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四月份以来,南城县加快了下放的步伐,城镇居民、工商业者、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及强制迁往农村监督劳动的“四类分子”共4010人下放农村劳动。整个县城的街上几乎走了一半多人,昔日的繁华街面,如今冷冷清清。 我们大队也下放了两家人,分在花园村落户。其中一家是梅大国的父亲,另一家带着眼镜的“知识分子”也拖家带口地下来了。这两人的性质是监督劳动。跟我们不是一个系列的,也没有什么交道可打。他们究竟是从那个部门下来的,我们也不知道。看着这两位年纪不轻的中年人挑着沉重的担子经过我身旁时,难免冒出“恻隐之心”。特别是见到“知识分子”十岁左右的孩子,那种被打入另类怯生生渴求的目光,小小的年纪就承受着父辈监管“烙印”的影响,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他们会更艰难地在没有了任何尊严的感受中生话。 我们也同样艰难地生活着,虽然享有着自由,但清苦的生活跟大家是一样的,劳动强度是有增无减。肚子里的油水也刮得一干二净,饭量确实越来越大。我一个月仍吃着城镇居民二十多斤的定量,却要承担起繁重的长时间体力劳动,不得不使我们另辟蹊径:把干饭变成半干半稀的萝卜泡饭,一个人可以吃三、四碗,当时是吃饱了,但不经饿,很快肚子就咕咕叫了。农村人说吃萝卜泡饭,越吃饭量越大,萝卜是专刮油水的。定量供应越来越不够吃,月底时得提前购下月定量。 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终不得长久,必须增加副食品的补充,来填饱肚子。农村能当饱的只有红薯和芋头。可生产队分给我们的菜地,只够种些平常吃的蔬菜,要栽红薯得有地才行。 我们决定自己开荒,增加自留地。选择了“张家山”旁的一处稍平坦狭窄的荒地,并去铁匠铺买了专用开荒的工具就开始动手了。开荒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地下的大石头不少,盘根错节的树根要费老大劲才能清除一小点。正当我和弟弟俩人披荆斩棘、挥汗如雨干得正欢时,突然听到对面山顶上一声大喝“谁在那开荒呀?”“谁叫你扩大自留地?胆子还真不小!” 我抬头一看,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崔玉生、游冬元一行三、四个人一起去前面的“老虎窠”水库。我赶紧回答:“是我。”直到这时,他们才看清楚是谁在这里开荒。立刻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海波,是你们哪!要开就开点好的。”我说:“只有这地方可以开荒。”“好吧,你们慢慢干。”他们走了,一天的乌云全散了。要是乡下人开荒,那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当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严禁扩大自留地的风口浪尖,非拿你当反面教员进行批斗不可。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把别人家里私人拥有的缝纫机也割了,集中放在大队部的一个房间锁着。我家运来的蝴蝶牌缝纫机,也只好偷偷地藏在楼上的谷仓旁边。白天有人时不敢用,生怕别人听见响声影响不好。只有确认大家都出工去了,整个厅堂静悄悄时,母亲才敢爬到楼上,用缝纫机给我们缝补破衣服。一次在楼上干完活,下楼梯时踩空摔下来,把手掌骨折断,去“反帝村”找草药医治,终不见效,还特意到南昌去看了一段时间。乡亲们怀疑没事到楼上去干吗?我们吓得也不敢说真话。 经过了一个多礼拜陆陆续续的开荒,高低不平的地分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畦段,作成专栽红薯的狭窄条畦。总面织不少于二分地,正赶在端午节前把红薯藤插下去。 母亲也没闲着,虽然年后大姐把小外甥女和外甥共三人带去了宁都,只留了大外甥女学宁在这里读书,家里还有五个人吃饭。母亲用老母鸡孵了二窝鸡仔,精心护理,想让鸡长大生蛋。在物资极端匮乏之时,鸡蛋是最好的营养品。按说我们都还处在长身体的时候。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二季稻田的早稻已经快耘完第一遍了。山里的一季稻也在抓紧犁田和耙田,一季稻的秧苗都长大了。山里的田跟外面塅上的不一样,属于“冷水田”。所以只能等到天气炎热了才可栽种。这种田里的“陷阱”特别多,我们叫它“泛窝”。有时牛耕田就陷下去了,只有拼命抽打它,才能爬出“泛窝”。身旁的人插秧不小心也会突然陷下去,只有靠另一个人的力量牵拉才出得来。 我们队在山里面的田有“麻田”“蛇形岭”等处。蛇形岭的路程更远些,要经过麻田,大概有七、八里路。之所以叫蛇形岭,是山路弯曲陡峭,上下有几百米。终年阳光照不透,树木生长茂盛,野生动物不少,对庄稼危害最大的是野猪。在一季稻快成熟时都要派人“守野猪”,实质是驱赶。 这一段时间,“农业学大寨”的宣传力度较大,开始落在实处。学大寨多从政治入手,生产队的“大寨式评分”会议,不定期地要召开一次。评分的标准首先得突出政治,政治思想好,以社为家,生产技术拔尖,才有资格评10分。女社员的工分是不要评定的,她们所做的事技术含量低,而且只干上午和下午,干一天有4分。早上是不要出工,在家做饭。我们知青,上面有规定不得低于7分,因此,我们从早做到晚一整天也就是7分,暂时也不要评,等以后农技提高了,工分也会相应提高。需要评的是最高分的10分,以及9分、8分、7分左右的工分。 评工分时有争吵,互不服气,甚至面红耳赤。评得不合自己的口味,立刻给你个下马威。队里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那时,生产队养了一群蛋鸭,每天可以捡到一百多个鸭蛋,这可算得上生产队最大的副业收入。养鸭的人是左手功能残疾的龚姓年长者。如果在生产队干农话,说不定也跟我们拿差不多的工分。他干不了什么,还真不如我们干活利索。但他一只手会养鸭,拿小铲在田里铲泥驱赶走散的鸭群,什么时候喂食,什么时候放养,都有一套管理办法,把鸭子养得膘肥体壮。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评了9分给他。应该说是蛮高的了,他却要9分8。其他人不同意,很快他就进行了报复。第二天鸭子就少生了几十个蛋,每天如此,天天减产。队长看这样下去不行,还不如评给他要的9分8。说来还真奇怪,只要评他9分8,鸭子很快就高产,真的是“立竿见影”。有些社员不服气,就不评给他9分8,鸭子就减产。反复了几次,后来就干脆给9分8,不再参与评定了,鸭子生蛋也稳定了。 每天收工后,龚师傅能让鸭子在鸭房门口自觉排成单行,进行清点鸭子数量,点了数的鸭子会自己进鸭房,然后由专人锁门。鸭子一般都是晚上下蛋,第二天早上开门,满地的鸭蛋。也有几人同时捡蛋,而且登记入库,龚师傅不能接触到鸭蛋。但他却有操控鸭子生蛋多少的本事。大家猜测,是在放养的时候拼命追赶鸭子不停地快走,导致生蛋少了,或者少喂食或不喂食。但还有七、八十只鸭子会生蛋,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确实是高手在民间。 通过几个月在农村的锻炼表现,生产队认为我办事沉稳可靠,又是“知青”,能够胜任生产队出纳的工作。原先的出纳就是我住房对面的“春俚叔”,他大字不识一个,全靠队里的会计游接龙帮他疏理,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接龙为人正直,深得大家对他的绝对信任,而且他说自己的账目从没出过一丁点的差错。 我在大家的信任下以及春俚叔的极力推荐下,正式走马上任了。这项工作并不脱产,也没有任何报酬,哪怕是工分补贴一分没有。如果确实需要“出差”,比如去城里办事,有三角钱的差费补贴。 我自己做了一本出纳账。第一次跟会计对账,就发现了他有几笔做错了。我反复核对,确认无误,才敢对从“不出差错”的接龙会计再次核对。开始他傲视我,认为自己没有错,我耐心地跟他讲,那里不对?那里算错。在事实面前,他终于改正。以后只要我说那里错了,他二话不说,立刻就改。对我也开始刮目相看。(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285期 “九大”以后,这里的政治空气更浓了,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们生产队把村里的小学校作为“大学校”的校舍,是全队集中学习的地方。紧跟形势学习报纸,还要学习“老三篇”,就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生产队给了我一个政治任务,就是写大字标语,在房屋的墙壁上,用油漆写大标语。我选择了比较明显的地方,根据墙壁大小,选择写的内容,在四队仓库旁边彭才生的房屋墙上写上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几个大字,在其他地方写上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等等。外人一进村,就会觉得这里的政治气氛浓厚。 写这些标语,公社认为还不够,要在公路边能看见的山头写上“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这八个巨型大字,那气氛绝对是不一般,我们队分到一个“造”字。 我选择了一个稍平陡的山头,用石灰写了一个巨形黑体“造”字。在石灰框内,妇女们在周边拣石头堆砌,光一个点就得十多担石头。整个字一百多平方米,一、二十个人忙活了一整天才完成。站在马路上,“移公移山,改造中国”八个大字,特别显眼,也很壮观,那是花费了不少人力才完成的。 光有形式还不成,得有“真材实料”才行。我们队的中年妇女徐千娣上了省报,成了学习积极分子。生产队组织起来的老年妇女演出队,参加了县里的调演,每个人得了一个“去安源”的陶瓷像章,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在城里住招待所,吃鱼吃肉,可真是开了洋荤,她们的劲头更足了。 红红火火的“大学校”提高了社员的思想觉悟,争做好人好事,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更加突出。每天早晨,队长还组织大家做“早操”,但“四类分子”还得在边上跪着。这些跪着的人是“坏分子”游样丁、“富农分子”廖加福、“军官太太”游冬俚的现在妻子(曾经嫁过国民党军官,解放后嫁给贫农游冬俚)。早操完后,这些人都回去了。队长跟廖加福边走边说着话,对“四类分子”并无仇恨之情,实在是例行“公事”而已。 省里面还派人下来驻村调研,跟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安排在社员家住,吃派饭。大家吃饭前,我们还得举行仪式,拿着“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建康”。这些干部的“同劳动”,是跟妇女、老人在干田里锄地,边干活、边聊天,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干部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写出了调研报告,登在省报上,游家二队更出名了。记者也来生产队拍照宣传,引得周边县里派人前来学习、取经。南丰县的学习参观团阵容最大,有七、八十人之多。 那天同时来了两个县,宣讲的人不够,我临时上阵给南丰县讲解,我归类讲了学习心得和体会,引得下面的干部认真记笔记,生怕漏掉一丝一毫。 这天早晨,队长知道会有人来参观,把喜欢多嘴的游友生,安排到较远的地方干一整天活,还带了“装饭”去吃。 大家其实学得都不错,浓浓的政治氛围,在大队召开的演讲会上,好几个队的年轻妇女都能把“老三篇”一字不漏地全背下来。那可是下了真功夫。 公社书记许天浩也来大队看看,当我走过他身边时,大队主任拉着我介绍说:“这就是二队的知青游海波。”许书记问了我是哪里下放的,以及学历等问题,并讲了几句勉励的话。 后来地委书记也来到我们队看看。这位身材魁梧像北方汉子的书记,我在前面给他带路,其他随行的干部都走在他的后面,非常注意前后次序,等级森严显而易见。书记的女儿,也下放在我们大队,顺便也可以来看看自己的女儿。 山里面的一季稻田生产队也开始了劳作,集中力量大面积地犁田和耙田。经过了一个春季疯长的小草和小树,让田野变成了一片荒滩。大家奋战了几天,荒滩又变成了良田。 在山里面干活,都是要带好“装饭”干一整天。我看着社员吃的菜,没有一个人有肉,大多是青菜、辣椒之类,数量只有2匙之多,偶尔个别人能带上一个“荷包蛋”,那可是顶级的“美味佳肴”。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即使没菜,也可把“食筒”一扫而光。农民们都没有“挑食”的习惯,也没有“挑食”的条件。 他们对前几年在生产队的一次“聚餐”,至今仍念念不忘。因为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大家的生活有所好转。粮食生产的丰收年,生产队请了潭市桥专做包子的师傅,来队里做大包子,一是庆祝丰收,二是让全队社员“一饱口福”。 师傅们做的都是直径在10公分左右的大包子。虽然不是精面粉,这种“标准粉”也使人垂涎欲滴,大家放开肚皮大吃一场。结果每个人的肚子都撑得圆圆的,不过还能行走。唯独游冬俚有点喘不过气来,坐在那里直发呆。队长看了情况不对,特意分配两个年轻社员,左右两边强行牵着他不停地走路,快速促进消化,生怕把人撑坏了。 大家一边回忆着这美好的时光,一边有了新的想法,有人提出:谁能一口气吃下20个包子?不要出钱,我请客。如果吃不了,不但这20个包子要自己买,还要陪我20个包子钱。最后游大毛“中标”。 这天中午收工后,游大毛跟着出标人前往潭市桥“单刀赴会”。看着20个包子装在脸盆里,堆得像小山似的,心气就输了一半。硬着头皮吃到11个时,感觉无法胜算,还不如把剩下的9个包子带回家给老婆吃,让她少埋怨几句。最后结果:游大毛出了40个包子钱。垂头丧气拿着包子回家,准备接受老婆的“数落”。 这则消息被潭市桥生产队的人知道了,后来也如法炮制,竟然还有人敢“中标”。出标者正等待胜利的曙光,没想到这家伙不但干掉20个包子,最后自己还故意买了2个包子气气他,居然也吃光了,然后昂首挺肚,以胜利者的姿态拍拍屁股走人。 就在山里一季稻田犁耙接近尾声之时,我和弟弟两人错过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难忘经历。 生产队的大队人马去山里的“蛇形岭”干活,大家都带着锄头,走到“枫树窠”时,发现有野猪在窠内活动,等到中午干完活回来时,野猪仍然在里面,而且数量不少,还有不少野猪崽子。这些人决定干它一家伙,让武装民兵都迅速回家取枪。 枪拿来以后,大家立即进行部署,其他人在半山中的小路上等着。当这些人下去快接近窠内的野猪群时,被它们发现了,为头的野猪带着大家迅速“突围”。游茂宗就是在天主堂揪杀人犯被喊错名字的人,我们叫他“大瘌”,他接过民兵手中的半自动步枪,抢在前头对准牵头的野猪开了一枪,这下不得了,头猪冲过来了。野猪都有“抢烟”的习惯,除非把它打趴下,否则非对着你冲过来不可。 “大瘌”一看没打死,受伤的野猪咆哮着冲来了,掉头就跑。步枪、冲锋枪像炒豆子似的响起来,所有野猪乱成一团往半山的路边冲过来。在冬茅窠里还窜出一只老虎,这些人吓得脸都白了。 在小路上的人用锄头对着小猪崽狠敲下去,发疯的野猪拼命向前冲,胆小的社员,爬到大树上躲避。一场混战开始了,经过大半个钟头战斗,战果是六十多头野猪一头也没逮着,好在我方没有“伤亡”。这些人带着遗憾,惊魂未定的回来了。 (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286期作者简历:游海波,江西南城人,与共和国同岁。是“老三届”高中生,曾下乡当过“知青”。也曾在三线建设的核工业721矿流过汗。后回地方运输部门和交通稽征及高速公路路政执法部门工作。从小热爱文学,喜欢写作,先后在各种媒体发表过多篇文章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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