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按语：国营721矿是个富有光荣历史的核工业矿山，鼎盛时，职工人数达到九千多，为祖国的核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时代的发展，二十年前，721矿政策性破产重组，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工人、家属均得到妥善安置，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为了让721矿的后人时刻牢记过去的艰苦岁月，为了让不知情的群众了解721人的无私奉献，自即日起，《游子报》微信公众号开辟“光荣的七二一矿人”专栏，展示老一辈721人的精神风采，告知新一代721人的创业足迹。
回忆建矿初期二三事
作者：唐显章
1958年8月，我在重工业部（后改为冶金工业部）长沙有色金属工业学校毕业，时年20岁。毕业分配时，规定每个同学可以填报三个志愿，我填报的都是“教育机关”当老师，但在宣布时，我与44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二机部衡阳三司。 衡阳三司在湖南衡阳苗莆，我们是1958年8月底报到的。经过严格的保密教育，又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在9月29日（农历8月15日中秋节）开饭前宣布三个人去的地方。我一个人被分配到江西903矿，因还没有成立903矿的筹建机构，仅有我一个人，故把我介绍到在903矿点搞地质勘探的中南309队17分队，介绍信写明唐显章为903矿筹建人员，帮助队里工作，接待分配到903矿的人员。我离开三司时，李殿卿处长两次对我说：“你到队里后就按介绍信的要求做好工作，以后的事以后说”。 宣布后的第二天，1958年9月30日，我背着一床3斤重的被子，提着装有一些书籍、衣物与日用品的纸箱，乘坐广州——上海的49次快车，在江西向塘车站下车，再乘专接到南昌旅客的慢车到了南昌。10月1日，由南昌乘汽车到抚州，中午在抚州汽车站吃了一盘2角5分钱的炒猪肝，一碗大米饭，又乘到乐安的汽车，当晚7时到了乐安。下车后，我到处打听309队17分队在什么地方，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无奈，我只好朝路人指点的乐安县政府招待所走去。 我一进招待所，碰到一个讲普通话的大个子，我即问他309队17分队在什么地方？他大吃一惊，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明来意，并把介绍信的信封给他看了后，他哈哈大笑地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啦？离这里还远哩！要往回走！”他又说，“你找对人了，我就是17分队的。你先住下，明天坐我的车一起去。”我高兴极了，当时我跳了起来。我住下后，经过交谈，知道他叫张新刚，山东人，小车司机，到17分队已有3年，当天是送县领导回乐安的。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1958年10月2日，我到了309队17分队，接待我的是高玉队长（12级干部，后调长沙任309队队长），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叫来人事科科长袁金兰，生产科科长蒋明新，安排我在生产科工作，由队里发工资，劳保、保健一律按队里的规定执行。他们帮我提着行李，引我到了蒋科长住的铁皮木板房。该栋铁皮板房除住了蒋科长外，还住了中南矿冶学院毕业的技术员钟云龙，工会干事李秋。50多年过去了，回忆那时领导干部的作风，干群关系，同志间的感情太可贵了！我盼望她的再现！ 在这里，我先插一段我的工资的故事。按国家规定，那时中专生实习工资只有29元5角，一年转正后是34元5角，俗称“米花索”干部。我到队里拿了两个月工资后，生产科一技术员跟我说：“你不是在矿山，现在是在地质队，大家都有野外津贴，每月20元，你为什么没有？应该向你的上司提出。”但我一直没有提。 1960年我回到矿里后，曾给当时的李伟民矿长提出（是我到他住的房间里向他提出的），他说：“应该补给你，但共产党不是银行，不能存款，算了吧，不要了！”此后，我再也没提过，也没想过。那时候的人，大都是比较单纯的。 “903”是放射性航空物探普查时所发现的异常点的编号，“九〇三矿”是没有正式成立矿筹建机构之前设定的矿山名称。1959年元月，刘兴涛矿长到矿后，冠名为“四二一矿”，1960年改名为“江西一矿”，1964年定名为“国营七二一矿”。从1958年10月2日起至1959年12月止，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17分队工作。 提到放射性普查发现“903”异常点的故事，我要把我听到的当时激动人心的事介绍给721矿的战友们。据17分队生产科蒋明新科长说，普查队的同志给他讲，当时309队第四航空普查队的飞机低空飞越903上空时，机上的γ辐射仪的读数很高，队员们跳了起来，高声大喊：“找到大西瓜了！”此事在系统内传得很广，凡到这个出名的“903”的人，都要冒着高强度的外照射参观这个地方。后来，这个出名的“903”被我们划归露天矿采矿范围，被一工区的同志们采掉了。 1958年10月，我到17分队时，该队不仅对横涧、岗上鹦、石马山、源头、巴泉、善堂庵、干杭、沙洲、云际、湖港、邹家山、横岭等十几个点进行重型山地勘探，而且还继续对“903”外围开展普查找矿。1958年，是大跃进的第一年，在队里虽没有搞大炼钢铁，但“跃进”的口号并不示弱，“千米坑道万米钻”就是响彻云霄的大跃进号角，即一个月全队打探矿坑道进尺合计1000米，钻孔进尺合计10000米，是一个人人争着下坑井，个个争着上机台的局面。 那时生产工区的劳动组织三班半，昼夜4班，每班6小时，每周有3个班无人作业。为充分利用空班，提高掘进速度，组织机关干部顶上，于1958年11月初成立了“干部掘进突击队”，任命我为突击队队长，负责了解检查工作面情况，安排分配机关人员参加掘进的作业班次，以及安全防护、质量验收等，带头打风钻、放炮、支柱。在我所在的作业班，在花岗斑岩的工作面，在6小时内搞了两个半循环，即在一个班内打了三次炮眼，放了两次炮，出完了两次放炮炸下的岩矿，掘进进尺2.45米，创造了全队最高记录，被评为1958年度“跃进积极分子”。 在17分队工作期间，我还解决了两个当时较突出的问题，309队的《技术简报》对此专门作了介绍。 1.用长度不同的导火线集中一次点燃，解决1958年四季度因无段发雷管使天井掘进爆破效率低的问题。2．用插杆法穿过流沙，节约投资。 1959年9月，在石马山230米标高紧靠一条小溪旁新开一个9号坑道，设计主巷长500米。当主巷掘进至45米时，出现冒顶，大量的水带着风化的花岗斑岩细沙倾泻而下，流入主巷15米远。经抢运至工作面时，又是大量泥沙倾泻而下，情况更为严重。在冒顶工作面上部，高28.5米的地面下沉，形成直径4.63米，深8.12米的大坑。面对这种情况，领导决定废弃原工作面，从冒顶工作面退回12米处另开口掘进，以此绕过流沙。但从新开口处掘进到18米时，又发生冒顶，泥沙流入主巷19米多。 根据前次处理冒顶的教训，我提议暂不要运走泥沙，让泥沙压实，拦住顶板上的泥沙自由下泻，使工作面顶板上的泥沙填满压实。我设计用扁铁制作四副两头用螺栓固定的铁箍，两副铁箍固定在用圆木作支柱的横梁两端，另两副与横梁上的铁箍连接，在铁箍中穿上横梁，然后在上下两根横梁中排列打入杉木杆，一有条件立即往冒顶工作面架设密集支柱。结果通过了流沙层，按设计完成了主要的掘进任务。如果不越过流沙层，要废弃51米坑道，以当时掘进1米坑道需要400元计算，将浪费2.04万元。 在这次事故处理中，我是主管技术员，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得到了很多工人师傅的赞扬，但也有相反的看法。在1959年的“双反”运动中，在油毡盖的职工食堂的洗碗槽的对面的竹皮墙上，给我贴了一张“冒失主观的唐显章”的大字报，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不到一年所得到的第一张大字报，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挺有味道的。 1959年“双反”运动时，群众贴大字报的还不多，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正因为这样，看大字报的人倒很多，凡是路过看到的人都要看一看，有的人还大声,地读出声音。开始我很不舒服，还想去找给我写大字报的人理论理论。队长高玉、科长蒋明新、技术员钟云龙等同志都劝我正确对待，我也就想通了。 我在17分队工作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跑遍了所有的矿点，详细了解地质情况、已做的勘探工程和已取得的成果，对地形地貌、通往各矿点的山间小道、风土人情也都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是第一个到九〇三矿的人，这是上级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三、我陪刘兴涛矿长向县、地、省、中南公司、部局汇报 1959年元月（我记得的日期是元月15日），先期到矿的李增奎同志到衡阳迎接刘兴涛矿长和安世昌同志到矿。矿长的到达，903矿有了头，标志903矿筹建机构正式成立，不再叫903矿，而改名为421矿。 刘兴涛，山东兖州人，1938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期间，在山东鲁南工作，调二机部之前，任山东阜新煤矿矿长，时年39岁，12级高干。刘矿长到矿后，住在17分队铁皮板房招待所，在油毛毡工棚排队买饭。到矿第三天，召集唐显章、安世昌、李增奎、徐增光、廖义仲开会。他首先说：“903是亚洲第一，世界少有的铀矿山，是造原子弹重要的原料基地，将要从南昌向西火车站接轨，把铁路修到矿里。矿里的职工人数要超过一万。将来矿里的汽车很多，可以从石马山排到罗家圩，规模很大，任务很重。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今天开会，要大家讨论，提出一个筹建计划，由唐显章同志记录，整理成文，写出报告，我要带着向上级汇报。” 根据刘矿长的指示要求和大家的意见，我连夜起草了《关于九〇三矿筹建工作的报告》和《九〇三矿筹建工作计划》，并请地质队打印。 1959年元月21日（我记得是这个时间），刘矿长带领我搭乘17分队拉钻杆的苏联产“格斯51”货车到罗家圩下车，然后等待乘抚州开往乐安县城去的过路长途汽车。由于我们是在半路上车，座位号是后边的30号和31号，又是沙土路面的公路，车尾灰尘很大，到了乐安县城，我们完全成了“灰人”。刘矿长穿的是笔挺的藏青色全毛华达呢中山装，但他没有一句怨言，还哈哈大笑，自比老百姓。 第二天，向乐安县的县委、县政府、武装部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当天下午，我们搭乘长途汽车到了抚州，接着又赶到南昌、衡阳、北京。分别向抚州地委、行署，江西省原子能委员会，江西省委组织部，江西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作了汇报。邵式平省长、白栋材副书记、吴允中部长等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热情支持。 向中南矿业公司罗西芳和部局有关司局领导汇报后，大家都很满意，对筹建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资金保障、材料供应、交通运输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答复与安排。在向商业部汇报后，当即开出10万根毛竹指标，解决建矿初期搭建油毡临时工棚的急需。 刘矿长带领我从县到省城、到衡阳、再到北京，来回20余天，作为一个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刚出校门不到半年的我，真是开了大眼界，见了大世面，很是高兴。 刘矿长是山东人，我曾听说，山东人脾气大，我看见他在北京与有的司（局）长红过脸，但他在很多具体事情上都非常关心人。我陪他出去，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住进了房间，他总是先去买包饼干什么的先填一填肚子，还要我先动手吃。到食堂去吃饭时，我去拿菜，他就去拿饭，反之，他就去拿菜，从不坐在饭桌边等饭吃。 从北京回矿后，他派我到东乡火车站建一个临时仓库，组建临时转运站。那时，当地大兴水利修水库，拆迁房屋旧材料很多，建仓库材料紧缺，我要东乡县招待所何所长帮助买了一些旧料。我回矿后，在地质队铁皮招待所房里向刘矿长汇报，当我说到买旧材料时，刘矿长火冒三丈，拍桌子大声训斥：“谁叫你买旧的？给我退回去！” 我想，我千方百计，辛辛苦苦还挨骂，我也不示弱的说：“我不行，你派得力的去！”在场有五六个人，谁也没敢说话。最后，还是刘矿长小声地说，既然买了就用上，以后还是要新的。有困难找县委、县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帮助解决，把仓库尽快搞起来。我回到东乡后，按刘矿长的指示，在东乡县招待所何所长和会计乐高山同志的帮助下，如期建好仓库，成立了转运站。 刘矿长带我，我陪刘矿长出去20多天，以后我又在他手下干了几年，刘矿长的为人，对我印象之深，教育之大，影响之远，可以说是一辈子！我曾给我的好友们说过，我现在的“德行”，除了我天生的本性外，受刘矿长和很多老干部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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