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域地名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在维护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据地方志等历史资料，以“海（洋）”地名为例,对中国海域地名的源流和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中国海域地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其发展可以分为海域地名的空间指代模糊时期（先秦至宋代）、海域地名的空间指代清晰时期（宋代至清末）、海域地名中西融合时期（清末至1949年）、海域地名的系统整理和有序管理时期（1949年以后）4个阶段。②中国海域地名的得名原因主要可分为7种：因方位得名、因岛礁沙洲得名、因水文特征得名、因沿陆岸（或较大岛屿岛岸）的地理事物（政区、聚落、山峰等）得名、因航海相关的传说等得名、因海洋出产得名、因海域地形得名。③中国海域地名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以长江口为界，南方沿海诸省级行政区（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海域地名数量远高于北方，南方又以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为最，岛屿数量等自然地理因素和海洋贸易等社会经济因素是造成此种差异的主要原因。④2018年国家海洋局、民政部受权公布了《我国部分海域海岛标准名称》，其中的“海（洋）”地名是1980年代中国海域海岛地名普查成果的体现。针对中国海域地名整理和研究的现状，提出加强海域地名的整理、公布与命名，明确海域的相关概念，规定海域地名的通名，海域地名的处理需符合国家海洋权益4条建议。
关键词：中国海域地名；发展阶段；命名理据；时空特征
1 引言
地名是人类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长期以来人类的主要活动空间是陆地，陆地上留下了大量的地名遗存；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海洋和太空，这些地理空间也随之有了自己的地名。海域一般指一定界限内的海洋区域，依据此定义，海、洋、港湾、海湾、海道、海峡、入海河口等咸水海洋区域均属于广义上“海域”的范畴；其中“海”和“洋”涵盖了大部分的中国海域，因此“海”和“洋”可被视为狭义的中国“海域”。中国拥有广阔的海域空间和悠久的海洋开发、利用历史，中国先民在认识海洋、利用海洋的过程中，较早地对海域空间进行了命名，留下了丰富的海域地名遗产，其中一部分至今仍在使用。
之前学界关于中国地名的研究多以陆地上的政区、聚落、山川等地理实体地名为主。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转移向海洋，但总体上多是关于个体地名、区域地名等零散性研究，海域地名的规模化、系统化研究较为欠缺。以刘南威等为代表的学者对于南海岛礁地名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过这些依然是对海洋中“陆地”地名进行的研究。陈佳荣等较早从史学视角出发，对历史文献中的“海（洋）”地名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却缺乏地名学方面的探讨。李文渭等对中国海域地名进行了简单的论述，但仅限于四大边缘海的名称。2018年6月8日，国家海洋局、民政部受权公布了《我国部分海域海岛标准名称》，其中包含了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大戢洋、九洲洋、伶仃洋等27条“海（洋）”地名，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对“海（洋）”地名进行官方确认。“海（洋）”地名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和鲜明的特征，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海域地名类型之一，本文试以“海（洋）”地名为例，对中国海域地名的演变作一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对其命名理据和时空特征进行探讨。
2 中国海域地名的发展
及其通名的演变
对海洋空间的命名在中国早已有之，随着先民对海洋探索的日趋深入，海域地名呈现出了从模糊到准确、从单一到系统的发展趋势。依照其时代特征，或可将中国海域地名的发展历程分为4个阶段。
2.1 海域地名的空间指代模糊时期（先秦至宋代）
宋代以前，中国海域地名的通名主要是“海”，海域地名所指代的海洋空间较广阔且相对模糊。中华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最初人们的活动地域多在内陆，对于海洋的认知不甚清晰，人们将所有海域泛称为“海”（“海”为专名），后认为海洋是陆地（“天下”）的极边之处，陆地的四方皆有海洋环绕，即所谓的“四海”。战国时期，邹衍创立了“大九州”学说，以中国为“赤县神州”，九个类似于赤县神州的州组成一个大州，周围有裨海环绕；类似于此的大州有九个，其周围有大瀛海环绕。此类思想长期糅合形成了“九州-四海”的“天下”观念，上述认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构成了官方海洋认知的重要知识框架。在中国古代文献里，“四海”不仅表示“天下”的边缘海洋，还指代华夏边缘的地理空间，长期作为一个集人文地理、政治地理、民族地理于一体的概念而存在。地理上的“四海”是基于九州和华夷天下的观念所建构的，随着中国历代王朝疆域和人们海洋认知的拓展，东、南、西、北四海的地理空间也处于虚实并存、不断变化的状态。
此段时期，中国产生了少量以“海”为通名的海域地名，其发展主要以东海、南海等的海域空间指代由虚到实和地点变化为主。东海之名在先秦时期或指今黄海海域，或兼及今东海北部海域，或指今东海海域，秦汉开始泛指今黄海和东海海域；南海之名则从之前的虚指，到秦朝开拓岭南后泛指中国南部的海域；渤海最初或为东海之一部分，或与东海同义。除此，在汉唐的文献中，南海海域因潮汐涨落海洋被衬托放大被称为“涨海”，今广西北海、合浦附近海域因盛产南珠被称为“珠母海”等。
2.2 海域地名的空间指代清晰时期（宋代至清末）
人类对自然环境认知的加深及社会需求的扩大，促使地名的发展由简而繁、由粗而细、由笼统而精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加之实行开明的海洋政策，宋代的海洋实践和海洋知识的增长取得了空前成就，人们的海洋地理认知也从相对模糊的“想象世界”变成了“真切具体的现实空间”。宋代之前指代大范围海域的东海、南海等海域地名，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航海活动的需求，宋代开始出现了以“洋”为通名的海域地名，如“黑水洋”“黄水洋”“苏州洋”“记心洋”“乱礁洋”“浙洋”“闽洋”等，明清时期此类海域地名的数量进一步增加。通常情况下，“洋”所指代的海域范围较“海”小，“洋”的海域空间指代也更加清晰、精确。
“洋”是此时期最主要的海域地名通名，但“海”的通名依然在用，如渤海、东海、南海等，还出现了大洋海、大明海（指明朝所属的海域）、大清海（指清朝所属的海域）等模糊性海域地名和带有显著主权特征的名称。此外，由于区域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有以“海”为通名命名海湾、河口等的传统，如文献中今台山附近的“铜鼓洋”亦作“铜鼓海”，“南门洋”亦作“寨门海”；又如今东莞附近的“合澜海”“三门海”，今台山附近的“大金门海”“小金门海”等。
宋代至清末，以渤海、东海、南海为一级海域地名，以“××洋”为二级海域地名的中国传统海域地名体系的雏形开始形成。
2.3 海域地名中西融合时期（清末至1949年）
航海科技进步和海洋贸易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始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促使西方知识输入中国。如艾儒略（Giulio Aleni）著的《职方外纪》系统介绍了世界人文地理概况，在书中他将海洋分为“地中海”和“寰海”两类，总结世界海域地名的命名方式主要有以沿海地区的地名命名和以方位命名两种，但其大致是依照中国的传统主要以“海”作为世界海域地名的通名，如亚细亚海、欧逻巴海、太平海等，并将世界海洋分为东、西、南、北四海。至清咸丰年间，英国人慕维廉（William Muirheacl）最早将西方近代“ocean”的概念引入中国，并将其译为“洋”，他在《地理全志》里明确地把世界海域分为“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冰洋”“北冰洋”，此后这种世界海域划分和命名方法逐渐被中国学界所采用。国人对中国边缘海的划分也基本形成了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分的体系，四大边缘海的命名、性质及划分基本“被”各种学术著作“确定”。西方现代“洋（ocean）”的概念、通名与中国传统“海（洋）”地名并用，呈现出了“洋ocean（太平洋、大西洋等）-海（东海、黄海等）-洋（王盘洋、七洲洋等）”的海域地名框架，并一直沿用至今（见图1），但其中却包含着“洋”（ocean）与“洋”字同义异的矛盾。
海洋之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在近代逐渐被国人重新认识，政府、民间发展海洋事业的热情随之高涨，在关注海域地名的同时，国人对于岛礁地名的认知也有所进步。20世纪30年代，法国人入侵南沙群岛，继而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南海海域、岛礁的调查与管控，1935年中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刊布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公布南海岛、礁、滩、沙地名132条，由于时代背景和技术等条件所限，此次公布的岛礁名称均由国外殖民者所定的英文名称音译或意译而来，带有较强的殖民色彩；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派军舰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南海岛礁，1947年发布了《南海诸岛名称内部核定公布》，将1935年所定岛礁名称中大量的英文直译专名改为符合汉语习惯且不超过两个汉字的专名，并使用与南海相关的中国人名、官职名、军舰名等命名南沙岛礁，在南沙岛礁名称去殖民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2.4 海域地名的系统整理和有序管理时期（1949年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对于海洋事业愈发重视。1983年7月，由中国地名委员会提议，相关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加速进行我国沿海岛礁地名普查及地名标准化工作的报告》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国开始了首次大规模的海域海岛地名普查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叶基本完成。2010年4月，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的通知》要求，国家海洋局正式启动全国海域海岛地名普查工作，至2012年12月结束，并完成了相关海域海岛地名成果的编制。
政府对于海域、海岛地名的确认、公布工作也在适时进行。1983年公布南海诸岛标准地名，此次公布的南海诸岛地名的岛、礁、滩、沙的分类更加科学，特别是新命名地名中，采用了40余条当地渔民习用名称，据外文音译、意译的地名不足10条，在保证名从主人、地名稳定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消除外来地名的影响。2012年公布钓鱼岛等岛屿及周边海域地理实体标准地名。2018年6月，由国家海洋局、民政部受权公布《我国部分海域海岛标准名称》，共包含标准名称13220条,其中包括“海”标准名称27条、“海岛”标准名称8846条、“群岛”和“列岛”标准名称78条、“半岛”标准名称33条、“海湾”标准名称1467条、“海峡”标准名称11条、“水道”标准名称438条、“滩”标准名称674条、“岬角”标准名称1333条、“河口”标准名称313条，每条地名标注标准名称、汉语拼音、行政区、地理位置（经纬度）等信息。之前我们所熟知和常用的四大边缘海地名——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九洲洋、七洲洋、伶仃洋等27条海域地名首次由中央政府正式公布，且均源于中国传统海域地名，标志着中国传统的“海-洋”海域地名通名体系正式形成，中国的海域地名发展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3 中国海域地名的
命名理据及空间分布
连续不断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包含有丰富的地理信息，且具有分布广泛、连续性强等特点。本章以籍古轩《中国数字方志库》所收录的中国沿海旧方志（1949年前修纂、刊印的方志）为样本，甄别、提取其中记载的“海（洋）”地名共220条，并结合其他文献对此220条地名进行梳理、考证，进而分析其命名理据和空间分布特征。
3.1 中国海域地名的命名理据
通过对220条“海（洋）”地名的梳理，可以得出中国海域地名的得名原因主要有以下7类（见表1）。
（1）以方位命名。以方位词东、南、北加上通名“海”形成的“东海”“南海”“北海”是中国最早的海域地名。此类海域地名在沿海各地的使用较为广泛，除了“东海”“南海”等，清代今黄海一带海域被称为“东大洋”，今东海一带海域被称为“南大洋”；沿海一些地区也以本辖区为中心的方位命名海域，如明代天启《海盐县图经》记载，当时即以海盐县的地域为坐标，将其近海海域分为“东海”“南海”“西海”。吴松弟认为，以方位命名是中国古代海域地名命名的基本方法，古代中国对边缘海乃至境外海域的命名（如将日本海称为“东海”）多采用此种方法。诚然，以地理方位命名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持续时间最长的海域地名命名方式之一，但从得名原因所占比例来看，却并非是最主要的命名方式。
（2）以岛、礁、沙洲等命名。清代的陈善圻在论述澄海县海域地理情况时曾讲到，内外洋各洋面均以“枕近某岛屿为洋名”，反映出岛屿在海域命名时的重要参照作用。由上述统计可知，中国多数海域地名是以海中的岛、礁、沙洲等命名。如海南省文昌县东部海域的七洲洋，在古代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七洲浮海面，故名”；浙江省象山县东北部海域有乱礁洋（又名棋盘洋），此处海域“有礁石多处，因名乱礁洋”，又因大小岛礁散布海中如棋子错落棋盘，福建渔民又称其为棋盘洋。其他如浙江省的大目洋、王盘洋分别因大漠/目山（岛）、王/黄盘山（岛）得名，广东省的九洲洋、伶仃洋分别因九洲列岛、伶仃岛得名等。
（3）以水文特征命名。旧时人们在航海活动中，会对海洋水文情况如海水的颜色、性状、潮流等产生一定的认知，此类海域地名也随之产生。海水的颜色会随海洋深度、离岸距离等的变化而改变，沿海各地多有黑水洋、白水洋、黄水洋等海域地名出现。浙江舟山岛、金塘岛、册子岛之间的横水洋，“潮长自南而北，潮退则自北而南，舟将横渡，故名横水”，台湾海峡中“横洋”的情况与之类似。又如旧时广东澄海、南澳附近有“鸣洋”，因海水“声响如雷”而得名。台湾岛与琉球群岛之间有米糠洋、香蕈洋，“洋中水面若糠秕，水泡若蕈菌，因呼为名”。其他如海南岛附近的分水洋、分洲洋等皆属此类。
（4）以沿陆岸或较大岛屿岛岸的政区、聚落、山峰等地理事物命名。以沿海行政区命名毗邻海域是中国海域地名命名的常见方式，宋代人即以“苏州洋”命名长江口附近的海域，又如将浙江、福建、广东、海南、浙江台州、山东莱州附近的海域称为浙洋、闽洋、粤洋、琼洋、台州洋、莱州洋等。陆地或较大岛屿沿岸的山峰名、半岛名等也是毗邻海域命名的依据，如浙江省峙头洋因穿山半岛上的峙头山而得名，福建省围头洋因围头半岛而得名；旧时广东海陵岛周围有大角洋、暗龟洋、灵谷洋、神前洋等，因附近岛岸之大角山、暗龟山、灵谷山、神前山而得名。
（5）以航海相关的传说、事物命名。以航海传说命名最著名的海域是舟山岛与普陀山岛之间的莲花洋，其得名传说有4：①宋代元丰年间，日本朝贡船队经普陀山，闻此处观音灵异，欲将观音像运回日本，后此片海域生出无数铁莲花阻其行，日人惧怕遂归还观音像；②元代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平定江南，其部将到普陀山梵音洞下拜谒，向洞中射箭，回到船上见莲花铺满洋面，于是向观音忏悔谢罪；③宋代中官王贵等至普陀山礼佛，内心却不诚不敬，归时洋面尽开铁莲花阻其去路，王贵望普陀山叩拜，后有白牛浮海而来，尽食莲花；④明太祖命汤和前往普陀山破坏寺庙，船舶行驶中海面有铁莲花生出，船队不能前进，皇帝闻后命令修葺普陀山寺庙，敕命到达时，有大青牛浮海而至，吞啮莲花。因航海事物得名如福建三沙湾中的三渡洋，此片海域海况恶劣，旧时走海路从宁德至福宁者，“至三都黄前舍舟而陆，至山尾头再登舟，由白匏山登岸，过白匏冈又登舟至福宁，此所以名三渡洋也”。
（6）以海洋出产命名。广西北海市、合浦县附近海域自然条件优良，是中国南珠的主要产区，此海域采珠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汉代，由于盛产珍珠之故，迟至唐代此片海域已被称为“珠母海”。
（7）以海域地形命名。如浙江省台州湾东南的脚桶洋，因此片海域三面环岛、形似脚桶而得名。
Gammeltoft对世界海域地名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得名原因主要有6种：①因附近聚落命名；②因附近岛屿命名；③因附近国家和地区命名；④因方位命名；⑤因海水表面特征命名；⑥因探险家或其他纪念性人物命名。其中1、2、3、4、5条与中国传统的海域命名方式相似，而Gammeltoft所述的第6条主要是以15~17世纪欧洲大航海时期的探险家等命名“新发现”海域，此时中国已经拥有了较为成熟的海域地名体系为边缘海命名，旧时中国亦缺乏以国内航海家命名海域的传统，因而几乎无此类海域地名。
中国海域地名具有鲜明的特征。由表1可知，中国海域地名的命名以岛礁、陆地或较大岛屿沿岸的地理事物、海水的水文特征命名3种为数最多，其他命名方式也多与航海相关，这是中国先民探索、利用海洋历史记忆的体现，也是中国先民航海实践经验积累的反映。中国古代的航海活动可大致分为近海航行和远海航行，且以前者为主。远海航行，需要凭借肉眼或借助观测仪器（量天尺、牵星板）观测星辰（主要是北极星）确定行船方向和行船位置，即所谓的“天文导航”；近海航行，则是通过观察判断大陆（或较大岛屿）的山峰、聚落等地物及海中岛屿、礁石、沙洲等为数不多的自然参照物，和水深、水色、洋流等水文状况，进行定位和定向，即所谓的地文导航；古人还将航路沿线岛礁等的形状等信息绘为“山形水势图”，与海道针经综合应用于航海活动。因此，对航海活动具有导航、定位价值的地物成为中国古代海域地名的主要命名依据。反之，海域地名本身也具有了较强的指位性，能够有效的确定小范围海域的地理位置，较好的适应海上活动的需求，成为古代文献中标示海洋空间的重要方式，为古人的海洋生产和海洋管理提供依据，体现了中国传统海域地名朴实、实用的命名特点。
3.1 中国海域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
对220条海域地名所处的地域进行统计（见图2a），得出：中国海域地名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南北差异，长江口以南的南方沿海诸省级行政区（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下文出现的“省级行政区”均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海域地名较北方沿海诸省（直辖市）的海域地名丰富的多（见图2b），南方沿海地区又以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海域地名数量最多（见图2c）。
导致此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原因：
（1）海洋地理因素。由上文统计可知，以岛礁、岸上地理事物命名是中国古代海域地名的主要命名方式之一。中国南北海域地理情况有所不同，长江口以北近海海域海水较浅，渤海和黄海平均水深分别为18m、44m，近海海域沙洲多；长江口以南近海海域海水较深，东海和南海的平均水深分别为370m、1212m，近岸岛屿相对较多。中国沿海省级行政区（含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岛屿数量从多到少依次为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山东、辽宁、台湾、香港、河北、江苏、上海、澳门、天津，浙江、福建、广东的岛屿数量更是占到了全国岛屿总量的9/10，沿海岛屿数量基本与海域地名的分布呈正相关（见图3）。北方离岸较近的海域分布着较多沙洲，海水较浅，航海条件欠佳，远离海岸的海域岛屿亦不多，缺乏海域命名的自然环境依据，因此古人以离岸远近海水的颜色变化为据，将山东南部、江苏沿海海域笼统地分为黄水洋、白水洋、黑水洋；而南方近海的海水深度适宜航行，岛屿星罗棋布，可供海域命名依据的近岸地物、岛礁等较多。南北方近海海域不同的岛礁数量、水深等海洋地理因素是造成海域地名南北差异的重要原因。另外，沿海省级行政区的海域面积、海岸线长度等因素亦对海域地名的分布产生一定的影响。
（2）社会经济因素。有文献称海洋中凡是以“洋”为通名命名的海域皆为“近海航行之孔道”。以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早期是善于航海的古越族及其先民活动的区域，又是唐宋以来汉族主导的航海文化和海洋交流的核心区域。由于政治、社会、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历史上中国经济重心总体呈现出南移的趋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南方沿海各省又成为中外海洋贸易的门户，唐宋以后的市舶司和重要海港大部分位于长江口以南的各省沿海；南方各省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手工业也使中外海洋贸易拥有了广阔的腹地。这些因素共同成就了南方沿海地区繁荣的海上交流活动。丰富的航海活动使先民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更加深入广泛，亦是历史上南方海域地名较北方海域地名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地名本身也是一种地理现象，海域地名分布的南北差异也进一步印证了东南沿海是历史上中国海洋活动重心的论断。
作者：何沛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