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写在父亲逝世六十周年之际

■作者：敖忠生

　　我的父亲是标准的中国农民。他名连成,家谱上名源嬉,源字辈，生于1907年。他是我祖父母的大儿子，但从小失宠,七岁就被送到村东面的卢姓人家做放牛娃,到十几岁才回来。

　　由于不在我祖父母身边长大,所以与我祖父母不亲,而祖父母更疼爱我的叔叔。父亲从小劳动习惯了,除了吃饭,睡觉,便是干活，没事时会抽点黄烟。到四十几岁时,背就驼了，夏天裸露着肩背,背上被太阳晒成古铜色，雨水滴上去，都会自然地滚落下来。

　　他做了一辈子的农民,吃了几辈子的苦，冬天,由于穿草鞋干活,脚板冻成皲裂,现出一条条肉沟,没有药,而用枸勒树油涂塞。他饭量好,虽然个头不大，但身体结实有力气，这得益于他长期的农村体力劳动。

　　据说,他读过一年的私塾，能写自己的姓名。他嗜好抽烟,抽的是黄烟,用竹子根自制的小烟筒。他只有这一嗜好，但我母亲却很讨厌他抽烟,常劝他戒掉,而他却总戒不掉,因此,两人常常为此吵架。我母亲几次将他的竹烟筒丢在灶里烧掉。但是你烧了，他再做。做了,又被烧掉。如此反复,他俩总是在吵闹中度日。不过，吵归吵，过后几天又“相逢一笑泯恩仇”,继续相互配合打理这个家庭,从未说过“滚蛋”“离婚”之类伤感情的话。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戒不掉抽烟?”他说:“我宁可不吃饭,也不能不抽烟。不抽烟,口里会流清水,吃饭也没味。”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抽烟成瘾了,就像抽鸦片一样。

　　父亲是对家庭对孩子极为负责的男人。他用他那结实的肩膀，承担着家庭的生活重担。他辛苦种田,种菜,抓鱼,卖柴等,想尽一切办法为这个家庭提供经济上的支撑。

　　父亲不仅勤劳,而且正直忠厚。他本来身体很好,但却只活了五十六岁。原因并不是他身体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外因造成的。他一生就吃亏在太正直、太耿直上。那是1961年秋的一天,我父亲与当时的生产队长一块在本村神山上用风车风谷子。把晒好风好的谷子装麻袋,然后送到英岗岭粮库（即交公粮）。

　　但他发现队长的堂弟趁他上厕所之机,私自将一担谷子挑回自己家里。他看不得这种侵吞集体财产的行为,但又不敢直说或怒对,于是他借机向队长发难,说:“我不干了!”队长就将了他一军,说:“那你就把那一车装好的谷子（280斤）推到英岗岭粮库去。”他脾气一向很犟,赌气说:“去就去!”

　　就这样,他一人将那本来是年轻力壮的后生才能推的一车谷子,硬着头皮推走了。可是走了一里多路,就在南岸村前的石板路上,由于体力不支,车子翻了,车辕柄将他压在地上。幸好,我的同学吴小洋路过,赶紧帮他抬起车,他才爬起来。但这时他的肺部（右下肋）却严重受伤。

　　那年月,国家困难,农村缺医少药,家里又穷,无钱去县城医院治。没多久,他就病倒了。调养了一段时间,本来好了一点,但为了家里的生活，他又冒着寒风去刘公庙集市上卖胡萝卜,结果受了风寒,病情转重,后来吐血,至1962年农历三月十二日去世，终年56岁。

　　那时,我正在灰埠初中读初二,是我的表哥黄满根来学校接我回家的。当我踏进家门时,看到厅房东侧停放着一具棺木时,我不禁失声痛哭,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泪水打湿了衣衫。我明白,父亲的过早去世,将对我产生怎样的影响。母亲抚摸着我的头,流着泪说:崽呀,还有娘在呢,娘一定会养大你。

　　在安葬了父亲之后,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学校。我明白自己的处境,唯有读好书,争取有所出息,才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父亲。

　　我小时候调皮，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又是父母中年得子。所以父母非常宝贝我，不让我乱跑，不让我爬树，去水塘水库小溪里洗澡游泳,生怕有闪失。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我将近十岁时的那年初冬,离我们一里多点路的邻村彭家演戏,我跟着大人和大点的小孩去看戏。走到大路上,我母亲就大喊我父亲,快去追回我。此时,父亲正在生产队里登记工分。一听到我母亲的喊声,就跑出来,直奔村前的大路上。我见他来追,就往农田里跑。那时田里正耕翻了泥土,他踩进去,把一只鞋丢了,更恼羞成怒。但我毕竟敌不过他,终于被他抓住了。他把我抱进家里,放在长凳上,使劲地打我的屁股和大腿。母亲赶紧来救,说打小孩不能真打,只要答应下次不去了就行。我只好暂时妥协。后来我也知道,他们是为我的安全着想,但有点小题大做。

　　作为一个男人,父亲对家庭是极负责任的。在那个时代,一个家庭的吃和用,理所当然地落在男人身上。父亲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一职责。所以,父亲整天在外面劳作。五六十年代，除了在生产队出工,几乎就没有办法合法地搞到吃的东西和零用的钱。连种点自留地,多养几只鸡鸭鹅猪牛,都不允许。但父亲还是想方设法,挣钱,搞粮油,给家里吃用。

　　在那样的年月,他只能卖点苦力,如去山上打柴,劈开,晒干,然后用他心爱的独轮车，送到临江镇卖,早去晚归,推车往返60余华里。如果太阳下山了,他还没回来,母亲就着急,要我去门前的石板路上听动静,若听到“咚咚”的声音,我就赶快回来告诉母亲。母亲就赶快打好热水,端好饭菜放在餐桌上。

　　1959年,家里没有吃的,刚好父亲在南岸村的榨油作坊帮工,晚上一榨油榨完了,师傅回家了。我父亲晚上守榨,见油榨的出油口还有一点油滴出来,就用竹筒放置其下面,第二天早上就滴满了一竹筒。下午我回家路过油榨作坊,就将油带回去交给母亲.母亲笑得合不拢嘴。

　　父亲除了嗜好抽黄烟外,还有一爱好,就是抓鱼。特别是春夏之交时,如遇暴雨,村前的水塘就涨水,里面的鱼就在出水口处往外跑。抓住这一机会,父亲就赶紧拿着渔网拦在出水口,那鱼们就一条一条朝网里钻。有一次,半夜一点多,我们都熟睡了,他穿着蓑衣,突然从外回来,叫醒我妈,说:“你来看!”他把一脸盆鱼（大都是鲫鱼）呈现给我们看。母亲高兴极了,紧紧地抱着我笑了。因为那时,我们农村根本没有猪牛羊肉吃,就靠吃点鱼补充营养。

　　父亲还是厨师,在我们当地还有点名声的。大概是1959年春,我在英冈岭小学读五年级，父亲被学校请去做炊事员。一次,他去附近的农田里,抓了一条大鲶鱼,并红烧好了,满满的一大碗,端来给我吃，我和同学美滋滋的吃了两餐。那满足感甭提了!

　　父亲勤劳、能干、忠厚、正直，是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的代表。他的人生之路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末期和新中国初期的农民经历的缩影。他平凡，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可爱，值得尊敬，值得永远的怀念。

　　今年农历三月十二日,是父亲离开我们六十周年的纪念日。仅以此文表达我对父亲的真诚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写于2022年夏@原文刊载于第335期《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