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游海波

　　我的父亲母亲离我们远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大家心里，人品精神激励了一代人。

　　父亲游步云，1915年出生。小时候公公没能力供他上学，是天主堂培养到初中毕业。毕业后在高碑天主堂教小学，也算是回报天主堂的培养。

　　父亲总认为帮洋人做事没有前途，听说运输局招人，就瞒着神父去报考，然后提出辞职。神父说加薪水，也没留住他离开的脚步。

　　在民族危亡时期，父亲是个热血青年，积极投入救亡工作。

　　1943年在南城车站工作时。由于日本鬼子的侵略，上级要求组织人员撤退。父亲日夜不停地坚守在岗位上，一车车免费送走难民，只剩最后一车时，自己再也无法挤进去，只好爬到行李架上“高架撤退”。

　　最后这班车通过后，才开始毁路毁挢，阻止日军快速侵占的步伐。

　　1944年在大余，也同样是送走所有撤退的难民，提着自己的破皮箱，爬上最后一班车离开。

　　1949年，父亲在宁都汽车站工作。国民党政权即将土崩瓦解。各地已经纷纷乱，搞得人心惶惶。车站很多职员和家属先行南逃，母亲和几个姐姐坐最后一班车去了赣州。

　　父亲认为，我们不是有钱人，逃什么。很快就把母亲接回宁都，一个人坚守岗位，保护票箱，迎接解放。

　　宁都的伪专员黄镇中，多次要大家跟他上翠微峰，跟共产党对抗，父亲不从，带着家人躲到离城不远的石上。亲手把票箱交给解放军，是有功之人。他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车站正式职工。

　　由于刚解放，工资发不出。第一个月发了二担米，解决了家庭的燃眉之急，全家不会饿肚子。那些以前的站长和职员，听说跟着去了台湾，下场很惨，做起了搬运工和临时工。父亲坚持留下来，跟共产党走是走对了。

　　解放后，百废待兴。父亲工作稳定，没有了裁员之虑，认真负责。得到了赣州公路运输分局的重视，把他调到兴国境内的画眉垇钨矿去开办新车站。

　　父亲是挑着简单的行李上山的，和他一起去的还有装卸工吕兴屏。车站设在一个高坡的平房里，跟邮政局在一起。

　　通过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由兴国县城到画眉垇再返回的班车，正式开通了。父亲站在车站的平台上，通过一片开阔的河川，就能见到几里开外转弯过来的班车。

　　他就会戴上暗红底色黄字的站长袖标，和戴着装卸工袖标的吕兴屏，一道迎接客车的到来。

　　旅客下车后，又忙着一起装卸行李、验票、上客，然后父亲对乘客进行安全教育。汽车正点在他挥动红绿旗，吹着哨子中起动，目送班车离去，一切有条不紊，非常正规。

　　父亲同时还要负责矿山粮食、物资调运。如果粮食库存不多，会提前跟父亲联系，只要一个电话，就把粮食和物资运来了。父亲其实成了这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经济建设的步伐已经加快。有时车辆调动比较频繁，来的车子多达三、四辆之多，还在这里过夜。

　　这些车子不焼油，光焼木炭。车站没有油库，只有木炭房，堆着大量的木炭供汽车使用。买来的木炭长短不一，车站就要雇人把长木炭敲短。后来，公公也在被雇的人群中一起干活，挣点零钱贴补家用。可父亲从来都不拿一点木炭回家，那是公家的东西，家中烤火另外自己掏钱买。公私分明，一清二楚是他做人的准则。

　　父亲为经济建设出力，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自豪。

　　1956年的7月份，来了一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是拉着抚州黄瓤大西瓜运到矿山上来。

　　我站在车轮边，还没有轮胎高，感觉比木炭车高大多了。父亲跟我说：“这是我们国家自己造的解放牌汽车，你看多好！中国人了不起，不简单。”一种自豪感在父亲心中油然升起。

　　父亲对共产党是由衷的佩服，“共产党说话算数，说到做到。”提起共产党员，总要伸出大拇指，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父亲在工余时间，带领我们开荒种地，种红薯、南瓜、玉米和各种蔬菜，还做好猪圈养猪、养鹅、养鸡。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共克时艰。他和母亲都勒紧裤带只吃二歺，早上稀饭，晚歺才有干饭吃。我们读书的孩子有一碗中饭吃。父亲从无怨言，“国家困难，苏联逼债。”

　　为国分忧，父亲身体力行。用过的行李标签，反过来背面再用一次。为公家节省着每一分钱，电灯是出门就关，“别浪费。”

　　1959年，车站随矿部搬到山下的陈也来了。要建停车库，父亲亲自到山里选木料，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为公家省钱，农民都不理解，“又不是你自己家建房，何必这么认真。”这种以站为家的思想贯穿他的始终。

　　当时的职工肖基全，拿公家做车库剩下的木料打家具，受到了父亲严厉的批评。

　　父亲还协助派出所查获多起偷带钨砂案。张所长发给了父亲一张“搜查证。”检查上车夹带偷盗的钨砂，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

　　父亲认真负责，积极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好评，是赣州分局一直尊敬的老人。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得奖的一支金笔送给了我。笔杆上刻着“先进工作者”，落款：赣州公路运输分局党、政、工、团。然后是年月日。这支金笔我珍藏了好多年，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我的父亲不像别人家多是严父，他却是个慈祥的人。我四、五岁他就开始教我识字，还手把手教我写毛笔字，点、横、撇、捺、勾，都有一定的讲究。由于我刻苦练习，毛笔字大有长进。

　　陈也小学也非常重视写毛笔字，引来周边学校到现场参观学习。全校还举行了书法比赛，我获得第二名。

　　当学校一队人敲锣打鼓把奖状送到我家时，父母笑得合不拢嘴。

　　父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些典故，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活的百科全书。天文、地理、文学、历史无所不通；云、雨、雷电、好望角、哥伦布、麦哲伦、爱斯基摩人无所不晓。

　　他喜欢看书、看报，《三国志》、《中国之命运》、《福尔摩斯》等中外书籍都有。他能背诸葛亮的《出師表》，在他耳濡目染下，我也成了读书迷。家里的书籍堆得到处都是，这成了爱人经常唠叨的事情。

　　父亲不但自身做得好、做得正，还要求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表现要好，不能吊儿郎当，特别是公私要分清，公家的东西，绝对不能乱动，这是最要紧的……个人要走正路，邪路是没有好下场。”

　　最让我们动容的是父亲患胃癌晚期，也不肯开贵重的药。他说，“不要浪费公家的钱！”那时医疗费是实报实销的。我们就按照他的意愿没有多开药。

　　1976年8月24目，父亲永远离开了，留下母亲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的母亲黄爱英，比父亲小一岁。出生在南城县的一个贫苦人家。很小的时候，家境艰难，过继给叔叔当养女。

　　叔叔在药店做事，勉强糊口。记得母亲常跟我提起她们家的困苦生活，吃的稀饭清澈见底：“一吹三波浪，一搅九条龙，一喝喝到底，碗都不要洗。”这是叔叔戏称的稀饭。在这种艰难的生活环境下，母亲慢慢长大，并在继父的熏陶下，对中药的名称和药性都了如指掌。有时店里无人，也可按单抓药。

　　母亲的一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抗战时期，在南城万年桥，遇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正好用红抱被抱着二姐回乡下游家，被同行人告诉她：快把抱被翻过来，红颜色容易被飞机发现。大家躲在宝塔山脚下，一动不动，第三个桥孔被炸塌，母亲躲过了一劫。

　　鬼子要来，已接到撤退命令，父亲让母亲带着孩子先撤，她雇了一辆独轮车，把孩子和行李放车上，自己是靠两条腿跟着逃难的人群南撤。她随身的“防空袋”，几十年后我还见过，就像一个大“马桶包”，一有情况，提着就走，里面放的是換洗衣服和日常用品。这种逃难的日子，不知经历过多少回。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同样都会让她担惊受怕，担心父亲受牵连，可多次都难以幸免。

　　文化大革命，母亲经历了大多数人同样的苦难。因父亲是站长，带长字的“当权派”被集中关在兴国中心站的“牛棚”里，和曾经的书记、站长这些昔日受尊敬的领导为伍，渡过了三年的艰难时光。

　　母亲受父亲的牵连，画矿镇的造反派也准备批斗母亲这个家庭妇女。她正在宁都照顾大姐的月子，我也在那帮忙。

　　当父亲被押走离开陈也时，家中留下了妹妹和外甥女两个10岁左右的孩子。等我从宁都赶回来时，已是三天之后。两孩子拿着父亲临走留下的几元钱“银耗子”忍饥挨饿盼到了救星。

　　画矿镇多次催母亲回来接受批判。她带着更小的外甥和外甥女回到陈也。那天晚上她跟我说：“明天可能就要挨斗。”感到害怕，我说：“别怕，这么多大干部都挨批了，你一个家庭妇女有什么问题！”

　　当我们在画矿镇墙上的红榜上，居然看到父亲的名字时，才明白全家被批准“光荣”下放。

　　受尽欺凌的母亲，决定一起下放回老家，反正我们学生也要下放，大家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画矿镇同意只要对方接受就可以一起回老家。她一个人孤身踏上了回南城开接受证明的艰难历程。

　　直到1968年12月23日要离开陈也时，也没见到父亲一面。母亲忍辱负重带着一家七口，奔向农村的广阔天地。

　　当我和弟弟穿着簔衣戴着斗笠准备出工时，母亲的眼泪出来了。我们不是不会读书，是生活的重担提前压在了稚嫩的肩上。

　　父亲长年不露面，乡下人认为即使再忙，过年也应该回来一趟，大家开始有些猜疑。而我们已经两年都没有父亲的一点音信。母亲跟我说“你爷（我们叫父亲为爷）可能不在了。”她要我跟大家搞好关系，要学会抽烟，散点烟给大家抽，力图在夹缝中，尽量求得生存的好条件，

　　在农村焦虑牵挂的日子里，每当夜深时，母亲都会想起父亲，倍感难过，特别担心他的安危。我几乎天天晚上都要陪母亲坐到很晚才去睡。或许因为我的陪伴，母亲渡过了最苦难的日子。

　　1970年11月，父亲的问题得到解决，终于“解放”了。母亲长久的盼望得以实现，苦尽甘来，生活又有了依靠。

　　过了不久，父亲终于调到南城汽车站工作。我们也有了父母双全能在一起的最美好时光。

　　可是好景不长，1976年8月24日零点43分，父亲因胃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父亲生病期间，母亲始终不离不弃陪伴在他身边。因病情疼痛，父亲也会发脾气，火暴性格的母亲竟然没有一点脾气，随父亲怎么发火，她都忍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母亲是个坚强的女性，经历过无数次的磨难，从来没在困难面前低头。

　　她没有上过学堂，不识字。通过刻苦自学和儿女们教她，也能看书看报。

　　依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精打细算，培养了6个儿女，尽量把生活安排得更好。确保大家穿暖，别冻着。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寒暑假会跟我们一起去做点小工，到河边砍石子，总会有点收入。母亲常说“吃不穷，用不穷，算计不好一世穷。”也许受母亲的影响，我们这些人从不敢大手大脚，量入为出，成了生活的准则。总想把有限的资金创造出美好的生活。

　　特别是为了渡过“困难时期”，母案亲自养了一头黑猪，一年后杀猪卖肉，收入300多元，还留了点供全家解馋。母亲的贡献不小。

　　母亲的能干，还表现在她的胆略和前膽性上。下放期间，没有被困难吓倒，凭手上仅有的600元钱，竟想盖一厅四房。全家总动员，请人砍树，请木工、泥瓦匠，自己担砖运材料，母亲弄饭给大家吃，做好后勤这一块，终于把房子盖起来了。大队的砖款只好先欠着，从此有了栖身之所，有了自家的基业。

　　母亲从来不服老，只要能走动，她就不停歇，总认为自己还没到“七老八十”不会动的时候。可她说这话都已90多岁了。

　　她能高寿，是有一套自己的养生方法：凡是能自己动手做的事，不求别人做。她还深知“人老脚先老”的道理，生命在于运动，使她一直“耳聪目明”，穿针引线根本难不倒她，还笑我爱人，年纪轻轻的，穿个针都不行，拿过来，我给你穿。

　　我总想总结出她的“长生不老”的秘诀，使大家从中受益。

　　她年轻时也会抽水烟，可后来彻底戒了。比较喜欢吃自己熬的稀饭，有时也会燉点瘦肉，是剁烂了的肉饼，放点桂圆在里面，少吃多歺成了她的习惯。一天大概吃4到5歺。青菜是每歺必备的，能通便，因此，每天早上她都按时上厕所。

　　她比较喜欢吃肉，不爱吃鱼，可能是怕鱼刺吧。还喜欢吃油炸的花生米。剩饭剩菜是从来不吃（那是指以后生活好了）。

　　她很爱干净，勤洗澡、勤换衣服、勤晒被子。每天坚持泡脚，促进血液循环。

　　非常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天气变化，天冷加衣，不使自己感冒。即使有点不舒服，采取“饥饿疗法”除了喝水，不吃任何东西，饿几歺，病就好了。感冒也就泡点生姜水之类的，竟然也好了，基本不吃药。总奉行她的“药补不如食补”的原则。

　　晚上睡觉，总要打开一扇窗户。天气太冷了，关上窗户，也得留一丝门缝通气，保证室内有新鲜空气注入。

　　她的生命力极强，跟体质比较好有关。2008年年初，因摔跤躺在床上。她曾不止一次地摔过跤，竟然都没事。那次冰冻、停电、又冷，我们怕她过不了这关，竟然也奇迹般地过来了。

　　在2009年生命的最后一年，都是在床上渡过的，几次危险，都被她挺过来了。以至于临终的那天，被我们忽视了，没有任何症状。

　　2009年11月18日中午还吃了饭，下午3点40分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她走得是那么的匆忙，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痛。

　　我们始终都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器质性病变，只是各方面的器官老化了，可算是“无疾而终。”

　　父母的一生，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们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成为了我们学习的典范。言传身教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是儿女的第一任老师，值得我们永远的纪念。父亲教我们堂堂正正做人，母亲传授了逆境生存的本领。我们永远怀念他们，愿他们在天堂不再生病、不再痛苦，过着极乐的幸福生活！

         ●写于2020年清明前夕@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2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