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交口乡后于家坡村是我的家乡,虽说这些年很少回老家居住,但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对家乡的感情和思念,永远难以忘却。 后于家坡是土门塔村委的一个自然村,位于青石峪上游的的黄土高坡上,坐北朝南,东接南岭村,西邻西坡镇井湾村委的园木垣村,南与前于家坡相连,北依全城岭。
相传,很久以前,不知从何方逃难来了一户于姓人家,在老村凿造三孔土窑洞居住,村名就叫于家坡村。于家人在这里居住了多少年,繁衍了多少代,已无从考证。传说大荒之年,身强体壮的离乡背井、外出逃难,不知流落何方。老弱病残的受尽饥寒交迫,最终饿死或病死家中。此后,于家坡村再无一户于姓人家。
不知过了多少年,大约400多年前,刘姓人家从太原小北门迁往于家坡村,200多年前,冯姓人家从南塔村委尉池村迁来,90多年前,杨姓人家从枣岭乡前安里村迁来,居住人多了,分为前、后于家坡村。后于家坡村现居住刘、冯、杨三姓人家,共180余口人。
后于家坡村,自然条件极差,山高坡陡,沟深路窄,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古老的村庄,过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国最古老的传统生活,但是依旧贫穷、落后。“山高路陡焦泥多,出门下岭又爬坡。三天无雨庄稼旱,下点小雨不出圈(门)"。是对于家坡村的真实写照。受传统观念和地理、经济等条件的限制,昔日的女孩从不上学念书,六、七岁以后,就是看弟妹、磨面、割猪草、拧绳、纺线、洗碗、做饭干家务,下地劳动。长大后,父母包办,找个对象,出嫁,就完成任务了,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女孩子才逐步进入学校。
那时期,村里的男孩子也不一定都上学,我是比较幸运的,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非要我念书不可。从四年级开始,跟着村里的伙伴去十多里以外的岭上七年制学校念书,背着窝窝头、咸菜,三天回一次家,住着无论春夏秋冬都不烧火的土窑洞宿舍,有时只有啃干馍喝凉水。回家的时侯,一路跑的快,一进家门,母亲做的窝窝头或豆面条煮萝卜、山药蛋。虽是粗茶淡饭,但热气腾腾,香味扑鼻,吃起来真爽,现在想起来,还是回味无穷。四年以后我初中毕业了。
全城岭是我童年时期跟伙伴们拾柴、刮草、玩耍去的最多的地方。那时侯老百姓不叫它全城岭,叫城梁,光山凸岭,只长白草蒿和小树木,但它是巍巍群山中的制高点,站在这里向四周眺望,东西南北山川美景,尽收眼底,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顶点是一块平地,约有三十多亩,是古代屯兵扎营之地,残留砖、石窑洞遗迹,周边有战壕和防御工事,与童年伙伴们每每登上全城岭,自制棍棒作为武器,总要你追我赶,东藏西躲,打闹玩耍,"军事演习”一番。有一次,一个伙伴不小心掉进战壕,扭了脚脖子,天黑了大家还将他背不下来,家长们呼喊着上山接我们回去,将我们训斥了一顿,并说这里常有狼群出没,晚上更多,以后我们才逐渐去的少了。
初中毕业那年,我18岁,回村参加生产劳动,跟着大人们学会了担、挑、犁、耱、种、收等等农活。那时候村里的路全是羊肠小道,肥料种耔,全凭人力往地里运送。收获的季节,无论是山顶,还是沟底,无论是平地,还是坡地,一块块金黄的麦子,全凭小伙子们一担担往回挑,顶着骄阳似火的太阳,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担子,吃力的攀爬着陡峭的山路,走不了几步便汗流夹背,运到打麦场的吋侯,气喘吁吁,汗水早已湿透了衣衫。虽然很累,但也快乐。大家在一起,一边劳动,有些人哼起悠扬的曲子,尽享丰收的喜悦。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富民政策深入人心,后于家坡这个僻壤的小山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逐步从一孔孔破旧的土窑洞里解放出来,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明光彩亮的现浇四合小院,很多人还盖起了二层小楼,穿戴靓丽,扬眉吐气。过去的羊肠小道,现都成为混泥土打成的平展展的阳光大道。上通岭上接209国道,下接土门塔村委连青石峪大道,交通方便,四通八达,车辆穿行,风雨无阻。彻底改变了昔日下点小雨出不了门的落后面貌。大多数家庭都购买了小汽车,有的还买了大车跑运输,至少都有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走出山村,送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个小小山村,目前在外工作25人,大学毕业生12人,研究生1人。
有些事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但总还历历在目,萦绕心头,真是乡情难忘啊!
冯喜顺,1955年10月出生于乡宁县西交口乡后于家坡村,古道热肠,忠厚仁义,乐读书报,关心时政,善于处理乡村大事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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