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另一面：从前对内容好坏的评判体系瓦解了，当上个时代的写作者被一个个抛出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所生产的内容的好坏无所遁形。
刺猬公社 | 彦东
2015年8月的一天，王恺在家里写完《侯孝贤的戏梦人生》——他作为《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的最后一篇稿子——便给主编打了个电话。
“我明天不去上班了，我要辞职”，王恺说。
就这样，他离开了这家效力了10年的知名刊物。
王恺几位在三联的老同事都觉得，他的离职非常突然。从2010年就开始与王恺合作的摄影记者蔡小川，虽然偶尔会听到他发牢骚嚷嚷着要转行，但没当真，“那几年纸媒不景气，大家都在聊转型的事儿，我一直以为他是自嘲，是开玩笑的”。
但王恺不仅真的离开了《三联生活周刊》，还在2016年6月16日正式推出了直播项目“日刻”。
“我很害怕人生的单一不变”，王恺对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说，自己从记者时代到现在的新媒体创业一直在怀疑，自己所做的内容到底有没有价值、价值点在何处、怎样能变得更好。
但他说，大部分结论“可能都是假象”。
“内容的世道可能变了”
王恺的自我怀疑，是从记者时代就开始的。
200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之后，王恺由于历史系硕士出身，幸运地凭借抗战系列报道被时任主编朱伟注意到，并在之后快速成长为这本周刊的主力记者。
而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进一步让朱伟看到了王恺身上与其他人不同的潜质。
当王恺进入震后的北川县，山体仍在滑坡，余震还在不断发生。一开始，他并没有感觉害怕，“看到死亡之后才慢慢意识到恐惧”。
看到救援人员在挖人，王恺想参与救援，但他只敢拿棍子去敲倒塌的建筑，“当时不能够跟救援人员对话，会让人想哭 。”之后的几天，王恺几乎丧失了采访的能力，仅仅与别人聊几句就到达了精神的极限，更不要谈写作了。
几天后，王恺从情绪中勉强走了出来，分两日写了两万字的报道。时至今日提起这个话题，他对上版的稿件依旧印象深刻——“我会强调尸体的味道。我觉得是有点火焰的那种焦味，有口红的香味”——朱伟删去了这段描述。
“他还是觉得新闻报道要有所克制吧，那句话可能让他感觉到了冒犯”，但王恺补充说，“我的稿子是让他哭得最多的”。
朱伟在王恺早年间文集《文艺犯》的序言中回忆道，王恺的稿件“呈现出更真实的撕裂之痛。从灾区回来，他的心灵刻痕也是最深的”。他认为，“这种刻痕来自情感的过激反应”，而根源在于其“心扉脆弱”，朱伟将王恺的采访写作能力总结为“感知”，而不是靠逻辑推演和意象。
编辑王恺的文章，常让朱伟感慨，“他竟能把一个个平行着的感觉，硬就混杂死缠在一起，还难分难解，颇有密度”。
2012年左右，王恺被调往文化部，同样刊发了很多重要的报道，后来，三联的所有茶刊几乎都出自他之手。蔡小川觉得，王恺采访台湾、日本的茶道大师的方式不像一般的记者，“他们能玩到一起”、“像在对话”。
解致璋、廖宝秀等台湾茶人虽然在茶道界名声显赫，但在王恺之前却从未接受过采访。这些茶人接受采访并非因为王恺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而是因为“他的个人修养”。
这还致使三联的几期茶刊在淘宝上涨价几十元，因为“有价值贡献”：“大陆茶人没什么机会了解这些信息，全靠学习王恺的文章”。王恺的一位同事评价说，王恺的文章很特别、甚至有些“另类”，“他写的茶刊像AV一样，能勾起人的欲望”。
虽然昔日同僚都很佩服王恺的写作能力，但事实上，王恺在升任主笔之前，就对自己做的内容产生了怀疑——“内容的世道可能变了”。
微博刚兴起的那些年，王恺在微博上看到网友拍摄的社会突发事件，让他感到“震惊”。他想，如果换他去拍，或者拍摄者是稍微会拍一点的普通人，这些画面给受众们的震撼、体验要比文字全方位得多。那时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率先死掉的可能就是社会新闻。”
后来，他甚至怀疑起了自己所做的文化类报道的价值，文字是这些内容最好的呈现方式吗？即使仅谈写作这一个维度，三联业已形成的一整套写法是最好的吗？
“内容不死，但总得搞清楚内容是什么你才不死啊”，他认为，早年间很多说内容不死的记者“可能根本不理解内容是什么”——当然，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说得清。
王恺在三联的最后一次大任务是采访侯孝贤。按理说，这位极少接收媒体采访的名导能和他聊了一个小时，应该是件很得意的事。但王恺却说，在整个采访和写作过程中，自己的兴奋点寥寥。
写作框架、需要什么样的素材在采访之前王恺就已经想好了，“没有创造的感觉”让他感到疲惫。
彼时，恰巧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创办的活字文化也想做新媒体，这个机会让王恺有高度的自由去探索，这让王恺动了心。即便对新媒体的玩法还没有成熟、清晰的想法，但秉承着“总得做点什么新东西”的想法，他最终还是离职了。
“杂志化”内容做直播，也有人看
王恺说自己对新媒体的玩法没有清晰的想法并不是开玩笑而已。2016年是直播元年，但实际上“日刻”早在2015年12月份就开始策划了。不过那时，直播还没有被吹成风口，日刻也没有被敲定就是个直播项目。
王恺感慨最初就是“瞎做”，当时团队只是模糊地觉得，新媒体应该以影像为主，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短视频节目。但做短视频既烧时间又烧钱，少量团队还无法保证出产量。王恺判断这个项目不能这么做。“这个事儿做不了，做不了怎么办，硬做吧”，王恺说。
日刻的产品形态最终确定直播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创业在即，王恺开始频繁接触平台方、从业者和投资人。2015年底，腾讯的一位内容购买者找到王恺，说腾讯要上马直播平台，希望和日刻合作。
那时的直播以秀场为主，“还是很低俗的内容”，王恺觉得直播早晚会有消费升级，值得一做。而且，做直播的话，腾讯的新闻客户端专门开直播栏目给日刻做推广，但做短视频就没有这种渠道红利。
可具体到怎么做内容，腾讯和日刻“都是糊涂的”。腾讯的负责人建议他，既然有这么多文化名人的资源，比如北岛、金星等，不如就请名人做直播。
王恺找了活字文化的几个知名作者，如周有光、叶嘉莹等，但活字的作者年龄偏大，不愿意做直播；具有社会公众人物属性的金星则不愿意第一个做。
随后王恺开启了“杀熟”模式，“逼”着私交甚笃的知名导演田沁鑫“上马”。可是王恺依然惴惴不安，内容应该怎样做依然毫无头绪。
在和腾讯讨论后，他也只得到了一个“很粗糙”的方案：“他们说，很简单呀，拿个手机和稳定器拍就行了”。
最后还是王恺和田沁鑫敲定的内容，带几个演员直播讲讲《北京法源寺》这部话剧有关的东西、法源寺的历史和场景。
等到拍摄那天，田沁鑫问王恺是否准备了主持人，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愿意上镜。无奈之下，王恺对她说“你自己主持吧”。
所幸效果不错，第一期观看量有十多万。王恺事后总结，田沁鑫和几个演员毕竟是演艺行业出身，而且由于她导过这个题材的话剧，愿意讲、也了解法源寺。顺便和演员对对话剧的台词，“也蛮有意思的”。
随后的直播，点播量有高有低，如《日刻考古：实地踏勘海昏侯墓园》点播量高达60、70万；茶文化类、还有一些艺术展的点播量却相对较低，而且这些点播量不高的直播还花费了很高的时间、资金成本。
“我迅速把它停掉，这事儿不能做（直播）”，王恺说，“至少我知道了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后来日刻也尝试着追一些社会热点和话题，策划了《“辱母杀人案”中暴露的真问题》、《改编30年，我们为什么都爱西游记》、《老龄化趋势下如何面对“尊严死”》等节目。节目以对大家的访谈、或大家间的对话形式展现，结果反响很好，平均播放量也稳定在了11万左右。
这是让王恺感慨颇深的一点：哪怕在内容泥沙俱下的新媒体发展初期，人们依然不排斥从直播上观看很深刻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他称之为“杂志化”的直播。
王恺认为，日刻无论是文化类还是社会类选题，话题的选择、策划方向和思想性都和杂志很像。
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就能实现让数十万人在线观看的效果，这坚定了王恺对于传播形式重要性的设想。
日刻所属的活字文化在与北岛、豆瓣的合作中，首次尝试了音频这一表现形式。今年，日刻会尝试做5到6个比较大的音频项目；他还在策划一个与“吃”相关的项目，目前已经有几家平台想要拿这个项目的版权了。
王恺觉得做饮食，写文章、甚至写书都不好玩，他想邀请一些“真正有意思”的人来讲一百道菜。比如《我的川菜生活》作者石光华，讲回锅肉，“猪来自哪里呀、肉怎么卷啊、我文革的时候怎么做、80年代怎么做……”形式可能是音频，也可能是视频脱口秀。
他认为自己的赛道不是直播，从来都是内容。他觉得随着VR、AR的兴起，直播可能马上就会被淘汰。在他眼里，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把一个内容玩出花来才是最根本的。
“不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呢？”他说。
内容好坏的评判体系瓦解了
这两年，互联网技术的创新让越来越多“真牛逼的人”靠内容本身迅速崛起，这让王恺感到亢奋：“这真的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每当提起互联网，王恺的声音都会不自觉地上扬，互联网在他眼中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互联网的出现造成了更全面的民主，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一次更大多数人战胜少数人的民主”。
不过他也看到了互联网的另一面。
他现在回忆起《三联生活周刊》和纸媒鼎盛的那些年，“朱伟把我们保护得太好了”。他说朱伟创造了一个“乌托邦”。
“他天天夸我们，你们的稿子写得是最棒的。他跟我们说，你们除了把稿子写好其他什么都不用管。”结果有一次年终聚会，他们几个人和朱伟在办公室喝酒，朱伟喝到“老泪纵横”，说今年三联终于没有被主管部门找麻烦。“哦，原来他的压力这么大”，王恺感慨。
但几年过去后，王恺重新审视了那个乌托邦时代。
今年3月底，王恺在腾讯为一群想从事直播创业的人做培训。他准备的自我介绍是“我以前在三联做过什么什么、我做了10年”等内容，他当时认为这只是流程化的介绍并没有多想。
结果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你以后不要再说自己是三联出来的了，我觉得它没有给你加分”。
“啊？已经这样了吗？”王恺说，当时他觉得很“尴尬”，但并没有“震惊”。他的朋友补充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你应该说你用户是多少、融资额多少。”
出来这一年，王恺见过了无数的人。比如那些投资人，有谈一次、谈两次就合作的，也有谈很多次最终也不行的，有投资人因为他曾经效力三联就愿意和他合作，也有人因为他是传统媒体人就不理他的。
“所谓真实就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砸到你面前，逼着你不停往前走。”王恺一直在试图“跳出来看自己和行业”，他说这是“被逼的”。
王恺觉得自己就像是话剧《赵氏孤儿》里的孤儿一样，里面有一句台词让他很受感触——“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孤儿了”。
“原来三联并不是一个光环，它只是一个符号、是过去，你不能拿它骗自己”，王恺说自己从来不觉得这对他是光环，但他依然有些许的感慨：三联这个曾经的乌托邦，破碎了。
王恺偶尔会想，一个诞生于知名媒体的写作者，即使这个体系里的所有人都夸他写得好，但当他离开平台的保护伞，并不见得会受到欢迎，别说叫座，甚至叫好都不太可能。
“你不觉得以前的记者，就像是中世纪懂得拉丁文的牧师吗？”王恺说，互联网打破了这个阶层赖以生存的信息垄断权。
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另一面：从前对内容好坏的评判体系瓦解了，当上个时代的写作者被一个个抛出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所生产的内容的好坏无所遁形。
“真正好的人还有其他好法，惨的人那是真惨，这是件很可怕的事”，王恺说。
虽然王恺自己其实也很难讲明白新媒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但他说自己找到了“调性”。
然而看不懂的事依然每天都在发生，比如他到现在也搞不明白的是：
有一次，一个投资人用一套公式算出来日刻的A轮估值是3500万。不仅如此，他还劝王恺现在不着急用钱可以先不要融，因为估值也许马上就能涨到几亿。
“我现在盈利还挺着急的呢，你是怎么算出我值这些钱的？”王恺不解地问。
日刻是一个纯粹的内容创业公司，其盈利模式就是拍一部视频，平台方给些版权费；和其他平台联合做些知识付费产品然后获取分成。
王恺提起这件事儿不忘调侃，“如果非要说内容产业有什么商业逻辑，大概就是钱都涌到这来了，砸也能砸个公式出来。”
彦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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