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交口乡后于家坡村是我的家乡，虽说这些年很少回老家居住，但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对家乡的感情和思念，永远难以忘却。 后于家坡是土门塔村委的一个自然村，位于青石峪上游的的黄土高坡上，坐北朝南，东接南岭村，西邻西坡镇井湾村委的园木垣村，南与前于家坡相连，北依全城岭。
相传，很久以前，不知从何方逃难来了一户于姓人家，在老村凿造三孔土窑洞居住，村名就叫于家坡村。于家人在这里居住了多少年，繁衍了多少代，已无从考证。传说大荒之年，身强体壮的离乡背井、外出逃难，不知流落何方。老弱病残的受尽饥寒交迫，最终饿死或病死家中。此后，于家坡村再无一户于姓人家。
不知过了多少年，大约400多年前，刘姓人家从太原小北门迁往于家坡村，200多年前，冯姓人家从南塔村委尉池村迁来，90多年前，杨姓人家从枣岭乡前安里村迁来，居住人多了，分为前、后于家坡村。后于家坡村现居住刘、冯、杨三姓人家，共180余口人。
后于家坡村，自然条件极差，山高坡陡，沟深路窄，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古老的村庄，过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国最古老的传统生活，但是依旧贫穷、落后。“山高路陡焦泥多，出门下岭又爬坡。三天无雨庄稼旱，下点小雨不出圈(门)"。是对于家坡村的真实写照。受传统观念和地理、经济等条件的限制，昔日的女孩从不上学念书，六、七岁以后，就是看弟妹、磨面、割猪草、拧绳、纺线、洗碗、做饭干家务，下地劳动。长大后，父母包办，找个对象，出嫁，就完成任务了，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女孩子才逐步进入学校。
那时期，村里的男孩子也不一定都上学，我是比较幸运的，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非要我念书不可。从四年级开始，跟着村里的伙伴去十多里以外的岭上七年制学校念书，背着窝窝头、咸菜，三天回一次家，住着无论春夏秋冬都不烧火的土窑洞宿舍，有时只有啃干馍喝凉水。回家的时侯，一路跑的快，一进家门，母亲做的窝窝头或豆面条煮萝卜、山药蛋。虽是粗茶淡饭，但热气腾腾，香味扑鼻，吃起来真爽，现在想起来，还是回味无穷。四年以后我初中毕业了。
全城岭是我童年时期跟伙伴们拾柴、刮草、玩耍去的最多的地方。那时侯老百姓不叫它全城岭，叫城梁，光山凸岭，只长白草蒿和小树木，但它是巍巍群山中的制高点，站在这里向四周眺望，东西南北山川美景，尽收眼底，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顶点是一块平地，约有三十多亩，是古代屯兵扎营之地，残留砖、石窑洞遗迹，周边有战壕和防御工事，与童年伙伴们每每登上全城岭，自制棍棒作为武器，总要你追我赶，东藏西躲，打闹玩耍，"军事演习”一番。有一次，一个伙伴不小心掉进战壕，扭了脚脖子，天黑了大家还将他背不下来，家长们呼喊着上山接我们回去，将我们训斥了一顿，并说这里常有狼群出没，晚上更多，以后我们才逐渐去的少了。
初中毕业那年，我18岁，回村参加生产劳动，跟着大人们学会了担、挑、犁、耱、种、收等等农活。那时候村里的路全是羊肠小道，肥料种耔，全凭人力往地里运送。收获的季节，无论是山顶，还是沟底，无论是平地，还是坡地，一块块金黄的麦子，全凭小伙子们一担担往回挑，顶着骄阳似火的太阳，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担子，吃力的攀爬着陡峭的山路，走不了几步便汗流夹背，运到打麦场的吋侯，气喘吁吁，汗水早已湿透了衣衫。虽然很累，但也快乐。大家在一起，一边劳动，有些人哼起悠扬的曲子，尽享丰收的喜悦。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富民政策深入人心，后于家坡这个僻壤的小山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逐步从一孔孔破旧的土窑洞里解放出来，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明光彩亮的现浇四合小院，很多人还盖起了二层小楼，穿戴靓丽，扬眉吐气。过去的羊肠小道，现都成为混泥土打成的平展展的阳光大道。上通岭上接209国道，下接土门塔村委连青石峪大道，交通方便，四通八达，车辆穿行，风雨无阻。彻底改变了昔日下点小雨出不了门的落后面貌。大多数家庭都购买了小汽车，有的还买了大车跑运输，至少都有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走出山村，送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个小小山村，目前在外工作25人，大学毕业生12人，研究生1人。
有些事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但总还历历在目，萦绕心头，真是乡情难忘啊！
冯喜顺，1955年10月出生于乡宁县西交口乡后于家坡村，古道热肠，忠厚仁义，乐读书报，关心时政，善于处理乡村大事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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