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 母
■作者：卢惠如
1968年暑假，外婆带着小男孩去找他狠心的父亲和继母，讨要生活费。外婆气愤难平，要去愤怒声讨女婿和“接足女”。已经半年多不寄生活费，也不写信问问孩子，“有后娘就有后爹”。
外婆带着男孩风风火火赶到70公里外的一个村庄，下了车又步行十里地，赶到他们下放的“知青点”。
当找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时，眼前的情景让她惊呆了。
破旧的木屋向一侧倾斜，一根独木柱在使尽力气撑住木屋不让它倒塌。在屋里的饭桌旁，站着几个大小不等的孩子，在等着一位中年妇女盛饭。桌上放着一盘发黄的青菜，一盘常备酸菜，另有一大钵米汤（当地人用大灶大锅煮开米粒，捞起米粒用木笼蒸饭，米汤调好味用来下饭吃）。两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正放下砍柴担子，在大口喘气，汗水浸透了全身。
屋里中年妇女看见外婆，滿脸病容地迎上前叫一声：“妈。”外婆赶忙叫男孩上前叫那个中年妇女一声“妈。”
继母请外婆坐，然后倒茶。外婆的火气顿消，有话说不出口。
继母又去烧了两碗面条，各放置一个荷包蛋，笑着说：“妈，这地方买不到菜，都是自产自给。”
继母拉着男孩的手说：“他爸爸和公社书记去县上开会，要迎接一批上海知青和本地知青到这里来。”男孩的爸爸是公社指派的带队干部，他的家属子女就顶了城镇居民下放的名额。
继母就和外婆拉起家常：“本来在镇上摆个摊，到供销社、粮站做零工，日子好过一点。您看现在这样子……”外婆变得十分同情和关心起来。
继母知道外婆的来意，说：“打算在八月底将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开学费用一并寄去。前一阵子生病住院，他爸爸又忙着组建知青队的事，连信也没写给您，请妈谅解。”
继母说着话，翻出一个包袱，里面装着几件改做好的、染黑色的衣裤，还有两双手工做的布鞋。继母犹豫了一下，又从另一个箱子里翻出一块花布料，说：“给珍珍那女娃子买了一块布料，带去做件合身的衬衣。”
继母的言行完全颠覆了外婆的想法。外婆就高兴地夸赞起眼前的这个女儿来，也问到每个孩子的情况和一家的生活状况。
从屋角那边射来一道凶狠的目光，那个叫“丑丫”的女孩两眼狠狠地盯着那块花布料，那是她上山砍芦苇秆卖钱换来的、本该属于她的花衬衣，她望眼欲穿的花衬衣。女孩长大衣不遮体，丑死了，别人送给她难听的外号“丑丫”。
第二天，继母送外婆到粮站搭拉粮的便车回去了，男孩则留下住，在这过暑假。
送走外婆，继母就说：“伢哩，你这次来得正好，要帮妈做事呢。我们把门前小菜园种好，穷家要靠富菜园呢。”继母话说得和外婆一样，一下子拉近了母子距离，男孩一点也不觉拘束。
于是，早晚母子俩管理菜地，两个女孩砍完柴也加入进来，一个女孩比男孩大，男孩叫一声“姐姐”；一个女孩比男孩小，就叫男孩一声“哥哥”。几个小妹小弟和这个哥哥熟悉了。继母很会制造家庭和睦气氛，一家人虽然穷，却充满了欢乐。
继母带男孩到离家较远的一片菜地，这里种了八月豆、红薯，长势很好。继母说：“豆子吃不完就让它长老晒干，可以换豆腐吃。这是瞒着你爸种的，让他知道了会被吓死，会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呢。”
男孩问：“妈，那边盖知青宿舍，怎么不多盖两间让咱家住？让咱家住这破木屋。”继母回答说：“邓书记说有计划呢，现在节约闹革命。旧木屋实在不能住时就安排我们回镇上。我们有盼头呢。”
男孩似懂非懂，睁大眼睛看着继母。男孩又问：“知青队能办好么？城里人会种地么？”继母说：“如果办得好，恐怕你爸的工资拿不成了，要在队上挣工分，分红冲抵一部分工资，但是保留干部档案编制。”“如果办不好呢？”“那你爸就要挨批，邓书记也要挨批，都要扣工资”、
“……那爸爸的工资横竖都拿不稳了？”“令人担忧。”继母抱着男孩流眼泪，哭泣。男孩又一次经受了心灵的疮痛。
幸运的是，在经历了五年的艰难历程后，继母一家终于脱离了苦海，1973年5月，抚州市落实政策办公室，一纸盖着血红色印章的文件，将这个家庭安排回腾桥镇。老实巴交的父亲去做供销社的会计，继母带着她的子女到镇上摆摊，去供销社、粮站做零工……
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位继母仍然健在，已经84岁高龄，和她众多的子女、孙子、重孙子辈生活在一起，成为有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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