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令」
「功」
「有」
「壽」
「美」
《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考释
张驰
东汉时期，勒石立碑之风盛行，相比前汉，留下了数量颇为众多的刻石文字。近年来，因为民间文物保护者的积极参与，一些东汉时期的摩崖陆续被发现。这些新见的摩崖刻石文字，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笔者不揣浅陋，谨对新见的东汉和平元年《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迻录并简略考释，略陈管见，以求抛砖引玉。
《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下文简称《刘福功德颂》）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城东二十五公里处的恭门镇河峪村，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造。刊于坐北朝南的石壁上，呈不规则长方形，纵一三〇、横一〇二厘米，崖面粗糙，中下部脱落。阴刻隶书，凡一五行，字径六厘米，原碑每行五至十七字不等，共计二〇三字。现残存每行三至十四字不等，可识别者一一四字，存疑者一九字，脱落不辨者七十字。刻石内容系当地吏民为故汉阳太守刘福所刊功德颂，录文如下：
【额】
漢
【正文】
和平元年歲庚寅□□□□□/
故漢陽太守，劉君諱福字伯壽，趙□□□也/
其先漢景帝少子，封昴畢野，君□□□浮□/
令，幽州刺史，所在有濟民之□□□□寬仁，/
有慮深遠之筴，藻爾難迨，□□□□□遵，萌/
忿瑕荒之不柔，數離怨曠□□□□□不脩，/
乃睠西顧，命君守之，於是□□□□□□□/
術懷遠人，歲豊靖而有□□□□□□其後/
吏民追思渥惠□□□□□□□□□□□/
伊君德，洞絕旅，播□□□□□□埶以懷遠/
，合功實配往古，勒□□□□□□□□□，唯/
□□□□子/
□□素儉約/
□財費因邽/
隴趙億建造/
刘福其人，史传不载，据碑文可知其为汉景帝少子刘舜的后裔。景帝中“五年夏，立皇子刘舜为常山王。”[1]常山郡，原名恒山郡，高帝三年（前204年）置。吕后执政时期，前188年，置恒山国。前180年，吕后卒，恒山国废为郡。文帝元年（前179年），因避文帝刘恒讳，更名常山郡。景帝中五年（前145年），复置常山国，以刘舜为常山王。碑文中“封昴毕野”，即《汉书·地理志》中所载：“赵地，昴、毕之分野。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2]即言刘舜出封之地常山国属赵旧地。关于刘福的籍贯，第二列碑文第十三字似为“赵”字，结合残留碑文上下文分析，或是赵国之意，即至刘福这一代，已为赵国下属某县人。
刘福在赴任汉阳太守之前，先后任浮□令，幽州刺史。刘福所在的赵国，属冀州刺史部，故其起家出任的第一个官职“浮□令”，极可能为同属冀州的渤海郡浮阳侯国。刘福任职汉阳郡守的时间在和平元年之前，且吏人刊铭当在其去任后不久。考史料所载顺帝、桓帝之际的汉阳太守，汉安二年（143年）“夏四月庚戌，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当）〔何〕羌于参?。”[3]知汉阳太守时为张贡。永憙元年（145年）“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校尉。”[4]知其转任护羌校尉一职。而145年至150年间的汉阳太守史书阙载，刘福领太守事或正在此时，试浅述如下：
顺帝永和五年（140年）西北爆发了且冻、傅难种羌的反叛，并最终演化为东西羌联合的大规模叛乱，时间持续长达六年之久，直至永憙元年才完全被平定。史载：“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徵。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于是东西羌遂大合。”[5]这场源于并州刺史来机、凉州刺史刘秉等人“到州之日，多所扰发。”[6]施政苛暴不当引起的羌乱，使得自东汉以降，西羌叛服无常，兵燹频仍的陇右诸郡县，民生凋敝，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碑文中“□□□□□遵，萌忿瑕荒之不柔，数离怨旷□□□□□不修，乃睠西顾，命君守之，于是……”的记载，便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由于来机等人赴任之后，未从大将军梁商“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敌，忍其小过。”[7]的告诫而导致的这起叛乱，使得朝廷对于后续选任西部边郡的官吏，必然要更多的从其以往施政宽仁的角度去考虑，刘福从幽州刺史转任汉阳太守，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从碑文“君□□□浮□令，幽州刺史，所在有济民之□□□□宽仁，有虑深远之筴，藻尔难迨。”可知其为官宽仁，深得百姓爱戴，有良好的政声。陇右羌乱初定，人心思安，朝廷此时选任其为汉阳太守，可谓官得其人。而刘福下车之后，亦不负朝廷期望，政绩斐然，正如碑文所云：“术怀远人，岁豊靖而有□□□□□□其后/吏民追思渥惠……”
汉阳郡，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由天水郡改置，治冀县（今甘肃甘谷），领冀、阿阳、陇、上邽、西等共十三县。张家川，为陇县故地，是关中西进陇右的重要门户，著名的陇关道横亘其境内。刻石所在的恭门镇河峪村，位于关山西麓，是陇关道上的重要节点，从碑文“伊君德，洞绝旅，播□□□□□□埶以怀远，合功实配往古。”来推测，刻石的建造初衷或与刘福任汉阳太守时缮治陇关道有直接的联系。关于道路缮治的财物费用来源，碑文中有“财费因邽”之说，“邽”应是“上邽”的省写，即说明相应的财费均由上邽县提供。摩崖最后落款“陇赵亿建造”，“陇”即“陇县”，赵亿其人史书不载，有学者认为，该赵亿与东汉名士，著名辞赋家西县赵壹为同一人，然籍贯与名讳均不相符，此说法有牵强附会之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延熹二年（159年）的《甘谷汉简》中，提到了时任汉阳郡长史亿，但没有姓氏，[8]其不知与《刘福功德颂》中的赵亿是否为同一人，存疑待考。又《后汉书·杨伦传》中有徐州刺史刘福的记载，按顺帝即位之后，杨伦就邵陵令任嘉因贪秽升迁而牵染将相大臣一事上书，其中言及“往者湖陆令张叠、萧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衅秽既章，咸伏其诛。”刘福等人伏诛之事，应在顺帝即位以前，或者即位之初。而据上文考证可知，汉阳太守刘福领太守事是在顺帝之后，冲帝永憙元年至桓帝和平元年之间，故两者并非同一人。
《刘福功德颂》比位于甘肃成县天井山麓，刊于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早21年。应该是继成县西峡中段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8年）《汉将题刻》之后，[9]甘肃境内迄今所见早期的东汉摩崖刻石。由于地处关山深处，交通不便，久不为人所识，历代金石文献均阙遗不载。八十年代以后，只有零星的文章介绍，但未有全面的释读和考证，实有遗珠之憾。刻石最早的发现者和保护者是恭门镇文化站站长王成科先生，他参加工作后不久，便开始积极奔走呼吁，四处筹集款项，为原先曝露于荒郊野外、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刻石，加盖了保护性建筑，使其得到了较为妥善的管理，并于1987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福功德颂》书体为隶书，结体方阔朴拙，内空外满。中锋运笔，多方折直行，厚重有力，落落大方，长笔多带篆意，短笔略带楷意，波磔质朴不显，雄劲古穆。而崖面久经风化剥蚀之后字迹点画锋芒不显，更使其呈现出阳刚朴茂、端严宽博、浑厚苍茫的书法风貌，方正宏阔如军阵临敌，质重得体若博雅君子。值得注意的是，碑额的“汉”字，用笔圆劲高古、清奇散朗，与《石门颂》书风颇为接近。该刻石书法整体上属汉碑雄古壮美一路，但又不同于已见的东汉刻石，风格独特。与其它汉隶开启了舒展活泼的八分书不同，该刻石书法，笔势仍然保留了内敛迟缓的篆书笔意，线条以圆笔为主，方笔较少。笔画圆起圆收，没有装饰性的蚕头雁尾。字形以匀齐方整为主，兼有圆润秀美，四周不作自然伸展。这种笔势篆意明显，以篆为用，以隶为体，兼有“楷变”趋向的书法特色，开启了《好大王碑》一路书风的先河。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是汉隶中的精品，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有很多。
笔者于2014年10月，对《刘福功德颂》进行了实地寻访调查。该摩崖刻石虽然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又于2016年6月升级为甘肃省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地处偏远，保护工作力有不逮。除了刻石表面因山体渗水出现起皮膨胀现象之外，在利益驱使下，也有不法碑贾帖贩野蛮捶拓，甚至用硅胶翻模，导致崖面污损破坏严重。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目前市面上所见《刘福功德颂》拓本，几乎全部为朱姓帖贩所做的硅胶翻模本。与原碑拓本相比，硅胶翻模本的线条变形严重，纤细绵软，毫无张力，整体神采全无。由于刻石崖面石质粗糙，且不平整，原碑搨本很难做出乌黑的效果，而硅胶翻模本则几乎全部呈现出墨色匀称，黑白分明的效果。希望通过本文，能引起金石界、书法界的重视，以正本清源。
关于该摩崖刻石的命名，有学者认为,因刻石地处关陇古道的恭门镇河峪村,可命名为《河峪颂》，与陇南成县《西狭颂》摩崖石刻互为姊妹篇,可称为甘肃摩崖石刻南北“二颂”。此命名的逻辑，无视碑文本身的内容，强行与《西狭颂》发生关系，虽简单易记，但却有失科学和严谨。如果碑文的内容残泐无法通读，碑主名讳以及立碑年代等均失记不存，以归属地命名倒可以理解，关键是该摩崖刻石虽然文字脱落大半，但建造年代，碑主身份、名讳以及刻碑主题都很明确，且碑文中并没有与“河峪”相关的任何文字内容。故笔者认为，依据碑文的内容，该摩崖刻石当定名作《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简称《刘福功德颂》。
附言：在访碑、搨碑的过程中，得到了张家川回乡风情园展览馆办公室汪晓东先生、恭门镇文化站站长王成科先生以及甘谷石海先生的热情帮助，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1]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五》，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8页。
[2]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55页。
[3]范晔：《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73页。
[4]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897页。
[5]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895-2896页。
[6][7]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895页。
[8]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5-141页。
[9]蔡副全：《西狭<汉将题刻>摩崖略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3-25页。
--------------------------------------------------------------------------------------------------------
笔者关于该摩崖刻石的文章，分别见于：
《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两种》，《书法丛刊》2016年第2期。
《跋新见东汉摩崖刻石之<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中国书法报》2017年第12期。
其中在《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两种》一文中，不慎引用了硅胶翻模本，特此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