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反禅简史
任何学问都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省思与实践，才能进窥核心价值。理学、物理、化学都必须专心钻研，也必须透过实践完全人格化，提出实验报告，验证定理。研究禅宗当然必须穷毕生精力研究与实践，不能例外。
可是一般人总会突然有了个领会或相似的心得，以为这样就是禅，便拿来论断是非。
绝大部分的人学禅患了这个错觉，教内如此，学术界如此。
钱穆先生是最好的代表，他有段简单的见性经验，详研《指月录》而得，就以为这就是禅，以空为禅，以空灵为禅。回过头来批评禅、定义禅，完全忽视了《坛经》的第一个公案：惠明打坐到了“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六祖突然向他说：“正与么时，那个是您的本来面目？”
这个“本来面目”才是禅宗所一再强调的“佛佛唯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的本体、本心。没有大成就的师父在旁边督促你、纠正你、暗示你、踢你一脚、打你一拳，你就死在“不思善，不思恶”的空空上。
见得本心是上路的开始而已，从此要以“这”为目标，慢慢修正思想行为，渐渐变化气质，让内心那个天下一体的潜层意识抬头出面，让你那个没有分别作用的觉受，在生命的长河中汹涌。
那是一段非常漫长而辛苦的历程啊！
这样才可以体会六祖这位大圣人，必须在猎队中默默的度过十五年的岁月，难忍能忍，难捱能捱，消磨掉全身的棱角，才获得圆明智慧的历程了。
没有这个功夫与能耐，怎么可以谈禅、说禅？
请问：钱穆有那么高的智慧与学识素养，还得花多少时光在宋明理学中，才有不世的真知灼见啊！为什么对禅的研究态度就变得那么轻率了呢？怎么可以因为短暂的空寂感受，便断定是禅的全部？
例如他讲六祖：“（六祖）一日背柴到城里卖，聆人念《金刚经》，心便开悟，此悟正是由心领会，不藉旁门。”（《六祖坛经大意》）。“由心领会”就是推理与觉受的合理结合，但这不是禅宗的悟，而是解会了。解会的力量是不足以使六祖辞母就五祖禅庭的。解会的力量太小，必然有股很大的心得，很大的启示。
儒者反佛，以韩愈最有名。他是保守的本土文化守卫者，极力反对佛教文化，全盘的反对佛教。至于以儒佛之辨反禅最激烈的是罗整庵，他反对士大夫学禅，要他们回到儒学。
我们以他的《困知记》，稍论其偏颇处。任何学问都是人类公有的文化财产，应该透过公平的批评，还其透明的真相，这是学术应有的态度；至于喜欢不喜欢，是个人主观范围，应该割舍。这像种香蕉，如何选种、培育、照顾及改良，是一条公平而透明的准则，是可以公开讨论批评的；至于喜欢不喜欢香蕉，那是个人嗜好问题。有些人不懂，自己论东说西，挑肥拣瘦，看到别人文章涉有批评，便酸溜溜的反对，其实是心虚；还说只可以关起门来评论，不用公开露面，这是掩饰自己的无能，不能光明正大。人类文化的进化，靠的是公开、透明、接受批评，不断的向精益的道路前进。
理学的兴起当然有时代背景，自从安史之乱直到五代十六国，一直在混乱的战争中，社会中坚的士大夫当然会挺起肩膀为“万世开太平”，在“内圣外王”的理念下，积极参与朝政，与君王共治。另一方面，多元性的摧破佛教的消极遁世思想，特别是枯坐俺息的默照禅。
兴儒排禅是大前提，理学从性理建立他们的世界观，当然涉及本体论。而且儒学的本体论是一部被遗忘的《中庸》。因为《中庸》似道似儒，向来不受重视。梁武帝是第一位发现这部书价值的人；后有唐朝的李翱，他们都是学佛而旁及《中庸》之秘。
宋初天台宗智圆和尚著《闲居篇·卷十九》，即有《中庸子传》上中下三篇，自号中庸子。因为当时士大夫排佛，承续韩愈。智圆为了弥补儒释之嫌，以方外一人而尊《中庸》，后来契嵩又有《中庸解》，他是云门宗下四世，更大胆的调和儒释之争。
本来学术要客观，摒除了主观的态度，才能尊重他人，也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重要的是客观态度而已。可惜，理学既起，打着新儒学的旗帜，当然彻底反对禅学。以至于让儒禅各有一席之地也被打破了，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很可惜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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