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个下午五节课，幸好最后一节安排了大合唱，要不然我就包场了。发了一个朋友圈，更有甚者告诉我，一天8节课。
么得命，我以为我是最惨的，没有想到还有比我更惨的。跟一个同为心理师的老师聊起今年的课务安排，他比我更无奈，不仅双班语文还带班主任。
学校不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似乎是一个共识。好像，双减之后，大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途径一个办公室，听一个同事聊起一个孩子在外地读书，前天跳楼死了。据说这孩子的同桌，先前就是跳楼死的。
这么大的事，我昨天好像有一点耳闻。于是，问盐城的朋友，他竟然又告诉了我另外一个消息，说有个高三学霸，昨天上午在去上早自习的路上，晕倒。
遗憾的是，孩子最终没有抢救得过来。这猝死的孩子，成绩非常好，可能是死于过度疲劳。我们听了都忍不住唏嘘一番。
前段时间启东有三个小学生结伴跳楼，所幸，孩子似乎没什么大碍。但三个娃为什么要寻死，这也确实令人深思。
11月28号，一个25岁的青年摄影师，名叫鹿道森的大学毕业生，在自己的生日这一天，选择了跳海自杀，用这样的方式告别人间。
我们总习惯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这样的孩子。这是人间悲剧。而且这样的悲剧似乎从未停止过。
5000字的遗书中，他最后一次介绍自己：
“农村留守儿童，山区孩子，校园霸凌经历者，摄影创作人，独居青年，追梦的人”。他笔下的25年人生，字字透露着无助和失望。
荆棘丛中走过，早已满身是荆棘。
每一个走上绝路的孩子，这背后都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痛。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经历过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过多少无助。
他们是一群被忽视的孩子。
想起一个农村孩子，因为校园霸凌，其母曾经来回奔波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可怜的孩子，最后是否得到了救助和理解，就不得而知了。
一个单亲母亲，独自抚养小孩很不容易。因为某一次，孩子情绪失控，引发的极端做法，导致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到学校读书。
关注弱势群体，关注那些被霸凌的孩子，远不是喊几句口号，贴几个广告，做几份材料就能解决的问题。
双减之后，为什么老师越来越难做？动辄就是家长举报；为什么孩子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动辄就想着寻死觅活？
第一次听到一句话：上学如上刑。吓我一跳！但，稍微想一想，却又觉得似乎有点道理。从早上7点到晚上八点半离校，学生有十几个小时待在学校里。
我觉得蛮辛苦的。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家，似乎成了一个专门用来睡觉的地方。所谓的亲子互动，形同虚设。
班级有个孩子，作业写得一塌糊涂，书写也是潦草。我问他，为什么不做作业，他的回答，没有原因，就是不想做。
你想苦口婆心劝说，几乎没用。他在随笔里写过一句话：这样的人生，不是他要的人生。完全觉得没意思。
今天，也有个孩学生在课堂上公然咆哮，甚至口带脏话。年轻的老师，深感委屈。刚刚踏上工作岗位，遇到这样的学生，非常愤怒。
而我，今天在课堂上也掉了个场子。
依照惯例，我先问好，学生回个好，然后我应该说：请坐下。但是，我脱口而出的竟然是“下课！”
学生笑，我才惊觉自己说错了话。所有的错话，其实都是我们的潜意识。这意味着，我很想早一点逃离课堂，或者说，对于这个班级我是有抵触情绪的。
我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当然也不会用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于被举报的事，虽然我说得云淡风轻，但内心里终究觉得有些疙里疙瘩。
似乎，总有一种被出卖或者被背叛的感觉。
昨天，一个孩子，去年教过的一个女孩子。看到我的时候，将我揽住，关切地问我，是不是被举报了。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却看到了她很是怜惜的眼神。她说，举报你的毕竟是极少数，你看我们绝大多数学生都喜欢你。
这丫头，平时说话不多，但却还惦记着我的好坏。说老实话，我很感动。我们都很疲倦，一周七天，有六天时间要待在学校里。
学生苦，老师也累，再加上双减背景下，家长的焦虑丝毫未减轻。师生关系，家校关系，似乎也显得有些紧张。
很多时候，我们都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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