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澄海
宋朝理学发展之前,佛教僧侣私底下也普遍研读儒书,但是敢公开形诸文字的是释智圆。他著有《闲居编》,很尊重中国本有文化的传统,符合韩愈的道统说:
仲尼得唐虞禹汤文武姬公之道,炳炳然犹人之有形貌也。仲尼既没,千百年间能嗣仲尼之道者,唯孟轲、荀卿、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柳子厚而已。(卷27《叙传神》)
韩愈是排佛的大将,彻底反对佛教,所以才建立道统说,要求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弃佛尊儒。智圆却不顾门户的禁锢,秉持客观的学术精神,毅然赞扬儒学道统,比那些私底下看韩文而批佛的方外之士高明多了。
从客观的立场论思想,韩愈有他一贯的体系,所以智圆才推崇韩愈:
吾门中有为文者而反斥本教以尊儒术,乃曰师韩愈之为人也,师韩愈之为文也,则于佛不得不斥,于儒不得不尊,理固然也。(卷28《师韩议》)
真正能够赞扬别人的长处,也要有基本的学术思想,不全盘否认,不全盘肯定,茫然失去自主权柄,这是应有的风骨,应有的立场。
他详细的研究过儒释道之学,该尊重的部分就尊重,评析中肯,见于他的《疏四十二章经》:
佛教东传,与仲尼、伯阳之说为三。然孔老之训词,谈性命未极于唯心,言报应未臻于三世,至于治天下、安国家,不可一日无也。
至于释氏之为训,指虚空世界悉我自心,非止言太极生两仪,玄牝为天地根而已。考善恶报应,悉我自业,非止言上帝无常、天网恢恢而已。
尽管从理性体认三家的差别,但摆在眼前的是动乱不已的局势,生民涂炭。从安史之乱到北宋建国,都是浩劫当前,民不聊生。身为出家人,从感情上他又不能挽国家的灾难,登太平之席。晚年未免又偏向儒家,他的《湖居感伤诗》(卷49)透露这股伤怀:
礼乐师周孔,虚无学老庄,躁嫌成器晚,心竞寸阴忙。翼翼修天爵,孜孜耻面墙,内藏儒志气,外假佛衣裳。每恶销金口,时劳疾恶肠。
从他的伤怀多少也可以了解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排禅兴儒”的原因吧!我们也一再强调,世俗的归世俗,宗教的归宗教,只有世俗的愿意两者兼顾,将佛法人生化,将教理人文化,才是新禅者的一条路,也是新理学家可以另创新论的机会。
更可贵的是,他发现古籍《中庸》一书,深深合乎佛家的中道义,因此大加赞扬,才引起此后大家重视这本书,不仅重视,而且藉以形成理学家建构哲学的纲要。他有《中庸子传》三篇(卷19),讲的即是中庸,也把中庸之道抬上心性之学的台面。
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
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故夷狄之邦周孔之道不行者,亦不闻行释氏之道也。世有限于域内者,见世籍之不书,以人情之不测,故厚诬于吾教,谓弃之可也;世有滞于释氏者……往往以儒为戏,岂知夫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
新禅者应该明白“人成则佛成”的阶梯式发展,非将人伦之基奠好奠厚,行有余力则以学禅,入圣道,享福报,而行菩萨行。入圣道之后才能真行菩萨行,而欲入圣道,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不能不守,从而新禅者才能走出寺庙禅修的旧传统,另创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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