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四月份以来，南城县加快了下放的步伐，城镇居民、工商业者、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及强制迁往农村监督劳动的“四类分子”共4010人下放农村劳动。整个县城的街上几乎走了一半多人，昔日的繁华街面，如今冷冷清清。 我们大队也下放了两家人，分在花园村落户。其中一家是梅大国的父亲，另一家带着眼镜的“知识分子”也拖家带口地下来了。这两人的性质是监督劳动。跟我们不是一个系列的，也没有什么交道可打。他们究竟是从那个部门下来的，我们也不知道。看着这两位年纪不轻的中年人挑着沉重的担子经过我身旁时，难免冒出“恻隐之心”。特别是见到“知识分子”十岁左右的孩子，那种被打入另类怯生生渴求的目光，小小的年纪就承受着父辈监管“烙印”的影响，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他们会更艰难地在没有了任何尊严的感受中生话。 我们也同样艰难地生活着，虽然享有着自由，但清苦的生活跟大家是一样的，劳动强度是有增无减。肚子里的油水也刮得一干二净，饭量确实越来越大。我一个月仍吃着城镇居民二十多斤的定量，却要承担起繁重的长时间体力劳动，不得不使我们另辟蹊径：把干饭变成半干半稀的萝卜泡饭，一个人可以吃三、四碗，当时是吃饱了，但不经饿，很快肚子就咕咕叫了。农村人说吃萝卜泡饭，越吃饭量越大，萝卜是专刮油水的。定量供应越来越不够吃，月底时得提前购下月定量。 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终不得长久，必须增加副食品的补充，来填饱肚子。农村能当饱的只有红薯和芋头。可生产队分给我们的菜地，只够种些平常吃的蔬菜，要栽红薯得有地才行。 我们决定自己开荒，增加自留地。选择了“张家山”旁的一处稍平坦狭窄的荒地，并去铁匠铺买了专用开荒的工具就开始动手了。开荒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地下的大石头不少，盘根错节的树根要费老大劲才能清除一小点。正当我和弟弟俩人披荆斩棘、挥汗如雨干得正欢时，突然听到对面山顶上一声大喝“谁在那开荒呀？”“谁叫你扩大自留地？胆子还真不小！” 我抬头一看，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崔玉生、游冬元一行三、四个人一起去前面的“老虎窠”水库。我赶紧回答：“是我。”直到这时，他们才看清楚是谁在这里开荒。立刻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海波，是你们哪！要开就开点好的。”我说：“只有这地方可以开荒。”“好吧，你们慢慢干。”他们走了，一天的乌云全散了。要是乡下人开荒，那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当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严禁扩大自留地的风口浪尖，非拿你当反面教员进行批斗不可。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把别人家里私人拥有的缝纫机也割了，集中放在大队部的一个房间锁着。我家运来的蝴蝶牌缝纫机，也只好偷偷地藏在楼上的谷仓旁边。白天有人时不敢用，生怕别人听见响声影响不好。只有确认大家都出工去了，整个厅堂静悄悄时，母亲才敢爬到楼上，用缝纫机给我们缝补破衣服。一次在楼上干完活，下楼梯时踩空摔下来，把手掌骨折断，去“反帝村”找草药医治，终不见效，还特意到南昌去看了一段时间。乡亲们怀疑没事到楼上去干吗？我们吓得也不敢说真话。 经过了一个多礼拜陆陆续续的开荒，高低不平的地分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畦段，作成专栽红薯的狭窄条畦。总面织不少于二分地，正赶在端午节前把红薯藤插下去。 母亲也没闲着，虽然年后大姐把小外甥女和外甥共三人带去了宁都，只留了大外甥女学宁在这里读书，家里还有五个人吃饭。母亲用老母鸡孵了二窝鸡仔，精心护理，想让鸡长大生蛋。在物资极端匮乏之时，鸡蛋是最好的营养品。按说我们都还处在长身体的时候。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二季稻田的早稻已经快耘完第一遍了。山里的一季稻也在抓紧犁田和耙田，一季稻的秧苗都长大了。山里的田跟外面塅上的不一样，属于“冷水田”。所以只能等到天气炎热了才可栽种。这种田里的“陷阱”特别多，我们叫它“泛窝”。有时牛耕田就陷下去了，只有拼命抽打它，才能爬出“泛窝”。身旁的人插秧不小心也会突然陷下去，只有靠另一个人的力量牵拉才出得来。 我们队在山里面的田有“麻田”“蛇形岭”等处。蛇形岭的路程更远些，要经过麻田，大概有七、八里路。之所以叫蛇形岭，是山路弯曲陡峭，上下有几百米。终年阳光照不透，树木生长茂盛，野生动物不少，对庄稼危害最大的是野猪。在一季稻快成熟时都要派人“守野猪”，实质是驱赶。 这一段时间，“农业学大寨”的宣传力度较大，开始落在实处。学大寨多从政治入手，生产队的“大寨式评分”会议，不定期地要召开一次。评分的标准首先得突出政治，政治思想好，以社为家，生产技术拔尖，才有资格评10分。女社员的工分是不要评定的，她们所做的事技术含量低，而且只干上午和下午，干一天有4分。早上是不要出工，在家做饭。我们知青，上面有规定不得低于7分，因此，我们从早做到晚一整天也就是7分，暂时也不要评，等以后农技提高了，工分也会相应提高。需要评的是最高分的10分，以及9分、8分、7分左右的工分。 评工分时有争吵，互不服气，甚至面红耳赤。评得不合自己的口味，立刻给你个下马威。队里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那时，生产队养了一群蛋鸭，每天可以捡到一百多个鸭蛋，这可算得上生产队最大的副业收入。养鸭的人是左手功能残疾的龚姓年长者。如果在生产队干农话，说不定也跟我们拿差不多的工分。他干不了什么，还真不如我们干活利索。但他一只手会养鸭，拿小铲在田里铲泥驱赶走散的鸭群，什么时候喂食，什么时候放养，都有一套管理办法，把鸭子养得膘肥体壮。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评了9分给他。应该说是蛮高的了，他却要9分8。其他人不同意，很快他就进行了报复。第二天鸭子就少生了几十个蛋，每天如此，天天减产。队长看这样下去不行，还不如评给他要的9分8。说来还真奇怪，只要评他9分8，鸭子很快就高产，真的是“立竿见影”。有些社员不服气，就不评给他9分8，鸭子就减产。反复了几次，后来就干脆给9分8，不再参与评定了，鸭子生蛋也稳定了。 每天收工后，龚师傅能让鸭子在鸭房门口自觉排成单行，进行清点鸭子数量，点了数的鸭子会自己进鸭房，然后由专人锁门。鸭子一般都是晚上下蛋，第二天早上开门，满地的鸭蛋。也有几人同时捡蛋，而且登记入库，龚师傅不能接触到鸭蛋。但他却有操控鸭子生蛋多少的本事。大家猜测，是在放养的时候拼命追赶鸭子不停地快走，导致生蛋少了，或者少喂食或不喂食。但还有七、八十只鸭子会生蛋，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确实是高手在民间。 通过几个月在农村的锻炼表现，生产队认为我办事沉稳可靠，又是“知青”，能够胜任生产队出纳的工作。原先的出纳就是我住房对面的“春俚叔”，他大字不识一个，全靠队里的会计游接龙帮他疏理，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接龙为人正直，深得大家对他的绝对信任，而且他说自己的账目从没出过一丁点的差错。 我在大家的信任下以及春俚叔的极力推荐下，正式走马上任了。这项工作并不脱产，也没有任何报酬，哪怕是工分补贴一分没有。如果确实需要“出差”，比如去城里办事，有三角钱的差费补贴。 我自己做了一本出纳账。第一次跟会计对账，就发现了他有几笔做错了。我反复核对，确认无误，才敢对从“不出差错”的接龙会计再次核对。开始他傲视我，认为自己没有错，我耐心地跟他讲，那里不对？那里算错。在事实面前，他终于改正。以后只要我说那里错了，他二话不说，立刻就改。对我也开始刮目相看。（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285期 “九大”以后，这里的政治空气更浓了，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们生产队把村里的小学校作为“大学校”的校舍，是全队集中学习的地方。紧跟形势学习报纸，还要学习“老三篇”，就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生产队给了我一个政治任务，就是写大字标语，在房屋的墙壁上，用油漆写大标语。我选择了比较明显的地方，根据墙壁大小，选择写的内容，在四队仓库旁边彭才生的房屋墙上写上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几个大字，在其他地方写上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等等。外人一进村，就会觉得这里的政治气氛浓厚。 写这些标语，公社认为还不够，要在公路边能看见的山头写上“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这八个巨型大字，那气氛绝对是不一般，我们队分到一个“造”字。 我选择了一个稍平陡的山头，用石灰写了一个巨形黑体“造”字。在石灰框内，妇女们在周边拣石头堆砌，光一个点就得十多担石头。整个字一百多平方米，一、二十个人忙活了一整天才完成。站在马路上，“移公移山，改造中国”八个大字，特别显眼，也很壮观，那是花费了不少人力才完成的。 光有形式还不成，得有“真材实料”才行。我们队的中年妇女徐千娣上了省报，成了学习积极分子。生产队组织起来的老年妇女演出队，参加了县里的调演，每个人得了一个“去安源”的陶瓷像章，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在城里住招待所，吃鱼吃肉，可真是开了洋荤，她们的劲头更足了。 红红火火的“大学校”提高了社员的思想觉悟，争做好人好事，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更加突出。每天早晨，队长还组织大家做“早操”，但“四类分子”还得在边上跪着。这些跪着的人是“坏分子”游样丁、“富农分子”廖加福、“军官太太”游冬俚的现在妻子（曾经嫁过国民党军官，解放后嫁给贫农游冬俚）。早操完后，这些人都回去了。队长跟廖加福边走边说着话，对“四类分子”并无仇恨之情，实在是例行“公事”而已。 省里面还派人下来驻村调研，跟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安排在社员家住，吃派饭。大家吃饭前，我们还得举行仪式，拿着“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建康”。这些干部的“同劳动”，是跟妇女、老人在干田里锄地，边干活、边聊天，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干部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写出了调研报告，登在省报上，游家二队更出名了。记者也来生产队拍照宣传，引得周边县里派人前来学习、取经。南丰县的学习参观团阵容最大，有七、八十人之多。 那天同时来了两个县，宣讲的人不够，我临时上阵给南丰县讲解，我归类讲了学习心得和体会，引得下面的干部认真记笔记，生怕漏掉一丝一毫。 这天早晨，队长知道会有人来参观，把喜欢多嘴的游友生，安排到较远的地方干一整天活，还带了“装饭”去吃。 大家其实学得都不错，浓浓的政治氛围，在大队召开的演讲会上，好几个队的年轻妇女都能把“老三篇”一字不漏地全背下来。那可是下了真功夫。 公社书记许天浩也来大队看看，当我走过他身边时，大队主任拉着我介绍说：“这就是二队的知青游海波。”许书记问了我是哪里下放的，以及学历等问题，并讲了几句勉励的话。 后来地委书记也来到我们队看看。这位身材魁梧像北方汉子的书记，我在前面给他带路，其他随行的干部都走在他的后面，非常注意前后次序，等级森严显而易见。书记的女儿，也下放在我们大队，顺便也可以来看看自己的女儿。 山里面的一季稻田生产队也开始了劳作，集中力量大面积地犁田和耙田。经过了一个春季疯长的小草和小树，让田野变成了一片荒滩。大家奋战了几天，荒滩又变成了良田。 在山里面干活，都是要带好“装饭”干一整天。我看着社员吃的菜，没有一个人有肉，大多是青菜、辣椒之类，数量只有2匙之多，偶尔个别人能带上一个“荷包蛋”，那可是顶级的“美味佳肴”。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即使没菜，也可把“食筒”一扫而光。农民们都没有“挑食”的习惯，也没有“挑食”的条件。 他们对前几年在生产队的一次“聚餐”，至今仍念念不忘。因为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大家的生活有所好转。粮食生产的丰收年，生产队请了潭市桥专做包子的师傅，来队里做大包子，一是庆祝丰收，二是让全队社员“一饱口福”。 师傅们做的都是直径在10公分左右的大包子。虽然不是精面粉，这种“标准粉”也使人垂涎欲滴，大家放开肚皮大吃一场。结果每个人的肚子都撑得圆圆的，不过还能行走。唯独游冬俚有点喘不过气来，坐在那里直发呆。队长看了情况不对，特意分配两个年轻社员，左右两边强行牵着他不停地走路，快速促进消化，生怕把人撑坏了。 大家一边回忆着这美好的时光，一边有了新的想法，有人提出：谁能一口气吃下20个包子？不要出钱，我请客。如果吃不了，不但这20个包子要自己买，还要陪我20个包子钱。最后游大毛“中标”。 这天中午收工后，游大毛跟着出标人前往潭市桥“单刀赴会”。看着20个包子装在脸盆里，堆得像小山似的，心气就输了一半。硬着头皮吃到11个时，感觉无法胜算，还不如把剩下的9个包子带回家给老婆吃，让她少埋怨几句。最后结果：游大毛出了40个包子钱。垂头丧气拿着包子回家，准备接受老婆的“数落”。 这则消息被潭市桥生产队的人知道了，后来也如法炮制，竟然还有人敢“中标”。出标者正等待胜利的曙光，没想到这家伙不但干掉20个包子，最后自己还故意买了2个包子气气他，居然也吃光了，然后昂首挺肚，以胜利者的姿态拍拍屁股走人。 就在山里一季稻田犁耙接近尾声之时，我和弟弟两人错过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难忘经历。 生产队的大队人马去山里的“蛇形岭”干活，大家都带着锄头，走到“枫树窠”时，发现有野猪在窠内活动，等到中午干完活回来时，野猪仍然在里面，而且数量不少，还有不少野猪崽子。这些人决定干它一家伙，让武装民兵都迅速回家取枪。 枪拿来以后，大家立即进行部署，其他人在半山中的小路上等着。当这些人下去快接近窠内的野猪群时，被它们发现了，为头的野猪带着大家迅速“突围”。游茂宗就是在天主堂揪杀人犯被喊错名字的人，我们叫他“大瘌”，他接过民兵手中的半自动步枪，抢在前头对准牵头的野猪开了一枪，这下不得了，头猪冲过来了。野猪都有“抢烟”的习惯，除非把它打趴下，否则非对着你冲过来不可。 “大瘌”一看没打死，受伤的野猪咆哮着冲来了，掉头就跑。步枪、冲锋枪像炒豆子似的响起来，所有野猪乱成一团往半山的路边冲过来。在冬茅窠里还窜出一只老虎，这些人吓得脸都白了。 在小路上的人用锄头对着小猪崽狠敲下去，发疯的野猪拼命向前冲，胆小的社员，爬到大树上躲避。一场混战开始了，经过大半个钟头战斗，战果是六十多头野猪一头也没逮着，好在我方没有“伤亡”。这些人带着遗憾，惊魂未定的回来了。 （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286期作者简历：游海波，江西南城人，与共和国同岁。是“老三届”高中生，曾下乡当过“知青”。也曾在三线建设的核工业721矿流过汗。后回地方运输部门和交通稽征及高速公路路政执法部门工作。从小热爱文学，喜欢写作，先后在各种媒体发表过多篇文章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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