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死亡似乎发动了来势汹汹的进攻
16世纪，死亡似乎发动了来势汹汹的进攻。
蒙田曾借用塞内加的话，以说明“死亡无处不在”；霍尔拜因画中欢快的死神折断帆船的桅杆，把酒鬼灌进坟墓。死神快活的原因显而易见：战争使乡村饱受蹂躏，多少人死于疾病和伤患，瘟疫、梅毒和斑疹伤寒收获了大量生命。
这一切都让死亡显得异常的可怕，同时又平常的可怕。
更为严重的是，一种新出现的精神上的不确定感，似乎正在侵蚀传统上由教会提供的精神慰藉。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笔下的中世纪，是一个“驯服了死亡”的世代，死亡在其核心观念中，只是从现在一直绵延至永远的精神叙事的一个环节。
但宗教改革之后，这一叙事似乎被打断了，我们的救赎不再确定，死神巍然高踞，又恢复了他全部可怕的荣光。细看霍尔拜因的木版画，看着小男孩的手被炊烟遮盖、吞没，看到他被死亡从此生拉向未知，我们也能体味到这种折磨人的不确定感。
故此，在他的第一卷随笔中，蒙田把死亡视为我们所面对的最紧要的道德、宗教和哲学问题：“人世间一切智慧和思索的目的，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点：教给我们如何才能不畏惧死亡。”
他反反复复、欲罢不能地谈论死亡，这一话题甚至是他写作的动因：为了让“亲戚和朋友”能够记得他。哲学基本、核心的任务唯有一个，如他最早期写成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示：“探究哲理是为了学会面对死亡”。
死亡有多少种方式？
蒙田问。
谁能想到，布列塔尼的一位公爵，在引导教皇的坐骑穿过人群时，竟会被挤死？还有，法王亨利二世在一场游戏性质的比武中，被一截劈开的矛杆刺进眼睛身亡；路易六世的儿子被一头发狂的猪顶死；埃斯库罗斯的最终谢幕，是因为兀鹰把一只乌龟丢到了他那像石头一样的突脑壳上；有人被葡萄噎死，还有人不小心用梳子把自己刮伤，竟而殒命；而古罗马的奥菲迪乌斯（Aufidius）的死因，则是误撞在了门扇上。而蒙田的弟弟阿尔诺也死于一枚飞来的网球。
在死亡这个终极的敌人面前，什么头盔都保不了你，“死亡终究会把你的脑袋揪出来。”
所以，蒙田在三十九岁开始写作随笔时，已经觉得是天假岁月，有幸多活了。
“死于老年是非常稍有的，稀罕又特别，因而是极为反常的。”
仿佛是为这种消沉的人生态度最终做结，蒙田还认识到一个事实：太多时候，生育只是给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死亡。16世纪，新生儿的死亡率大约在一半左右，通常是由于一些普通的传染病。
蒙田婚后四年多，才出生的第一个女儿夭折了；接下来的十三年中，又相继有四个孩子死亡。《约伯传》14章1-2节写道：“妇女所生的人，寿命不长，却饱尝烦恼。他像花生出，瞬息凋谢；飞驰如影，从不停留。”
为死亡做好准备
和当时任何一个思路正常的人一样， 蒙田应对这种阴郁的悲观主义的办法，是发起反击，直面死神的挑战：“让我们学会绝不退缩，勇于战斗”。被他称为古人“首要和最具权威的哲学”的斯多葛哲学，为蒙田提供了安慰。
在最早写成的一些文章中，蒙田表现出类似斯多葛式的气概，不惧直面死亡：“人类终有一死，死亡是我们必然的目的地，如果畏惧死亡，每前进一部，都会让我们惶惶不安”；“主动出击，随时随地去找他（死亡）”。
人生的一切行动，都应指向这最终的谢幕：“在最后这一台戏里，不能有任何伪装，我们必须坦率直白，亮出自己的底色”，我们要为死亡做好准备。
在青春年少的时候，甚至在“有女士陪伴或嬉戏玩耍”这类最不可能的时刻，蒙田也会突然想到死亡。我们没法预先进行任何演练的死亡，是人生的首要大事。
“在第三或第二次内战期间，有一天我外出到离家约一英里的地方……我的一个身高力壮的仆人，骑了匹很壮的驮马，那马不听使唤，性子暴烈，仆人又爱逞能，一人一马突然全速朝我冲来，撞个正着。我跌出十步开外，腰带断了几截，脸上皮开肉绽，无知无觉，就像一根木头。”
这次濒死体验没让他感到不安， 一动不动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时，能够给他帮助，让他有所凭依的，依然是斯多葛主义的人生观。死亡近在眼前的时候，年近四十，自认为已经是侥幸多活的蒙田，如卢克莱修一般，做出结论，Nec nova vivendo procuditur ulla voluptas——苦苦求活毫无益处，并选择了放弃：
“我看到自己成了血人……我觉得我的生命只剩一口气了，就闭上了眼睛，感觉好像这样就能让这口气早点吐出来，我心中安宁，懒洋洋地静待生命离去。”
以上内容摘自《触摸生活:蒙田写作随笔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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