等状上》云:“远行壹千里外去日,缘公事,
送酒壹瓮,回日■脚,置酒两瓮”。“■脚”即“软脚”。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由祖送、饯行、折柳、软脚等组成的拜别程式十
分流行,反映了这时期行旅风俗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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