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转民中的艰难跋涉
作者:李康宁
1981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确立了核工业新的发展方针,在优先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移到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上来。从此,核工业开始了艰难的“第二次创业”。根据新的发展方针,核工业进行了大量的“关、停、并、转”工作,停建了一批军用核工程,压缩了军用生产线。
由于核工业的战略转移,从1984年起,国家对七二一矿实行限产,铀矿产量下降,七二一矿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选择。在其他铀矿山关闭的情况下,考虑到七二一矿是个历史老矿,人员多,铀矿储量大、品位高、资源相对丰富,是一个集采、选、冶于一体的大型联合企业,是核工业核原料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是核工业唯一的常规水冶生产线和渗滤浸出生产线,于是列入在保留下来的“八矿一厂”之中,实行的是“一边保军,一边转民”、“以铀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因此民品生产进入了生产计划。在江西昌华化工冶金有限公司的麾下,所辖若干个二级民品企业及项目,如:压铸件厂,仪表厂,医用迪克公司,萤石粉厂,氧气厂,耐腐蚀泵厂,陶瓷厂,钉子厂,贝他胡萝卜素厂,硫酸厂,轮胎厂,汽车大修厂,手套厂,邹建公司、鹰建公司,地勘公司堵漏等等。由于种种原因,部分企业的产品还未等推向市场就关闭了,究其困扰:第一是没有国家支持,完全由市场决定命运;第二是没有技术支持,矿山现有的技术傻大笨粗,适应不了市场需求;第三是没有资金支持,项目拨款有限,银行贷款利息甚高。这种“九死一生的开关厂”现象在核工业普遍存在。像江西核工业建设公司,压铸件厂,耐腐蚀泵厂,(昌沪)汽车大修厂能存活得时间长一点,也是因为这十几年来正是汽车工业、建筑业飞速发展的年代。如此说来,第二次创业的艰难程度一点都不亚于第一次创业。但到2000年,七二一矿的民品也累计完成投资2.58亿元,拥有固定资产2.06亿元。
我当时接任运输大队橡胶轮胎厂厂长,接手时经营状况是我所没想到的,废胎堆了一院子,欠服务公司和银行的贷款都到了还款期,厂子已停工很长时间了,还欠了部分员工的工资,相当一部分熟练工买招工指标走了,我当时的确有点束手无策。但在大队领导宗俊山、高海洲、李承忠的鼓励下,我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没有流动资金,就与工行公溪分理处沟通感情,获得了一笔5万元的贷款;没有技术,就到江西橡胶厂私下高薪请师傅,每个周末来一次厂里指导工作;没有橡胶原料,一边利用在供销处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关系搞点指标,一边到江西物资局找老乡帮忙搞指标,并亲赴云南采购;没有市场,就亲自出马带领副厂长、供销员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单位地跑,哪怕是一条两条我也卖,为保用户质量,可以先用后给钱。
一年后,市场扩大到了吉安市各县,抚州市各县,鹰潭市、乐平市以及本矿有车单位。为满足市场需要,又购置了新的轮胎模具,扩大再生产。两年后还清了全部贷款和欠款,增加了员工工资,吸纳了一些待业青年,全厂达到了五六十人,年产8000条胎,产值200万元,纯利润40多万元。第三年我工作轻松了很多,基本上是坐在办公室指挥了,厂里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正当我想大展宏图之时,第三年,运输大队领导决定我调任办公室主任兼经营科长,其实我还真有点难以割舍,那晚送行的酒把我灌醉了。这个厂后来因为矿里最后一批招工,把厂里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招了工,周厂长也因上海要办昌沪汽车大修厂照顾回了上海,厂里的资产和资金上百万元都转交了运输公司,这是一个完满的结局。现在想想,那些和我共同奋斗的同志们真好!没有他们我也是一事无成,尤其是副厂长周国显,会计聂万根、邓蕴玲,老工人田子诚,知青副厂长芦红兵,业务员江文斌、康峰等等,真期望有机会与他们再聚首畅谈。
我回到运输公司机关担任办公室主任兼经营科长,其实主要的任务是转民。办公室工作由许长征代为管理,我时不时过问一下,主要精力是抓经营科的民品开发。当时矿里负责民品的是徐世年副矿长,运输公司是由李四海副矿长分管。运输公司从事民品最大的优势就是汽车大修,这个时候运输公司有两个汽修车间,300多号人,一车间是陈兵任主任,二车间是李海文任主任,经营科负责从市场承揽大修业务,生产科负责大修任务的完成。完成任务其实不难,因为我们是人力和技术过剩,没事可做,工资都发不足,处在等米下锅的状态。要养活这300人,每个月不能少于30万元的业务量,当时高、李二位领导要我签下军令状,与科室经济利益挂钩。简单说,就是以合同额提取科室人员工资,下不保底,上不封顶。当时本科的同志都要求要给保底工资,否则生活费都成问题,但公司非要将经营科置于死地而后生。因为只有经营科的生存,才有整个大修厂的生存,也才有运输公司的生存。这次我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和选择,很多人为我捏一把汗,认为这个困难太大。主要是我们地处山区,交通不便、送修成本高、国有企业机制不活、修理车型单一,根本不具备与城市修理单位竞争的优势。
经过了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市场分析,终于咬紧牙关在军令状上签下了我的名字,这意味着断了自己的后路,真有些“苟利国家生与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慷慨赴死的悲壮情怀。我科里的其他同志对我说:“李科,我们反正只能做到,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你保证我们每月的工资就行了,完成合同指标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说:“好吧,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一周后,我到财务科借了点差旅费,背上行装、带上空白合同和一张嘴出发了。这次我的计划是以市场调查为主,伺机签上份把合同更好。我根据所得到的信息,直奔湖南省和贵州省而去,结果还不错,在两个建材企业签下了两台大修车,共获取24万元的营业额,这给科里的同志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这次两台车分给一个车间一台,看谁质优、工期短。这次真的不错,饥寒交迫的工友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工期短了10天,未出现返工现象。其后,我们的业务越做越大,用户遍布湘、黔、滇、皖、沪、鄂,真的十分感谢这些单位的信任和支持。
记得有一次,我在贵州水泥厂联系业务,该厂正在召开职代会,其中一个议题是“汽车大修我们厂有能力做,为什么非要千里迢迢送江西一个深山沟去修?肥水不能外流!”职代会决定今后大修不外送,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这家用户一年近50万元的业务眼睁睁的就要泡汤了。但我不甘心就这样打退堂鼓,在其后的一个星期里,我深入到他们的车队和维修车间,帮他们分析:“第一,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生产用车的日常修理,保证不了就会影响全厂水泥产量,这是大局。第二,你们车间保证了日常修理,就保证了工资加奖金,搞大修提成是很小的一点收入,不能因小失大,坏了你先进单位的名声。第三,一旦接下这个任务,以后就要当作长期任务干下去,今后成了日常工作,就不一定有提成了!”这几句话切中了要害,队长和主任如梦中惊醒,于是联合机动处向厂里施压,坚决不接大修任务,厂长无奈,只得推翻了职代会决议,重新与我签订年度大修计划。
因为地域位置的劣势,我始终在寻找汽车大修厂的出路,一心想到交通便利的地方办厂,但总是因为投资能力有限而落实不了。没想到一次机会来了,由于上海经常送车来我厂大修,洪淳康矿长总在考虑能否在上海办个厂(当时医院已在浦东建了分院)。这时山南回沪的于忠杰在回矿时与洪淳康谈及此事,他所在的东海农场联合公司,正要扩大招商,有厂房有资金,只等凤凰来栖,听说我们在上海有业务,对方的陈浩球老总有这个意向。洪矿长便决定派我去与对方谈一谈,回来后再商量下一步打算。此时我与民品处副处长丛红兵正在深圳考察办厂事宜,还在为一些事情纠结,听到此消息,我连夜就赶回了矿里。
这次上海之行近一个月,走访了老用户沪西运输公司,调研了同类的用户市场。东海联合公司陈浩球老总看到业务前景还真不错,信心大增,条件也一步一步放宽,生产场地、生活住房等等都无偿提供,只盼着我们早日进入。我回矿后向洪矿长做了汇报,洪矿长十分支持。第二次回到上海,联营合同一蹴而就,我方只提供原值12万元的旧维修设备,全部修理人员由我们出,业务由我们在上海联系,股份为49/51比例,每年由新办的昌沪汽车大修厂向矿运输公司上交管理费12万元,其他一律自理。此厂在后来的十年中都按合同执行了,这些在上海的员工后来都在上海定居了,运输公司的上海知青也如愿回到了故里,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运输公司在减员增收方面的压力。
在矿的汽车大修厂根据形势需要,将两个车间合并为江西昌华化工冶金有限公司汽车大修厂,是具有着汽车行业最高级别的一类甲级企业,我任厂长,陈兵、李海文任副厂长,那几年这个厂在运输公司是唯一的盈利单位。三年后,我调任生产经营科长,并进入公司领导班子。1997年,根据矿关停并转的调整方案,运输公司汽车大修厂独立成厂(后与二厂合并),客车队、运矿队、养路队划归水冶厂军品单位管辖,我调往矿机关机动处工作。
2005年关闭破产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金安公司全面甩掉了民品,精干了主体,一心一意生产“131”产品,回到老行当上来了。核工业真正能走向民品的就是发展核发电,其下属各厂矿院所的民品都成不了气候,甚至包括石家庄葡萄糖厂,现在也转让给了地方私营。只有核发电才能救核工业,只有核发电才是大民品,这也是一个朝阳行业,是中国未来新能源的宠儿。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斗转星移,日月如梭;草木枯荣,韶华易逝;蓦然回首,物是人非。岁月带走了光阴的故事,也带走了镜中的容颜,近四十个春秋已匆匆从我们生命的长河中过去。从1971年到2005年,我们这些曾经风华正茂、不识愁苦的懵懂少年,已经步入桑榆的晚年。你我有过多少坎坷的经历,承受过多少揪心的往事,铭记过多少深刻的回忆……
曾经奋斗过的汽车大修厂,如今已是断垣残壁,那里见证了我的青春,见证了我的不屈不挠,见证了我的刚强;那里留下过我坚强的足迹,那里有我的花季回忆。在那里,我笑过、闹过、不平过、怨恨过;在那里,我是那么的平凡和渺小;在那里,我也像机器一样,我也变成了机器,我随着机器的轰鸣在转、和机器共鸣。后来的我,真的觉得那里真是一所不错的社会大学堂。在那里,可以说是累着、疲劳着,但是充实着、并快乐着。
生活就是这样,不停地行走,累了,停下来看看路边的风景。不管走多远,走多长久,但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却永远地刻在我心灵的深处:宗俊山、高海洲、李承忠、姚光辉、李谦、陈震刚、邓先惠、方安生、王瑞科、宋嘉龄、宋国爱、陈兵、李海文、陈明华、倪溪潮、徐元章、马新民、杜学斌以及后来的范良军、王兴武……@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1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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