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水 担
水担用万荣方言读时就是“负担”。 ——题记
万荣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根水担，那是担水用的。
一根扁担，两头加上铁匠打的铁链条，链条上挂一“U”形铁钩，这便是一条水担了。还有的水担在铁链的环眼上方再加一个“S”形小铁钩，用以调节链条的长短，我家的水担上就有小铁钩。
那时我们家七口人，父母和我们五个孩子。哥哥在外求学，两个姐姐、我和弟弟年幼，担水是父亲的“专利”。
万荣人似乎严格恪守“男主外，女主内”的训条。该男人家干的活，女人家绝不插手；该女人家干的活，男人家也绝不染指。担水就是男人的活。如果哪家的男人忙或懒没有担水，女人便坐在巷口或门口等男人回来担水，她才做饭，女人绝不会去池泊担水。哪怕实在等不来而到邻居家借几瓢水，反正她不担，担了让人笑话。男人家下地或闲逛回来，坐在饭桌前等女人端饭，那怕女人正在磨面或收拾家务、洗衣服忙得四脚朝天，他也不管。
万荣人就这么“封建”。
担水对别人家可能不算个事，在我家可就是一件大事了。
严格地讲，父亲不算一个庄稼人，或者说不算一个合格的庄稼人。他自小在外谋生，给字号家“熬相公”，也就是现在私营店铺的小伙计。父亲熬到了“三柜”，就是可以给店家算算帐，而不用再提水、扫地、做饭等低贱活计了。家里缺劳力，他只好回家务农。半路出家，啥农活也不会干，也没有力气，只会写写算算。但这不行，庄稼人是要能吃苦，有力气干活才行。
父亲没有力气，个子又矮，担水便成了一件难事。
父亲担水时，先用上边的小铁钩钩住最下边的环眼，这样铁链便缩至最短，挑起时两桶离地不足半尺。
父亲挑着水桶出门，母亲便忧心忡忡、惴惴不安。母亲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担水是去池泊，若是夏天，池泊水多还好；一到冬天，池泊往往见底，地上又结冰。担一担水，要从坡底往上走，前后桶都要保持一个恰当的高度。掌握不好，一个桶一磕地，桶一倾斜，一担水便倒个精光，有时连人带桶都滚进池泊，这种事不是没有发生过。
父亲担着水，水桶离地只有一两寸了。父亲被担子压得脸红脖子粗，两只手使劲从水担下往上托，以减轻肩头的压力，趔趔趄趄快步行走。离家门老远，父亲就吆喝开了，母亲急急忙忙拉开门迎候。上台阶，过门槛，又是一场考验，往往功亏一篑。当父亲成功地将一担水担进屋里放到水瓮前时，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时母亲赶忙用水瓢将桶里水先往瓮里舀，半桶或多半桶时，父亲才能提起来倒进水瓮。
如果发生了意外——连人带桶滚下池泊或上台阶过门槛碰翻了水桶，父亲便暴跳如雷，一腔火气便撒向母亲和我们的头上。这一天母亲便做不成饭，我们便没有饭吃。
小时我常想着快快长大，能替父亲担水。
然而，一直到我离开家门外出谋生时仍未接过父亲的水担，给家里担上一担水。父亲说我年纪小，肩膀还嫩，不让我担。
当我长大成人回家探亲时，便想着要替父亲担上几担水。可每一次掀开水缸盖，总是满满一缸水。母亲说：你早上还睡觉时，你爸就把水担回来了。
父亲年纪大了，担水更不容易了。他采取了措施，从不让水缸吃空，每天续一担水，保持水缸常满。
老家的水瓮
我家吃水难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父亲脾气也变好了，常常笑容满面。
父亲年轻时，肩上的负担太重，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五个孩子的上学花费，都要向他伸手，父亲哪里去找钱？难怪他脾气暴躁了。我们工作后，父亲生活无忧无虑，肩头没有了负担，脾气能不变好吗？——不是那根水担重，而是肩上的负担太重。
这是我好多年后才明白的道理。
如今父亲已过世八年了。
八十六岁的母亲依然康健，她脑海里只有着美好的记忆。
老母亲常常幸福地说：你爸在吃水上没让我受过症，水瓮多会都是满满的。
【2】 等待来信
哥哥上大学的时候，我上小学。那时收到哥哥的来信，是全家人最高兴的事。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听父亲凑在油灯下念信，我们支楞着耳朵，唯恐遗漏了一句半句。若读到让弟弟妹妹好好学习之类的话，那是写给我们的，我们便高兴不已。父亲念完信，我们仍然意犹未尽，盯着父亲，盯着父亲手中的信。这时父亲便会把那封信再读一遍，而且读的比刚才慢了许多。
父亲给哥哥写信时，便教我写信，让抬头写“胞兄大哥”结尾写“此致敬礼，胞弟敬上”云云。信写好后，父亲便将他的信、我的信一同寄走，我的信只能算附言。慢慢的，我的信越写越长，而父亲的信越写越短。后来给哥哥写信，成了我的任务，父亲几乎不动笔了。我和哥哥通信，一直到我中学毕业。
工作后，给父母、给同学朋友写信，倾诉思念之情，汇报工作情况，几乎每周一封。那时，写信发信，盼望回信，天天往收发室跑。
工作调到运城后，在邮电局干的就是封发工作，每天成千上万封信件从自己手中飞往四面八方。有时正在分拣时，瞥见熟悉的名字，是自己的信。看一眼来信地址，随手放置格眼上方。待忙过手头工作，从容地将信拿出，读着远方朋友的来信，感到分外亲切。看完信，写回信，贴上邮票，邮戳一盖，便发了出去。明天朋友就会收到，这样便捷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当了编辑，每天能收到数十封来信。给读者、作者回信，几乎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居家赋闲，骤然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也没有了信件。
在一家单位帮忙时，发现单位里的年轻人不会写信，包括那些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我用手机给在外求学的小儿子发了个短信：每周写一封信来。儿子回复：马上写，今天就发出。
以我在邮电局工作的经验，这封信三天后准能收到。三天后我到机关取信，没有来；又过了三天再去，还没有。十天后，才接到这封姗姗来迟的信。
儿子几乎天天询问是否收到信，等我收到信后，儿子沉默了。后来他发短信给我：仍是每周一信，一封写给父亲，一封写给母亲。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按理说火车已提速三次，邮递员也不骑自行车送信了，信件不快反慢，令人不解。如果是邮资问题，也不成立。原来寄封信8分钱，如今是1．2元，整整提高了15倍。
唯一能解释的原因，就是这种通讯方式太落伍了。如今电话、手机普及，还可上网发邮件，便当快捷，还有人用这原始方法联络，真是太土老帽了。我给儿子发信，看到熟悉的绿色门面，走进去，却只办理邮政储蓄，原来满街矗立的邮箱也了无踪影。跑遍全城，也只发现两个邮政营业厅有信函业务。买邮票时，营业员像看兵马俑似地看你。看来信件真的应退出历史舞台了。那红叶题诗、鸿雁传书慢慢都会变成了传说，也再不会有“家书抵万金”那样的心境和情感了。
那天，取上儿子的信，我与妻子带着孙子果果，来到西花园。我们坐在长廊上，四周鸟语花香。我们静静读着儿子的信，像是和儿子促膝长谈、窃窃私语。他说他的学业，嘱咐我们保重身体，那一刻，我们觉得，儿子真的长大了。
电话、手机、互联网……通讯工具越来越先进，人们联系交流越来越方便快捷。那传情达意的信函不能不退缩，这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然而，我们是否又感到了那么一丝惆怅，一丝失落呢？
于是，我仍固执地等待。——等待来信。
【3】 不再写信
小儿子在一家单位实习，一天打来电话，高兴地说：单位已决定给他转正了。我也为孩子高兴，便给他写了一封信，无非是一些语重心长的嘱咐。让他尊敬领导，团结同志，虚心学习等等。信写好后，我打电话告诉儿子。儿子沉默了一会说：我回家取吧。儿子远在千里之外，虽说现在交通极为便利，但往返一趟也颇为不易。
我知道儿子的话有玩笑成份，但更多的是无奈。自从与孩子通信后，每封信寄出后便是焦急而又漫长的等待。一封信总要走上十天半个月，才会姗姗而至。我对儿子说，今天把信发出，两个星期准能接到信，不要着急。
我到邮局去发信，营业员称重后说一元二角。我递过钱，营业员没有给我邮票，而是说你可以走了。我说：邮票还没给贴呢。营业员笑眯眯地说：我给你贴好。我又说：那我把信封上。营业员仍旧笑眯眯地说：放心吧，我会给你封好的。
信发出十天后，我问孩子，他说没收到。半个月后，还没收到，二十天过去了，孩子仍然没有收到。一个月后，我彻底死心了，这封信丢了！
一日遇一道兄，闲聊中他问我，还给儿子写信吗？我伤心地说，不写了。给他讲述了最后一封信的命运。
这位老兄是搞书法的，他也遭遇过这类事。他参加书法比赛，寄作品害怕丢了，用挂号寄，但还是丢了。我说：挂号信可以查出来，丢了要赔钱的。道兄说：能赔多少？我的作品丢了，失去了参赛机会，是金钱能弥补的么？
我哑然，是啊，一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比如我给儿子的信，不是心疼那一块多钱，而是那封信，是我对儿子的期望。
那天翻看报纸，有一新闻：山东临清一考生，“落榜”后复读，终于考上了大学。就在收到录取通知书高兴之际，却又收到一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那是去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在路上整整走了一年，让人欲哭无泪。
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劝诫自己，从今后———
不再写信。
【4】 老 屋
老屋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屋。
我的家在农村属于中等人家，土改时我家的成份就是中农。家在村子正中央，有一个大车门，里边是一场院，大约一亩半大，可以当家户打麦场。一溜三坡水（三根椽）的北房，最西边就是车门，能进大马车，也能停放马车。紧靠车门的是三间饲养室，最东边是两间磨坊。房子并不好，就是间口大点，适宜喂牲口、磨面供劳作之用。穿过场院，有一单扇的黑梢门，进去是一小胡同，北边有一双扇黑漆门。进了这道门，是一个三合院，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老屋，我就出生在这里。
这个三合院只有三分大，三间北房，三间东房，三间西房。东西厢房是单坡水，俗称撅尾巴厦，入深很浅，只有七八尺。椽子也很细，就是那三间正房（北房）的椽子也不是很粗，可见我的家并不是什么富裕之家。
我就在这个老屋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
我家的房子看上并不少，其实供我们家使用的并不多。场院里的饲养室由生产队占用，老屋的北房一直是生产队的仓库，我们一家就住在东西厢房里。
一九六三年，哥哥考上了大学。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人们生活很困难。我们家只有父亲一个劳力，五个孩子都上学，经济状况可想而知。父亲无奈之下将车门房卖了，大概卖了三百来元。哥哥很节俭，上了五年大学，一共花了家里一百来元。
一九六八年哥哥大学毕业后，有了工资。一年后，哥哥和父亲商议盖房。房址就是我家的园子，那其实就是一块宅基地，三分大，往场院移了十几米，院子便有六分多大了。拆了老屋的西房，又买了一些椽檩，盖起了五间北房。尽管是土墙土坯房，当时在村里还是很惹眼的。
房子盖好后，哥哥说，这房子是月儿的。
月儿是我的弟弟，那年只有十岁。
第二次盖房，是一九七三年，我已经工作了。家里拍电报让我回去，我正在石家庄出差。等我回到单位，见到电报，第二天便动身回家。当我提着大包小包进门时，哥哥正在场院里栽牡丹花。见我进门，哥哥笑着说：“老二有福，房子盖好了人就回来验工来了。”
一溜五间北房新崭崭地矗立着，昨天刚刚完工。
这座新房是盖在场院里。哥哥说，这房子是星儿的。
这座新房是拆了老屋的东房，哥哥又添置了一些椽檩盖成的。
我现在说的老屋就是这座房子。当然它还是土墙土坯房，但在村里一片旧瓦房中，还是颇引人瞩目的。
也就是这一次，父母给我们弟兄仨人分了家：我分的是这座新院，弟弟是南边的新院，哥哥是东边老屋，院里只有三间破旧的北房。
一九八八年，单位集资建房。哥哥知道后，回老家将三间北房卖了一千五百元。他用手绢包着，坐公共汽车，将钱送到运城，交给我，让我买房。
哥哥的院子，空荡荡没有了一砖一瓦。
老家我的这座新房，我一共住过几天？我认真地算了算，大概一个多月，绝对没住满两个月。最长的一次，是父亲去世，在家安葬父亲时，住了有半个月。
经历了近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新房成了老屋，她由一位风姿绰约的妙龄少女变成了饱经沧桑的驼背弓腰的老妇。在四周一片瓦蓝瓦蓝一砖到顶二层楼的包围中，猥琐而自卑。
老屋确实老了。后背墙的土墙根已让雨水浸泡掏空，摇摇欲坠。土坯上的泥皮斑斑驳驳，面目全非。那年秋天雨水特别多，我真担心房倒屋塌。过些日子我回去看时，山墙上的土坯掉落了一块，房里竟无一点漏雨之处。椽上的苇箔已糟朽不堪，灰色的瓦片裸露着，然而依旧能挡风遮雨。
老家我已很少回去，孩子们对老家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每年清明回老家上坟，都是直接到地里上完坟就走了，很少回老屋去看一看。
但我知道，我的老屋，弟弟的老屋，都还矗立在那里；哥哥的院子里，还是空荡荡一片荒凉。
老屋，就让它保存在那里，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吧，它至少是我们兄弟情谊的一个见证。
【5】我家的葡萄熟了
那年乔迁新居，是一处独家小院，终于有了地气，妻子喜滋滋地从苗木市场买回几株葡萄秧，栽在院里窗台下。
有苗不愁长，没几年那细细的藤蔓竟长成小孩胳膊粗的树，沿着搭好的竹架，浓浓密密地遮盖了半个院子。树干的半腰还长出一枝藤蔓，顽皮地沿着防盗铁窗的栅栏绿绿地攀爬着。躺在床上望出去，窗外是勃勃的生机。一日，那枝蔓竟探头探脑地爬到了卧室里，似乎想窥视主人的秘密。
去年雨雪极多，天气极冷，开春后邻居家的葡萄冻死了。我家的院子从二楼用阳光板封起，像一个大棚覆盖着，葡萄树早早地就吐芽绽叶。早春时节，已是绿油油一派茂盛。
葡萄树开花了，像纺锤穗似的果枝上，开满了白色的小花。妻子听人说没有蜜蜂采花，便不能授粉，于是思谋着从哪儿捉几只蜜蜂来。我笑她迂，让她把两旁的窗户打开，果然便有蜜蜂飞来，在花间嗡嗡嗡采蜜授粉。
葡萄树结果了，从黄豆大的绿粒，渐渐长大，像孩子玩的玻璃球，绿莹莹地挂在枝架上。站在葡萄架下仰头看，那葡萄一串又一串，繁繁密密。默默数着：一串、两串、三串……却怎么也数不清。
我家的葡萄熟了，一串串像紫莹莹的玛瑙挂在绿叶之间，等待主人采摘。
儿子、媳妇带着孙子回来了。一进门，两岁半的孙子瞪着黑葡萄般的眼睛马上发现了，小手往上一指，咬字不清地喊：“葡萄！”
儿媳拿把剪刀上了平房，沿着葡萄架，拨开叶子，将那紫艳艳的葡萄一串串剪下，一会儿，就采下两面盆。
儿媳说：“采葡萄的感觉真好！”
小孙子抓起一串就咬，一家人围坐在葡萄架下，品尝自家丰收果实。
葡萄颗粒不大，但真甜。咬一口，从舌尖一直甜到心里。
能不甜吗？妻子说，她每天将剩下的油渣全施到葡萄树下，淘米水用来灌树。不施化肥、不打农药，是真正的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天然食品。
儿子媳妇走时，车上多了一箱刚刚采摘的葡萄。
小儿子回来，带来了一大帮同学，一进院子就看见了葡萄。他们也不客气，登上梯子就摘。小伙子光顾采摘时高兴，不管能否吃得了，结果剩下两大箱，分别送给邻居和他姥姥家。
葡萄架上那尚未成熟的一串串葡萄，绿莹莹地悬挂着，笑盈盈地看着我，好像在说：主人，等几天吧！
我也笑盈盈地看着它们，点点头。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阿娜尔汗的心儿醉了……
我家的葡萄熟了，
我的心儿醉了。
【6】 习 俗
人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这话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正月初三万荣是新女婿走丈人家的日子，俗称“走初三”。但到了运城就是“走初二”，而初二在万荣是“鬼节令”，人们不出门。有新坟的，初二是一定要上坟的。
这就是习俗的不同。
正月里禁忌多。
我们杨家，比别人还多了一个禁忌：正月十三不出门。（这个不出门，不是不让出大门，而是不能出村去走亲访友。）
我们这个小村，几乎清一色姓杨。因此，每年的正月十三，全村静悄悄的，没有过年的欢乐气氛。偶而有顽童燃放鞭炮，便立即遭到大人的叱责：“高兴什么？老先人都战败了。”
相传，历史上杨家将在金沙滩那悲壮一仗，就发生在正月十三。这一天，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前。从此，正月十三就成了杨家的忌日。
小时自不待说，每年正月十三，父母是不会让我出门的。我工作以后，每年正月离家时，母亲都要叮嘱：“咱杨家正月十三不出门。”
后来我调回运城工作，父母在兄嫂处。每年一到正月十三前一两天，母亲准会打来电话叮嘱：“咱杨家十三不出门。”
我自然唯唯应喏。
几十年来，母亲每年都要这样嘱咐我，一年也未遗忘过。就是去年正月里，母亲还这样叮嘱：
“咱杨家十三不出门。”
今年正月里，朋友邀我小聚，我心里忐忑不安。我知道运城人的禁忌，老人去世，三年内不能去别人家。朋友说他不讲究这些，再三相邀，我便去了。席间，一位朋友说他母亲去世三周年了，过几天要回老家给母亲立碑，邀我去。这位朋友平日待我似兄长，安葬母亲时帮了不少忙，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朋友说：“正月十三，我安排车接你。”
我一下愣住了：怎么偏偏是正月十三？
这位老兄也姓杨。我结结巴巴地说：“正月十三咱杨家不出门呀。”
朋友回答是没有听说过，我便哑口无言了。
日子一天一天临近，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
前一天晚上，我竟彻夜失眠。天快亮时，我才迷糊了一下，但马上就醒了，赶忙起床穿衣。我知道，朋友接我的车快来了。
头很痛。勉强洗漱完毕，吃了点东西，头还是晕晕乎乎。我告诉妻子，妻子知道我这几天为此事犯愁，便说：
“咱妈不让你去。”
母亲是个很慈善的人，极疼爱自己的儿女，特别是我。
我知道，就是我违拗了母亲的意愿，母亲也不会责怪我的。
然而，这是我没有了母亲的第一个春节，第一次没有人叮嘱我。可是，我能忘了那嘱咐了我几十年的声音么？
妻子见我实在为难，便说：“要不我替你去？”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虽说进了杨家的门，就是杨家的人，但总比我差一点吧。
妻子代我去了。
我如释重负，心情顿时轻松起来，头也不痛了。
【7】 古 画
我家在农村算一中等家庭。祖辈居住在一座三合院，三间北房，三间东房，三间西房，南墙便成了照壁，上彩绘一幅上山虎：回头望月。这是我一表兄绘画的，他是仿我家北墙中堂上方悬挂的一幅上山虎摹临上去的。我家的那幅画，不知有多少年代了，反正我记事起就在此墙上挂着，哪个朝代，何人所画，没有留意。一是那时年幼，不曾在意，就是想留意，怕也记不住或不认得那上面的题款。但那幅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一幅发黄的宣纸上，一只上山虎蓦然回首，好像要从纸上跃然而下。那是一幅水墨画，很传神，尤其那虎的眼睛，好像活的，你从哪个方向望去，它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你。
表兄临摹到照壁上就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图画：老虎黄毛黑纹，张着血盆大口。还画着山、松树、月亮。但那眼睛，怎么看都无神无光。虎画成后，村里好些人都来观看，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这一看法。父亲远观近看，也觉得虎眼的确无神无光。后来也不知谁的建议，在虎眼上钉了一颗图钉，光倒是有了，还是无神。
后来文革开始，村里的小学生挨门挨户破“四旧”，主要是没收旧书。我家没有几本书，父亲文化不高，只看一部《三国演义》。还有几本书，大概是我们兄弟姊妹闲看的。不知怎么，里边有一本《聊斋志异》，小学生看了半天，也认不得那书名，便把它扔到一边去了。倒是一个小学生看到墙上那幅老虎，说这是“四旧”，爬到供桌上，把那幅画拿走了。不几天，便在大队的场院里燃起一堆火，将从各家抄来的旧书画一把火烧了。南墙照壁上表兄费了几天功夫绘就的那幅老虎，父亲也拿铁锹将它铲了个干干净净。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脑海里一直忘不了我家那幅画，那画风，那神韵，总觉得它是出自名家之手。好像小时候也看过那画的落款，是唐寅二字。因为那时识字不多，后边那个字我念成“演”。那时并不知道唐寅为何人，只是隐约记住了这么两个字。
无事看中央电视台的鉴宝节目，看有人持一幅古画，专家给出的价格往往是几百万人民币，让我咋舌：一幅画就值这么多钱？不由就想起我家那幅画来。
这一想又觉得可笑。以我世代务农、累世也没有出过一个官宦的人家，怎么可能传下一幅唐伯虎的字画呢？这一定是受了鉴宝节目的刺激，脑海里浮现出一种幻觉吧。
但我确信，那真是一幅好画。
【8】 拐 杖
那天走进母亲的卧室，无意中瞥见门后立着一根拐杖。那是母亲生前用过的，须臾不离手。
母亲去世后，我轻易不再进母亲住过的卧室，总觉得母亲还在她的房内。每次进去都让我徒生伤感，眼底便有泪水涌来。
那根拐杖孤独地立在门后，虽只匆匆一瞥，却让我深深自责，懊悔不已。
母亲生前用过好几根拐杖。最早是哥哥给父母各买了一支拐杖，父亲是一支龙头拐，母亲是一支凤头拐，都很精致。父亲的龙头拐，老人一直用着，后来随父亲放进了棺材里，继续陪伴着父亲。母亲身体健朗，几乎没用过那支拐杖，后来也不知去向了。我后来也给母亲买过一支，但母亲还是没怎么用。好像弟弟也买过一支给母亲，那支拐杖大概在哥哥或弟弟处，也不知所终。
这根拐杖，是那年单位组织去华山旅游，我在华山顶上买的。那是一支极普通的手杖，竹子做的，烙着简单的花纹，刷着一层漆。考虑到母亲身材矮小，我特意选了一支短的拐杖。价格记不清了，十元八元？反正很便宜。
回来后，送给母亲，母亲拄着很合适，竟渐渐地也不离手了。这根手杖便陪伴着母亲，去临汾，回运城，都带着这根拐杖。那时母亲八十岁，到她去世，这根拐棍陪伴了她十多年。
那年大侄儿从内蒙旅游回来，给他奶奶买回来一支手杖，是骨头做的，沉甸甸的，价格不菲，二百元。母亲欢喜地接过，但只用了一天，说不趁手，还是用那支竹拐杖。大侄儿买来的拐杖，一直放在床头，几乎被遗忘了。
有一次母亲很认真地对我说：她走时，将这支拐棍给她带上，她到那边还要用，我不假思索地点点头。
母亲入殓时，我好像提醒过，说把母亲的拐杖放上。那时已把大侄儿买的拐杖拿出，一擦洗，还是崭新的，便把这根拐杖放了进去。一是它新，二是它贵——我是这样猜想的。
当时我只有悲伤，竟忘记了母亲的叮嘱，再检点一下就好了。然而我那时哭昏了头，竟然忘记了。
发现母亲的拐杖还在门后，已是母亲去世近一年了。不知母亲在那边，用着那根拐棍是否能习惯。母亲是个宽容的人，她一定会慢慢适应，毕竟那是她孙儿的一片孝心。
这根陪伴了母亲十多年的拐杖，手杖的弯头部已让母亲的手摩擦得很光亮。如今，主人走了，它孤零零地站立在门后。
母亲走后，家里几乎没有母亲的一件遗物。意外地发现了这根拐杖，我心里虽说深深地自责，但自责过后，又有一丝欣喜，毕竟还有着母亲的一件遗物。对我，也是一种安慰。
【9】 角 落
小城的变化真可以用日新月异这个词来形容它了。
你站在南风广场环顾四周，真不知自己身处何地。你往东行，那一座座几十层高的楼房一座挨着一座，恍若身临大都市的风景。
这是一座在建的医院工地，据说投资五个多亿。医院的门诊楼、住院楼已竣工，很是雄伟气派。工人们还在忙着，内部装修，活儿还挺多。
门口的东边，是一排简易房，牛毛毡盖顶，沙土垒墙。这大概是开工时搭建的，如今已是地陷墙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不久这些简易房就会拆除的。
但如今它还在发挥作用，是一家小饭店。房屋虽然简陋，但收拾得挺干净。饭店的顾客，当然是工地上这些建筑工人了，他们有一个名字，叫民工。
这时已是晚上十点了，但是正赶上停电。小饭店点着几只蜡烛，昏黄的烛光里，还有三桌人在吃饭。准确地讲，他们是吃面。
第一桌坐了六位民工，每人一大碗炒面。只有一个年龄较大个子矮小的人要了一小碗炒面，他们吃得很香，吃得很响亮。一碗面很快下肚，各算各的帐。大碗四元，小碗三元五角。小个子给四元钱，老板给找了五角钱。一位高个子只从口袋里掏出三元五角，老板提醒他：“你是大碗，四元。”大个子说：“我知道。”脸色讪讪地向小个子借了那五角钱，交给了老板。
第二桌是四个人，但只要了三碗面。有一人拿着筷子，从三只碗里挟着吃。只见他从同伴碗里挟起一筷子面，高高举起，然后仰头用嘴接着，像吃凉粉一样。他们吃得很热闹。吃完了，又用面汤将碗仔细涮干净，一点不剩地喝下去。
第三桌只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很年轻，像是一对恋人。他们只要了一小碗面，女的在吃，男的一边看一边说着话。他俩对面坐着，头抵着头，很亲热的样子。女的一边吃一边听男友在她耳边说悄悄话，她吃的很斯文。吃了一半，女的停住筷子，说：“我吃不下了。”
男的停住话头，盯着女子的脸，问：“吃不下了？”
女的点点头，有点娇嗔地“嗯”了一声。
男的又问：“真的不吃了？”
女的点点头。
男的盯着女的看了一会，好像在确认女孩不是在撒谎后，便将面移向自己，接过女友手中的筷子，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干净了碗里的面
两人站起身，男的很潇洒地掏出三元五角钱递给老板，便和女友亲密地依偎而去。
坐在办公室暖气房里的人，很少能看到发生在这个城市角落里的一幕，然而我看到了，那时我正从他们手中接过那一碗碗面钱。
这些民工来自四面八方，四川、河南的居多，也有河北、陕西、浙江等地，也有当地各县的。他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每月能挣一千多元。他们似乎很满足，因为从他们朴实的面孔上看不出沮丧，他们很快乐地生活着。
看他们吃饭，不由得眼前浮现出那些高档饭店酒楼里盘碗相叠，满桌丰盛的饭菜吃不了多少便倒掉的场景。
这座城市林立的大楼，是从他们手中诞生的，但他们不是这些高楼的主人。他们以后再进入这些大楼时，还得点头哈腰，向这些楼房里的主人献媚讨好。就是这座宏伟的医院，他们以后能理直气壮地踏进大门，享受现代化的医疗服务吗？
他们流血流汗，一座座高楼从他们手中崛起，但这些耸立的高楼大厦上没有他们的名字。
然而这一座座高楼，又是他们的丰碑。
【10】 懒 人 游 山
懒人者，鄙人也。懒人有句“名言”：怕死的人才锻炼呢。锻炼尚且不愿，就别提登山爬岭了。但这次单位组织登华山，在同事的怂恿下，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华山脚下，一到山下心里就叫苦不迭。领队问：哪位先生委屈一下，坐缆车上去给大伙安排食宿？我一听，如降福音，急忙朗声答曰：某愿往！
华山建起了索道，游华山如我辈者，便免却脚力之苦。坐进缆车，我看了下表，十二点整。车门自动关闭，悠悠向高空飘去，有点坐飞机的感觉。俯视脚下，车如甲虫，人似蚂蚁，山谷深不见底，令人目眩。抬头看两边，陡峭山峰拔地而立，花岗岩面如雨涤水洗，白的岩，绿的树，爽心悦目。坐在缆车里一边慢慢向上飘移，一边怡然自得地欣赏山景，想到同事们这会正汗流浃背气喘如牛地登攀爬援，很有点可怜他们。
十分钟不到，我便登上了北峰顶。在北峰饭店为同志们安排好食宿，我就躺在床上恭候他们。
四时半，第一批登上北峰的竟然是三位女性。一直到六点，全部人马才算到齐。那几位苍白头发的老总们，自然是最后一批上来了。
夜宿华山顶，听山风呼啸，知外面极冷。想那夜登华山者此刻的辛苦，想我等舒适如在家中，竟酣然入梦。
“起床，看日出了！”是老总挨门呼喊。同室的三位立即起床，跑了出去，我躺在床上，眼也懒得睁。听见外面有人说：看，天边红了。又有人喊：看，那是彩霞。随后一阵寂静，大约七八分钟，突然爆发起掌声和欢呼声。我睁开眼，一缕阳光从天窗透射进房内——太阳出来了。
华山日出，我听到了！
归途中，听同事说千尺幢、百尺峡、苍龙岭、长空栈道……我心中一阵茫然，一种失落油然而生，我问自己：
——你到过华山吗？
【11】 邻里三嫂
南 村 嫂
南村嫂娘家是南里村，母亲便称呼她“南村的”。母亲常常指使我：“到你南村嫂家借个簸箕去。”
南村嫂家是个大家庭，弟兄六人，二十几口热热闹闹一大家，南村嫂是老大媳妇，侍奉公婆很是孝顺贤惠，妯娌学她样，于是一大家和和睦睦。
几十口人的大家庭，生活负担自然沉重。作为长子长媳，肩头的担子不言而喻。六几年，南村嫂家买了一架弹花机。家庭人口多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全家动员，人人上阵生意很是红火。就是这架弹花机，养活了这一大家子人，而出力最多的是南村嫂。
南村嫂婆婆生育了六男一女，南村嫂是六女一男。长女、二女都比她们的六叔大，儿子与他六叔同岁。儿子娶过了媳妇，到南村嫂跟前极孝顺。
村里人说：这是南村嫂积下的。
子孝媳贤，南村嫂安享晚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天南村嫂上炕，突然歪倒，再也没有醒来，享年七十有三。
东 巷 嫂
东巷嫂家住在东巷，母亲便叫她“东巷的”。
母亲对东巷嫂极为佩服：“你东巷嫂识文断字，不像我们这些睁眼瞎。”
农村老婆婆里，像东巷嫂这样有学问的人，的确如凤毛麟角。
东巷嫂不是一般的识几个字，而是能读会算，老婆婆们在一起干活（无非是剥玉米、拣麦种之类），便是东巷嫂给她们说古道今的时候。东巷嫂讲的不是道听途说，是她从书报上看来的。
东巷嫂有五女一男，最小的是男孩。许是东巷嫂的遗传，儿女们都聪明伶俐。但东巷嫂重男轻女，只有最小的男孩上完大学。
六子在县上当干部，家也安在县城。接父母到县城住，老俩口不习惯，总想回村。六子无奈，只好送回。他父母一生辛劳，住了一辈子破屋烂厦，孝顺的六子给盖起一座新房，老俩口高高兴兴住进去。谁知新房潮湿，老俩口煤气中毒。
父母双亡，六子悲痛欲绝。
满 菊 嫂
满菊嫂是邻村庙后人，所以猜测她姓解（也许不是），因庙后村大多姓解。
据说满菊嫂与丈夫是在修水库时认识的，这就有点自由恋爱的意思了。男方家只有孤儿寡母，两孔寒窑，家境可想而知。满菊嫂过门时，衣柜、箱子都是借来的，装点一下门面而已。就连她那身上马衣裳也是借别人的，进了门，就换了下来。
宴席自然节俭，杀了一只鸡，是我父亲主厨（主字可省，大约就他一人）。父亲只是熬相公时学过做饭，其水平不敢恭维。
满菊嫂裁剪缝补针线活做得极好。扎花、捏花、剪花，心灵手巧，且出手极快，谁家有事都要请她。进入腊月，满菊嫂更忙：裁衣、纳鞋、绱鞋、纺线、织布……唯独没有自家的。
队里男劳力少，满菊嫂便干男人活。犁耧耙耱甚至赶车，她样样在行。就连一些匠人活，她也能干两下。
母亲曾笑说：“满菊，你啥都能干，就是一样不会，不会骑车子。”
满菊嫂不会骑车子，她家也没有车子。
满菊嫂去世时，不到六十岁。
【12】母亲的戒指
母亲的生日真好。每年一过中秋节，八月十八日，便是母亲的生日。做为儿女，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况且母亲已是九十岁高龄的人了，有今年没明年的，让人倍感珍惜每一年为母亲祝寿的日子。
中秋节与二姐通电话，二姐忽然问：你给母亲准备什么礼物?我一下愣住了，每年去祝寿，不就是买一些食品或衣物吗?因为刚过十五，月饼也是免不了的。难道还有别的更好的礼物吗?于是我反问二姐，你买什么礼物?二姐说，她准备给母亲买一个戒指。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急忙对二姐说，戒指我买，你另买别的吧。
对首饰我不懂，跑了两家金店，看了几个款式，不知选择哪款好。无奈还是回家邀上妻子，让她定夺。她一锤定音，我也觉得很好。这是一款重5.18克的戒指，上面是十几颗小星星图案，灿烂耀眼。妻子说，母亲多会看到戒指，都会想起是她的星儿给她买的。星儿是母亲对我的昵称。
十八日一大早，我同大姐、二姐、妻子、儿子同车赶到临汾给母亲拜寿。母亲住在弟弟家，兄嫂带着孩子也过来了。嫂子和母亲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母亲的衣服、鞋袜大都是嫂子准备。母亲穿老式对襟衣，街上没卖的，都是嫂子买来布亲手缝制。母亲是小脚，鞋也难买到，嫂子碰上了，便会多买几双。今天，嫂子又是给母亲做了一件薄棉衣，母亲高兴地穿在了身上。大孙媳不会做，在商店给她奶奶买了一身保暖内衣，母亲也连声说好。
我从口袋里掏出首饰盒，拿出戒指。我说：嬷，我给你买了个戒指。我托起母亲的手，将戒指戴在母亲瘦骨嶙峋、青筋突暴的手指上。戒指太松，我捏了三次才合适。母亲露出欣喜的眼光，问多少钱?我说，你别管多少钱。母亲说，我问问还不行?那意思很明白：我又没嫌贵，只是问问，知道它的价格罢了。
母亲越老越开通。她老人家从不说你乱花钱，你买来什么她都很喜欢。比如花篮，母亲就很高兴，总把花要多养一段时间才让拿走。生日请客，每桌上千元，母亲也没说过贵字。而且母亲出手极大方，每年给孙子、重孙压岁钱，一人一百。孙子、重孙多，母亲过个年压岁钱都得几千元出。孙子说下媳妇，问母亲给多少见面礼?母亲不加思索说，八百八。母亲有时也笑话自己的大方，说好像我多有钱似的。
母亲瘦骨嶙峋青筋突暴的手指上戴着一枚亮闪闪的金戒指，很是醒目。母亲慈祥的目光里流露出的是欣慰，是满足，甚至是自豪。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一双手是粗糙的，那是一年四季不停地劳作而造成的。一到冬天，母亲的手上满是裂口，渗着血珠，但母亲还得不停地为全家人忙碌。洗衣、做饭、磨面、纺线，母亲瘦弱的身体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冬天里，浸泡在冰冷的水里，风一吹，手上裂开无数小口子。像小刀刀割似的，母亲说。那时我在城镇上学，从供销社给母亲买一盒海螺油(一只蚌壳里边是廉价的擦手油)或是买点凡土林。后者没有包装，售货员给你抹在一块纸上，拿着回家。一天劳作完，母亲临睡前，很小心地抠出一点，涂在裂缝上。母亲说，她年轻时，凡士林也没有，她是从桃树上刮一点桃胶，将裂口糊上。
就是母亲这双手，将她的儿女一个个养育成人了。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手指上长年累月也戴着一个物件，但那不是戒指，是现今极少见到的顶针圈儿，纳鞋底之类时，便要借助顶针圈儿将针顶过去，那只是一个洋铁片儿做成的小物件，集市上几分钱一个。
记忆中也曾记得母亲戴过一枚戒指，那时并没有见过金子，问母亲这是金子做的吗?母亲讪讪地说，不是，是铜的。母亲说她指关节疼，邻居大嫂借给她铜戒指让她戴几天，说是能治病。
记忆里母亲没有戴过首饰，因为母亲没有首饰。
我给母亲的这枚戒指，也许是母亲平生第一次戴上真正意义上的首饰吧?如果是这样，做为儿子，我也许认为这个戒指是一件有意义的礼物。至少，母亲百年后，我不会自责了：如果母亲生前连一枚戒指都没戴过，那样的话，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母亲九十高龄了，她如今是村里最年长者，也是唯一一位小脚老太太了。
母亲现在是四世同堂，她的五个儿女又为她生养了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重孙、外重孙……共四十多人，真是一个大家庭啊。
母亲应该是幸福的!
【13】母亲的花园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美丽如花，花是美丽的，因此女人爱花。
母亲爱花，因为她是女人，更因为她是一位爱美的女人。
我家的园子里，到处是花，大多是自生自长。四周墙根，大都生长着一种钹儿花——因花朵极像小孩玩的小钹而得名。它的学名叫什么?至今不得而知。
我家的钹儿花品种很单调，只有最常见的那一种单层花朵，花蕊根部有一圈粉红，花瓣则是粉白。这种花其实品种极多，有白色、有粉色、红色、深红色，甚至还有金黄色。有单层、有多层，多层的叫做千层钹儿花，那就很是好看了。
我家园子里没有，别家有，母亲便从别处讨来花籽，撒在园子里。于是，我家园子里的钹儿花便五颜六色了。
农村的花种不多。一个雨天，母亲不知从谁家讨来一株四梅菊(刺梅菊?)，这是我们村里的叫法，我长大后，才知道这就是让我憧憬心仪的玫瑰花。母亲把它栽植在西墙角，不几年便衍生了一大蓬。开花季节，很是芳香。 ·
母亲的手很巧。她会刺绣，她绣的鞋面，红花绿叶煞是好看。母亲还会捏花。用白面和各种颜料染成各色面团，牡丹、芍药、玫瑰、菊花便在母亲的手掌里盛绽而开。母亲的颜色搭配分外艳丽，那花朵、那枝叶，几可乱真。我结婚时，母亲已六十五岁了，但她仍亲手给我们蒸了花馍，馍上面密密麻麻插满了她亲手捏的花儿。当那两个大花馍来到城里后，引起啧啧赞叹，妻子也对母亲的手艺佩服不已。当两个大白馍吃了后，妻子将那些花儿保存起来。数年后，那些花仍是那么红，叶儿仍是那么绿，就像昨天刚捏好一般。
父母老了，跟随我们住在楼房里。楼房的空间狭小，我们也无心养花弄草。一次下班回来，意外地发现书桌上多了一束花，是月季花。一问，原来母亲从家属院门房那儿讨要的。家属院门口有几棵月季花，长得像小树一般。花儿开得也繁，花朵也大，有白的，有红的，还有粉的。母亲没事下楼去，·就看那几株花。母亲说：等过段时间回家时，给门房要几枝，插在咱家的院子里。 ·
父亲得了半身不遂，去世前回到老家，母亲也跟着回去侍候。一进家，满院的荒草长得比人还高。母亲看着满院的荒草叹口气说：看这草长得。哥哥笑着说：人家天安门广场还专门种草哩。两位老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虽说请了个人给他们做饭，但总是放心不下。我离家最近，便回去的次数多一些。第一次回去时，满院的荒草铲除得干干净净了。第二次回去时，母亲正弯着瘦小的身躯，吃力地挥动着锄头，在门前的土里刨着，并将一些籽粒撒到坑里，又用手小心翼翼用土掩平。我问母亲种什么，母亲说种花。后来果然门口开了一大片的花，有红艳艳的指甲花，有黄灿灿的野菊花，还有碗口大的大丽花。真是争奇斗艳，分外好看。母亲说她没事时，就坐在门前看她的花。
就在院里的花凋谢得只剩下野菊花时，父亲走了，母亲又跟着我们回到了城里。
父亲在世时，母亲从没过过生日，我们也问不出母亲的生日。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母亲才痛快地给我们说了她的生日，农历八月十八，一个很吉祥的日子。
这年的八月十八，我们第一次给她老人家过寿。那天我在饭店订了两桌酒席，在我去饭店的路上，忽然心血来潮，让车子在一家花店门前停下。当我抱着一束精心挑选的鲜花出现在母亲面前时，母亲眯缝着眼看了许久，又低头嗅了嗅，还连问了两句：是真花吗?那天母亲很开心。因为吃饭，那束花被放在母亲身后的窗台上，吃饭时，母亲还不时回过头去看她的花。一直到从饭店回家的路上，母亲将那束花紧紧抱在怀里。
那束花，母亲一直在花瓶里养了好些天，直到最后一朵完全枯萎。
母亲叹口气：这么好看的花，要是栽在咱家的园子里多好。
母亲怀念着她的花园。
【14】 母亲的“荔枝”
我家的园子其实并不大，它只是一座空宅基，也就三四分大吧。由于没有房屋建筑，也不去刻意管理，因此那些植物大都是自生自灭。今天这儿拱出一株小树苗，也不知它是什么树，但母亲总用两片瓦支在上边，将小树苗保护起来。就是出现一棵不知名的花草，母亲也绝不将其拔掉，而是让其自由生长。树木花草生长在我家的园子里，那真是幸运而幸福的。
于是，我家园里树木花草极其杂乱。南墙根有两棵大槐树广紧挨着槐树的是一棵李子树，李子树旁是一棵桑椹树(桑椹果是乳白色的，格外甜，不同于一般的黑桑椹。)桑树的前边立起一株白水杏，杏树旁边是一棵梨树。西北角上长着一棵洋槐树，它的旁边是一溜四棵石榴树，石榴树旁靠近园门的西边，是两棵高大的椿树。
就是在两棵椿树之间，不知何时冒出了两瓣嫩叶片，母亲发现了，照例用瓦片保护起来。长了一段时间，母亲发现不是树苗，像是豆角之类的蔓生植物，于是母亲给它用秫秸杆支了个架，让它的枝蔓往上爬。为了让它健康生长，母亲还给它浇水施肥(要知道我们那儿水贵如油)。
这菜苗倒也不负母亲的期望，不几日便长得绿油油生机勃勃。到开花季节它开了花，花落后结了个瓜。但这是什么瓜?能不能吃?母亲决定试一试。
瓜儿绿油油的，不大，上边疙疙瘩瘩的，模样很不中看。母亲将它洗净，切成丝，拈起一撮放进嘴里嚼，一会儿苦得母亲皱起了眉，赶忙吐了出来。
母亲说，这东西不能吃。
母亲为什么不将它炒出再尝呢?母亲是有教训的。
那还要从西北角那棵洋槐树说起。
不知何时，西北角墙旯旮冒出一棵洋槐树来，大家都没见过，不知是什么树。它自己长大了，有一年便开出一嘟噜一嘟噜白色的花。等花儿谢了，过了一段时日，树上便缀满了一串串像蚕豆角一样的果实。母亲看着那些豆角，寻思着它们是否也像地里的蚕豆角一样可以炒着吃呢?母亲摘了一串，洗净切丝用炒瓢炒好，挟起一筷子一尝，哇，真难吃。吃不成，还浪费了油盐。这一次母亲便不那么傻了，只是切了一点尝一尝，便断定这东西不能吃。
虽然不能吃，但母亲仍没有将它拔掉，而是仍然让它继续生长。那剩下的几个瓜熟了，黄澄澄的，很是惹人喜爱。就连上边密密麻麻的小疙瘩，也不令人讨厌了。
既然不能吃，就把它们摘了下来挂在墙上，观赏起来。 是东西就应该有个名吧。母亲语出惊人：荔枝。
于是我小小年纪，脑子里便记住了荔枝是一种黄澄澄像瓜样的东西。
一直到八九年，我在大连的街头吃到真正的荔枝，才推翻了我脑海里荔枝的形像。
也是多年后，我在菜市场忽然发现了我的荔枝，我目光盯住它端详起来，是的，它就是我心中珍藏的记忆中的荔枝，绿油油，上边布满小疙瘩。
卖菜者见我盯着面前的菜不移步，急忙拿起两三 个，热情地说：同志，称几个苦瓜?
哦，这个东西叫苦瓜，我的荔枝是苦瓜。
苦瓜?荔枝!荔枝?苦瓜!
产于南方的水果珍品，成了苦瓜。
我的想象力丰富的母亲哟!
【15】 母亲的家
父母在，家就在，父母把家撑起来；父母在，家就在，家把儿女聚起来……
——摘自歌词
写下这个题目，是缘于母亲和大姐的一次对话。
母亲问大姐：“在临汾我是住在你哥家，在运城我是住在星儿家，那我的家在哪里？”
大姐说：“你家在杨家垛，杨垛那屋就是你的家。”
母亲好像恍然大悟似的“噢”了一声。
我听着有些心酸。
父亲去世后，母亲穿梭于临汾、运城两个城市之间。在临汾哥嫂处待久了，我便去接母亲，母亲将换洗衣物、梳头用具包在一个包袱里，夹在胳肘窝里，跟我回运城。又过一段，哥哥来接母亲，母亲又夹着小包袱去了临汾。过来过去，母亲住在两个儿子的家，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
母亲的家在哪里？
母亲一九一六年农历八月十八降生在万荣一个叫作王亚庄的村子里。这个村几乎清一色姓张，只有外祖父一户姓李，被人称做后窑李家。母亲五岁丧母，跟着教书的外祖父生活。外祖父到那儿，便把母亲带到那儿，过着类似流浪者的生涯。
外祖父毕业于山西师范学院，它是山西大学的前身。母亲说，外祖父毕业回来，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戴花，十里八村游行，就像古时候中了状元一样。
外祖父是大学生，那个年代出一名大学生，真是凤毛麟角。但外祖父一生似乎没有做过官，只是教师。他只能将女儿带在身边，教书谋生，父女相依为命。
母亲是文盲，她不认识字。母亲很后悔，说她跟着外祖父在学校，外祖父去上课，她就在学校玩，就不知道跟着学文化。
母亲说，她要是有知识，可了不得，肯定能干大事。母亲还说，她要是有文化，将她的一生写出来，能写很厚的一本书。
母亲是聪颖的人，如果她上学，一定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
外祖父没有让母亲上学、读书识字，是重男轻女还是过分溺爱？不得而知。
母亲在书声朗朗的学校里长大，但她却不认识字，文盲。像她说的，她是个“睁眼瞎”。
没有文化，是母亲心底的痛。母亲对她们女伴中“识文断字”的人极其羡慕。
外祖父后来续了弦，母亲的这个继母只比母亲大十岁，是大姑娘嫁给外祖父当了填房，但她没有生育一男半女。
母亲和她的年轻继母在一起生活了多长时间，她们相处的是否融洽，母亲没有说起过。
母亲在最需要母爱时，她的母亲离她而去。她是个没有得到过母爱的人。
因此，娘家留给母亲的，可能不会是温馨的记忆。
母亲嫁给父亲时，家里人口较多，那时都是大家庭。父亲排行老二，上有兄下有弟，还有两个妹妹。只是一个妹妹刚生下就让祖父送到“育婴堂”，让别人抱走了。父亲的家在农村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庄户，尚且无力抚养自己的孩子，可见当时人们生活的多么艰难。
我记事时，家里七口人，父母和我们五个孩子。
是父母给我们撑起的这个家，我们在父母的庇护下慢慢长大。
母亲多病，身体很瘦弱，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用藕粉将我一口口喂大。母亲说，后来一见端过来的藕粉碗，我就摇头。
弟弟生下后，父母商量着把这个老五送人。母亲是四十三岁生的弟弟，她上无公婆，娘家妈又不亲，没人伺候月子。两个姐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都还指望不上，母亲是出于无奈。
那时我五岁，已经记事，对把弟弟送人的事记得很清。
邻居一位大伯来了，劝说母亲，他只说了一句话：“王亚庄的，你娘家没娃寻娃哩，你把娃给人哩。”
母亲说，就这一句话，打消了她将弟弟送人的念头。
我家的亲戚只有舅家和姑姑家，舅家姑家都缺娃。母亲的继母不会生育，抚养了一个孩子，与我年纪相仿。姑姑也一直没有孩子，抚养了姑父的侄儿，与我同年。那时我想，如果给舅家或姑家去当娃，肯定是送我无疑。
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五个孩子都在父母的羽翼下快乐地生活着。
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都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人们吃光了田野上一切能吃的东西。
母亲做好饭——一锅蔓菁汤也好，一筚拌野菜也罢，她做好饭，累得躺在了炕上，让我们，她的孩子先吃。我们吃完饭，母亲才爬起来，拣我们的剩饭吃。如果没有了，她便不吃，饿着。
在那困难年月，母亲总在想法让她的孩子们吃饱饭，起码不能饿死。
母亲说：“衣服穿得旧点不要紧，没人笑话，但不能脏，更不能破。”
我们大都是旧衣服，但母亲总是给我们浆洗的干干净净，就是补块补丁，也是细针密线，平平整整。
母亲要让她的孩子体体面面站在人前。
这便苦了母亲。每天晚上，母亲都要在豆粒大的油灯下面做活，给我们缝衣服，纳鞋底，要不就是纺线织布。我们从来不知道母亲多会睡觉，又是几时起来的。我们每天能看到的，只是她踮着一双小脚永远忙碌的身影。
这是我们的家，是父母为我们撑起的家，她是那么的温馨，那么令人留恋。
我们不论走出去多远，走出去多久，都牵挂、眷顾着家，那里是我们的根，生活着我们的父母双亲。
那是我们的家，更是母亲的家。
就像屋檐下的燕雀辛勤哺育雏鸟一样，父母把我们一个个抚养成人。鸟儿大了要离窝，孩子大了要离家。小鸟飞走了，我们也飞走了。
我们长大了，父母老了。
羊羔跪乳，乌鸦反哺，何况人乎？
哥哥永远是我们的榜样，他将失去劳动能力的父母接了去，让父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颐养天年。
父亲去世后，我们几乎再没有回过老家。母亲一直跟着我们生活，来往于两个城市之间。
因了母亲，我们姊妹五个每年至少有两次相聚的机会。一次是正月里，给母亲拜年，五个儿女聚齐，热热闹闹四十多口人。一次是母亲的生日，儿女们率领着他们的儿女们，一起去给母亲祝寿，我们是四世同堂。
母亲活到了九十三岁。母亲六十多岁时，我就给母亲做好了棺材。是哥哥买的山楸木，我出钱，棺板做得很细致，母亲很高兴，说是给她做房子，造屋。
母亲去世前一年，清明节我们上坟回来的路上，哥哥说：“给母亲的棺板换了。”
我给母亲选了一副柏木板材，四片，三寸五厚，俗称“四页瓦”。我让木匠在两旁雕刻上八仙过海，棺盖上雕刻的是一只凤凰。木质本色，只用清漆一遍遍刷，直到黄亮亮照出人影。
我给母亲讲了做棺板的事，并给她看了图片。母亲说：“都是往土里埋哩，做那么好干啥？”话虽这么说，但能看出母亲很高兴。
有一天和母亲坐着聊天，母亲忽然问我：“我的名字怎么写？”我拿过稿纸，大大写了母亲的名字，她很认真地看了半天，小心地把那张纸折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里，并用手按了按。
我忽然明白了母亲的用意：她见我和哥哥给父亲烧纸时，都是将纸钱装进一个信封里，写上县名村名，并写上父亲的名字，像平常寄信一样。她是担心自己不认识字，怕到时收不到我们寄的钱。
母亲的葬礼很隆重，那锣鼓队和鼓乐队就将近二百人。那拉着棺材的灵车驶过，路人纷纷瞩目，惊叹这棺材的华丽气派。
母亲就静静地躺在这柏木棺材里，这是母亲的家。
作 者 简 介
杨星让，笔名杨柳。山西省万荣县人，中共党员，1953年生。1969年毕业于阎景中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临汾工作，1984年调入《运城日报》任副刊编辑，2013年退休。山西省作协会员，运城市作协原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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