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游海波
我的父亲母亲离我们远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大家心里,人品精神激励了一代人。
父亲游步云,1915年出生。小时候公公没能力供他上学,是天主堂培养到初中毕业。毕业后在高碑天主堂教小学,也算是回报天主堂的培养。
父亲总认为帮洋人做事没有前途,听说运输局招人,就瞒着神父去报考,然后提出辞职。神父说加薪水,也没留住他离开的脚步。
在民族危亡时期,父亲是个热血青年,积极投入救亡工作。
1943年在南城车站工作时。由于日本鬼子的侵略,上级要求组织人员撤退。父亲日夜不停地坚守在岗位上,一车车免费送走难民,只剩最后一车时,自己再也无法挤进去,只好爬到行李架上“高架撤退”。
最后这班车通过后,才开始毁路毁挢,阻止日军快速侵占的步伐。
1944年在大余,也同样是送走所有撤退的难民,提着自己的破皮箱,爬上最后一班车离开。
1949年,父亲在宁都汽车站工作。国民党政权即将土崩瓦解。各地已经纷纷乱,搞得人心惶惶。车站很多职员和家属先行南逃,母亲和几个姐姐坐最后一班车去了赣州。
父亲认为,我们不是有钱人,逃什么。很快就把母亲接回宁都,一个人坚守岗位,保护票箱,迎接解放。
宁都的伪专员黄镇中,多次要大家跟他上翠微峰,跟共产党对抗,父亲不从,带着家人躲到离城不远的石上。亲手把票箱交给解放军,是有功之人。他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车站正式职工。
由于刚解放,工资发不出。第一个月发了二担米,解决了家庭的燃眉之急,全家不会饿肚子。那些以前的站长和职员,听说跟着去了台湾,下场很惨,做起了搬运工和临时工。父亲坚持留下来,跟共产党走是走对了。
解放后,百废待兴。父亲工作稳定,没有了裁员之虑,认真负责。得到了赣州公路运输分局的重视,把他调到兴国境内的画眉垇钨矿去开办新车站。
父亲是挑着简单的行李上山的,和他一起去的还有装卸工吕兴屏。车站设在一个高坡的平房里,跟邮政局在一起。
通过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由兴国县城到画眉垇再返回的班车,正式开通了。父亲站在车站的平台上,通过一片开阔的河川,就能见到几里开外转弯过来的班车。
他就会戴上暗红底色黄字的站长袖标,和戴着装卸工袖标的吕兴屏,一道迎接客车的到来。
旅客下车后,又忙着一起装卸行李、验票、上客,然后父亲对乘客进行安全教育。汽车正点在他挥动红绿旗,吹着哨子中起动,目送班车离去,一切有条不紊,非常正规。
父亲同时还要负责矿山粮食、物资调运。如果粮食库存不多,会提前跟父亲联系,只要一个电话,就把粮食和物资运来了。父亲其实成了这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经济建设的步伐已经加快。有时车辆调动比较频繁,来的车子多达三、四辆之多,还在这里过夜。
这些车子不焼油,光焼木炭。车站没有油库,只有木炭房,堆着大量的木炭供汽车使用。买来的木炭长短不一,车站就要雇人把长木炭敲短。后来,公公也在被雇的人群中一起干活,挣点零钱贴补家用。可父亲从来都不拿一点木炭回家,那是公家的东西,家中烤火另外自己掏钱买。公私分明,一清二楚是他做人的准则。
父亲为经济建设出力,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自豪。
1956年的7月份,来了一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是拉着抚州黄瓤大西瓜运到矿山上来。
我站在车轮边,还没有轮胎高,感觉比木炭车高大多了。父亲跟我说:“这是我们国家自己造的解放牌汽车,你看多好!中国人了不起,不简单。”一种自豪感在父亲心中油然升起。
父亲对共产党是由衷的佩服,“共产党说话算数,说到做到。”提起共产党员,总要伸出大拇指,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父亲在工余时间,带领我们开荒种地,种红薯、南瓜、玉米和各种蔬菜,还做好猪圈养猪、养鹅、养鸡。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共克时艰。他和母亲都勒紧裤带只吃二歺,早上稀饭,晚歺才有干饭吃。我们读书的孩子有一碗中饭吃。父亲从无怨言,“国家困难,苏联逼债。”
为国分忧,父亲身体力行。用过的行李标签,反过来背面再用一次。为公家节省着每一分钱,电灯是出门就关,“别浪费。”
1959年,车站随矿部搬到山下的陈也来了。要建停车库,父亲亲自到山里选木料,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为公家省钱,农民都不理解,“又不是你自己家建房,何必这么认真。”这种以站为家的思想贯穿他的始终。
当时的职工肖基全,拿公家做车库剩下的木料打家具,受到了父亲严厉的批评。
父亲还协助派出所查获多起偷带钨砂案。张所长发给了父亲一张“搜查证。”检查上车夹带偷盗的钨砂,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
父亲认真负责,积极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好评,是赣州分局一直尊敬的老人。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得奖的一支金笔送给了我。笔杆上刻着“先进工作者”,落款:赣州公路运输分局党、政、工、团。然后是年月日。这支金笔我珍藏了好多年,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我的父亲不像别人家多是严父,他却是个慈祥的人。我四、五岁他就开始教我识字,还手把手教我写毛笔字,点、横、撇、捺、勾,都有一定的讲究。由于我刻苦练习,毛笔字大有长进。
陈也小学也非常重视写毛笔字,引来周边学校到现场参观学习。全校还举行了书法比赛,我获得第二名。
当学校一队人敲锣打鼓把奖状送到我家时,父母笑得合不拢嘴。
父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些典故,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活的百科全书。天文、地理、文学、历史无所不通;云、雨、雷电、好望角、哥伦布、麦哲伦、爱斯基摩人无所不晓。
他喜欢看书、看报,《三国志》、《中国之命运》、《福尔摩斯》等中外书籍都有。他能背诸葛亮的《出師表》,在他耳濡目染下,我也成了读书迷。家里的书籍堆得到处都是,这成了爱人经常唠叨的事情。
父亲不但自身做得好、做得正,还要求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表现要好,不能吊儿郎当,特别是公私要分清,公家的东西,绝对不能乱动,这是最要紧的……个人要走正路,邪路是没有好下场。”
最让我们动容的是父亲患胃癌晚期,也不肯开贵重的药。他说,“不要浪费公家的钱!”那时医疗费是实报实销的。我们就按照他的意愿没有多开药。
1976年8月24目,父亲永远离开了,留下母亲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的母亲黄爱英,比父亲小一岁。出生在南城县的一个贫苦人家。很小的时候,家境艰难,过继给叔叔当养女。
叔叔在药店做事,勉强糊口。记得母亲常跟我提起她们家的困苦生活,吃的稀饭清澈见底:“一吹三波浪,一搅九条龙,一喝喝到底,碗都不要洗。”这是叔叔戏称的稀饭。在这种艰难的生活环境下,母亲慢慢长大,并在继父的熏陶下,对中药的名称和药性都了如指掌。有时店里无人,也可按单抓药。
母亲的一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抗战时期,在南城万年桥,遇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正好用红抱被抱着二姐回乡下游家,被同行人告诉她:快把抱被翻过来,红颜色容易被飞机发现。大家躲在宝塔山脚下,一动不动,第三个桥孔被炸塌,母亲躲过了一劫。
鬼子要来,已接到撤退命令,父亲让母亲带着孩子先撤,她雇了一辆独轮车,把孩子和行李放车上,自己是靠两条腿跟着逃难的人群南撤。她随身的“防空袋”,几十年后我还见过,就像一个大“马桶包”,一有情况,提着就走,里面放的是換洗衣服和日常用品。这种逃难的日子,不知经历过多少回。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同样都会让她担惊受怕,担心父亲受牵连,可多次都难以幸免。
文化大革命,母亲经历了大多数人同样的苦难。因父亲是站长,带长字的“当权派”被集中关在兴国中心站的“牛棚”里,和曾经的书记、站长这些昔日受尊敬的领导为伍,渡过了三年的艰难时光。
母亲受父亲的牵连,画矿镇的造反派也准备批斗母亲这个家庭妇女。她正在宁都照顾大姐的月子,我也在那帮忙。
当父亲被押走离开陈也时,家中留下了妹妹和外甥女两个10岁左右的孩子。等我从宁都赶回来时,已是三天之后。两孩子拿着父亲临走留下的几元钱“银耗子”忍饥挨饿盼到了救星。
画矿镇多次催母亲回来接受批判。她带着更小的外甥和外甥女回到陈也。那天晚上她跟我说:“明天可能就要挨斗。”感到害怕,我说:“别怕,这么多大干部都挨批了,你一个家庭妇女有什么问题!”
当我们在画矿镇墙上的红榜上,居然看到父亲的名字时,才明白全家被批准“光荣”下放。
受尽欺凌的母亲,决定一起下放回老家,反正我们学生也要下放,大家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画矿镇同意只要对方接受就可以一起回老家。她一个人孤身踏上了回南城开接受证明的艰难历程。
直到1968年12月23日要离开陈也时,也没见到父亲一面。母亲忍辱负重带着一家七口,奔向农村的广阔天地。
当我和弟弟穿着簔衣戴着斗笠准备出工时,母亲的眼泪出来了。我们不是不会读书,是生活的重担提前压在了稚嫩的肩上。
父亲长年不露面,乡下人认为即使再忙,过年也应该回来一趟,大家开始有些猜疑。而我们已经两年都没有父亲的一点音信。母亲跟我说“你爷(我们叫父亲为爷)可能不在了。”她要我跟大家搞好关系,要学会抽烟,散点烟给大家抽,力图在夹缝中,尽量求得生存的好条件,
在农村焦虑牵挂的日子里,每当夜深时,母亲都会想起父亲,倍感难过,特别担心他的安危。我几乎天天晚上都要陪母亲坐到很晚才去睡。或许因为我的陪伴,母亲渡过了最苦难的日子。
1970年11月,父亲的问题得到解决,终于“解放”了。母亲长久的盼望得以实现,苦尽甘来,生活又有了依靠。
过了不久,父亲终于调到南城汽车站工作。我们也有了父母双全能在一起的最美好时光。
可是好景不长,1976年8月24日零点43分,父亲因胃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父亲生病期间,母亲始终不离不弃陪伴在他身边。因病情疼痛,父亲也会发脾气,火暴性格的母亲竟然没有一点脾气,随父亲怎么发火,她都忍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母亲是个坚强的女性,经历过无数次的磨难,从来没在困难面前低头。
她没有上过学堂,不识字。通过刻苦自学和儿女们教她,也能看书看报。
依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精打细算,培养了6个儿女,尽量把生活安排得更好。确保大家穿暖,别冻着。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寒暑假会跟我们一起去做点小工,到河边砍石子,总会有点收入。母亲常说“吃不穷,用不穷,算计不好一世穷。”也许受母亲的影响,我们这些人从不敢大手大脚,量入为出,成了生活的准则。总想把有限的资金创造出美好的生活。
特别是为了渡过“困难时期”,母案亲自养了一头黑猪,一年后杀猪卖肉,收入300多元,还留了点供全家解馋。母亲的贡献不小。
母亲的能干,还表现在她的胆略和前膽性上。下放期间,没有被困难吓倒,凭手上仅有的600元钱,竟想盖一厅四房。全家总动员,请人砍树,请木工、泥瓦匠,自己担砖运材料,母亲弄饭给大家吃,做好后勤这一块,终于把房子盖起来了。大队的砖款只好先欠着,从此有了栖身之所,有了自家的基业。
母亲从来不服老,只要能走动,她就不停歇,总认为自己还没到“七老八十”不会动的时候。可她说这话都已90多岁了。
她能高寿,是有一套自己的养生方法:凡是能自己动手做的事,不求别人做。她还深知“人老脚先老”的道理,生命在于运动,使她一直“耳聪目明”,穿针引线根本难不倒她,还笑我爱人,年纪轻轻的,穿个针都不行,拿过来,我给你穿。
我总想总结出她的“长生不老”的秘诀,使大家从中受益。
她年轻时也会抽水烟,可后来彻底戒了。比较喜欢吃自己熬的稀饭,有时也会燉点瘦肉,是剁烂了的肉饼,放点桂圆在里面,少吃多歺成了她的习惯。一天大概吃4到5歺。青菜是每歺必备的,能通便,因此,每天早上她都按时上厕所。
她比较喜欢吃肉,不爱吃鱼,可能是怕鱼刺吧。还喜欢吃油炸的花生米。剩饭剩菜是从来不吃(那是指以后生活好了)。
她很爱干净,勤洗澡、勤换衣服、勤晒被子。每天坚持泡脚,促进血液循环。
非常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天气变化,天冷加衣,不使自己感冒。即使有点不舒服,采取“饥饿疗法”除了喝水,不吃任何东西,饿几歺,病就好了。感冒也就泡点生姜水之类的,竟然也好了,基本不吃药。总奉行她的“药补不如食补”的原则。
晚上睡觉,总要打开一扇窗户。天气太冷了,关上窗户,也得留一丝门缝通气,保证室内有新鲜空气注入。
她的生命力极强,跟体质比较好有关。2008年年初,因摔跤躺在床上。她曾不止一次地摔过跤,竟然都没事。那次冰冻、停电、又冷,我们怕她过不了这关,竟然也奇迹般地过来了。
在2009年生命的最后一年,都是在床上渡过的,几次危险,都被她挺过来了。以至于临终的那天,被我们忽视了,没有任何症状。
2009年11月18日中午还吃了饭,下午3点40分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她走得是那么的匆忙,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痛。
我们始终都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器质性病变,只是各方面的器官老化了,可算是“无疾而终。”
父母的一生,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们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成为了我们学习的典范。言传身教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是儿女的第一任老师,值得我们永远的纪念。父亲教我们堂堂正正做人,母亲传授了逆境生存的本领。我们永远怀念他们,愿他们在天堂不再生病、不再痛苦,过着极乐的幸福生活!
●写于2020年清明前夕@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2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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