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编辑/日京川
《魔灯》是世界电影巨匠英格玛·伯格曼唯一的生平自述，写于作者拍摄完《芬妮与亚历山大》，宣布结束自己的电影生涯的五年之后。与他的影片同样，本书充满了生动的细节，透露出强烈的内省。
在这“仅有的一部投入了自己全部文学抱负”的作品中，作者坦陈自己的缺点、恐惧、愤怒，青春期时对于纳粹的迷恋，对于性的痴迷，以及导演工作所带来的别样愉悦。
《魔灯》这部反传统自传，在记忆中前后闪回，仿佛一幅视角宏伟而手法细腻的镶嵌画，拼贴出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乡间的年轻人成长为艺术大师的过程，使读者得以近距离一窥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心灵。
英格玛·伯格曼
学校期末考试一结束，我的初恋情人安娜·林德贝里就去了法国学习法语。几年以后她在那里结了婚，生了两个小孩，却都得了小儿麻痹症。她的丈夫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阵亡。我们失去了联系。我转而向学校的另一个 朋友献殷勤。
塞西莉娅·冯·戈特哈德长着一头红发，十分聪明，才思敏捷，看上 去比我成熟得多。追求她的人很多，可她偏偏选中了我，这是一件怪事。我是个无用的情人，不但舞跳得糟糕，还是个夸夸其谈者，老是无休止地谈论自己。我们随后订了婚，但又很快地彼此背叛。塞西莉娅甩了我，认为我绝不会有什么出息，周围的许多人，包括我父母以及我自己也都这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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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铁的桎梏中解脱以后，我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四处闯荡，直到六年之后成为赫尔辛堡市政剧院的院长。
后来有了学生戏剧演出团。为了面子，我去斯德哥尔摩的大学选修了一门课程，但学生戏剧活动占据了我所有不跟玛丽娅睡觉的时间。她当时在《塘鹅》中扮演“母亲”，在学生会中小有名气。
她身材矮胖，溜肩膀，胸部高耸，臀部很大，大腿肥腴。脸看起来很平，鼻子长而有形，宽宽的额头，深蓝色眼睛很有神。她的嘴唇薄薄的， 唇角总是通晓世故般地低垂着。她的头发稀疏，染得很红。她有相当高的语言天赋，出版过一本诗集，颇得阿图尔·伦德奎斯特的赏识。
晚上，他们常常在学生咖啡馆餐桌一角聚会，喝白兰地，不停地抽着名叫“金薄片”的美 国弗吉尼亚烟，烟盒是黄色的，带着红色的封签。
玛丽娅带给我各种经验。我原来精神萎靡，思想懒惰，感情脆弱。是她使我有了极大转变。她还满足了我的性饥渴，打开了禁锢我的牢笼，释放出了一个怒吼的狂人。
我们一起居住在斯德哥尔摩南区一栋狭窄的单间公寓里。屋里有一个 书架、两把椅子、一张带台灯的书桌、两张带寝具的床垫。
三餐是在一个橱柜上准备的，水槽既用来洗碗碟又用来洗衣服。我们只能分别坐在自己的床垫上工作。玛丽娅烟抽得很凶。我也抽烟进行回击，不久变成了一个烟鬼。
我晚上不回家睡觉的行为，马上就被父母发现了。经过一番调查，真相大白。他们要我自己解释是怎么回事，结果我和父亲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我警告他不要打我。但他动手揍了我，我也回敬了他一拳。
父亲踉跄几步， 最后坐在地板上呆住了。母亲哭哭啼啼，求我们不要丧失理智。我把她推到 一边，她大声地尖叫起来。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绝不再见他们。
当晚我带着一种解脱感离家出走，这次离家竟达数年之久。
哥哥自杀未遂，妹妹因顾全家庭声誉而去流产，我又离家出走。
父母处于一种疲惫不堪、永无止境的危机状态中。
他们履行义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企求上帝的宽恕，然而，他们的信仰、价值和传统都毫无作用，什么也帮不了他们。
我们的家庭剧就在牧师住宅明亮的舞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恐惧造就了它所恐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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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几次专业剧团的演出。舞台导演布丽塔·冯·霍恩女士和她 的“剧作家工作室”让我和职业演员一起工作。
我本来打算的是推迟参加文学史的考试，但戏剧演出的诱惑力太大了。我终于放弃学业， 与玛丽娅分了手，加入了约纳坦·埃斯比约松的剧团。
英格玛·伯格曼
首场演出是在瑞典南部的一个小镇。那天晚上我们招揽了半天，买票看戏的观众只有 17 个人。 地方报纸的剧评严厉批评了巡回剧团，第二天早上，剧团就解散了，每个人只能自己想办法回家。
我离开那里时，随身所有的东西是一个煮鸡蛋、半个面包和 6 克朗。
我的这次败退实在是屈辱，玛利娅当初曾劝我不要去，这下她可得意了， 也毫不掩饰自己有了新情人。我们三人挤在那个狭窄的公寓里住了几夜，直到我肿着一只眼睛，扭伤了一个大拇指，被赶了出来。玛丽娅厌倦了这个临 时家庭，而我的情敌又比我强壮得多。
就在这段时间，我受雇于歌剧院，实际上是当一名不拿薪水的排演助理。 芭蕾舞剧团有一个漂亮女孩给我提供方便，我可以暂时在她家里住几个星期。她母亲每天为我做饭洗衣，我的胃溃疡也不治而愈。
我找到一份在《地狱中的奥菲欧》剧中提词的工作，一晚上13克朗报酬。有了收入，我自己在小－扬森佩林街租了一间公寓，每天还能吃到一顿像样的饭菜。
我一口气写了 12 个剧本和一部歌剧，学生剧团的导演克拉斯·贺格兰读了所有的剧本，决定上演《潘趣之死》一剧。实际上这个剧本是根据斯特林堡的《潘趣的忏悔星期二》和《人人都是普通人》大胆抄袭而来，但当时我却不以为然。
这个戏的首演获得了成功，甚至获得《瑞典日报》的好评。最后一晚演出时，正逢新上任的瑞典电影公司总经理卡尔·安德斯·迪姆林和约尔玛·贝里曼的遗孀斯蒂娜·贝里曼在观众席中观摩。
斯蒂娜当时任瑞典电影公司剧本部主任。第二天她把我叫去，希望我到她的部门工作。于是，我和她签了一年的合同。
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写字台、椅子和电话等。
这里视野开阔，能看见国王大街 30 号周围的屋顶。一个月的薪水是500 克朗。
我现在受到尊重，而且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我每天坐在办公桌前编辑剧本、写对话、起草电影剧本。
我们“剧本奴隶”一共有五个人，在斯蒂娜·贝里曼严格而又充满母爱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当时有一位制片人叫古斯塔夫·莫兰德 ，他常常到我们的办公室来。他虽然看起来很友善，却也疏远不易接近。
有一次我向他提交了一个描写我学生时代生活的剧本。他看了评论说它应该被拍成电影。瑞典电影公司买了这个剧本，付给我 5000 克朗稿费， 那可是一大笔钱。我所钦佩的阿尔夫·舍贝里要担任导演。我趁机请求参与 电影的拍摄工作。
我以原作者身份要求做场记工作，没想到阿尔夫·舍贝里慨然允诺。其实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电影拍摄，也不知道场记是干些什么，我成了他们的包袱，十分讨人厌。
片场伯格曼
我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断干预导演工作。
我不时受到训斥，独自躲进一个小房间哭泣，但我并没有放弃。向一位大导演学习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其间，我和前些时候巡回演出结识的搭档埃尔塞·菲舍尔结了婚。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和舞蹈编导，被认为很有天赋。
她温柔、聪明又风趣。我们 住在阿布拉哈姆区一个两室的公寓里。就在婚礼前一个星期，我突然逃走了， 后来又跑回来。
1943 年圣诞夜的前一天，我们生了一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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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影片《苦恼》期间，我收到了聘用我担任赫尔辛堡市政剧院院长的邀约。这个位于瑞典西南部的城镇，拥有瑞典最古老的市立剧院之一。
这时它却面临关闭的危机，拨款将要转移到马尔默市新近修建的剧院。这使一些热爱家乡的当地人竭尽全力想挽救赫尔辛堡的剧院。他们联系了一些戏剧界人士，但那些人一了解场地及财务等情况，就都退缩了。
管理人员又求助于《斯德哥尔摩日报》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赫伯特·格雷韦纽斯。他回答说，如果想找一个既有才华，而且也具备一些行政管理技能的戏剧狂人（我已在市民中心儿童剧院工作了一年），那他们就得去找伯格曼。他们犹豫了一阵 子，最后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生平第一次买了一顶帽子，想给人以稳重的印象，而这正是我所欠缺的。
我前往赫尔辛堡上任时，眼前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剧院破烂不堪、十分肮脏。平均每周演出两次，而且统计数字表明，每场买票看戏的观众平均不超过 28 人。
我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剧院。
一上任，我就提出了几项要求。首先是剧院改组。其次是更新设备。 然后增加演出剧目，并且设立预约订票制度。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管理部门竟然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现在可以说是全瑞典最年轻的剧院院长了，可以选择我自己的演员和职员。我和他们签订了 8 个月的合同，在这一年剩下的日 子里，我们将设法合作，尽力而为。
我不是想借此怀念过去，但对我来说，这里就是人间的天堂。有一个巨大的舞台，尽管它四面透风，显得很肮脏，但装备完善，舞台地板微微朝着前脚灯倾斜，帷幕已在磨损处缝过补丁，但又涂上了红、白和金黄的颜色。更衣室很简单，显得狭窄，备有 4 个洗脸池。后台有两个厕所，供 18 人使用。
我们不断地排练和演出。第一年在 8 个月的时间内上演了 9 台戏，第二年 10 台。我们每台戏大概排演 3 个星期，然后就公演。
每台戏演出一般不超过 20 场，只有新年的歌舞剧例外，它一共上演了 35 场， 极为成功。从早上 9 点到夜里 11 点，我们几乎把全部的日常生活都献给了剧院。
大家都喜欢醉酒狂欢，但靠我们可怜的收入，这种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只能略表心意。我们不能去赫尔辛堡大饭店那雅致的餐厅，但餐厅管理人会在餐厅 后面为我们准备一桌大杂烩，还有啤酒和荷兰杜松子酒。
赊账期限虽然不能说是宽大无边，但也十分慷慨。星期六排演之后，在大广场的法尔曼法式点心咖啡店，我们还能喝到加了真正奶油的（注意是在战时）热巧克力配精致的蛋糕。
我们的辛劳获得了回报。 第一年共有 6 万观众来看戏，我们挣到了津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斯德哥尔摩的报刊开始评价我们的演出，我们的士气也日益高涨。
这年春天来得早，我们到阿里尔德做短途旅行，在山毛榉树林边坐下，欣赏着烂漫春光。大家聚在一起吃着食物，喝着劣质的红酒。我喝醉了，说了些难以理解的话，语焉不详地说什么我们这些剧院人是在上帝张开的手中，是被选定来经历痛苦和欢乐的。
我到赫尔辛堡工作没有带妻子和孩子。
春天，埃尔塞和我们的年幼女儿都被确诊染上了肺结核。我把埃尔塞送到阿尔沃斯塔附近的一家私人疗养院，我一个月的薪水刚好能支付她住院的费用，女儿莱娜最后则住进萨什卡儿童医院。
我只好继续为瑞典电影公司做剧本编辑工作，以便支付她们的住院费。
埃尔塞本要来做剧院的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她给我推荐了一位在和玛丽·维格曼工作的时代认识的朋友作为替代。她的名字叫埃伦·伦德斯特伦。她刚结婚不久，她的丈夫是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摄影师克里斯特·斯 特伦霍尔姆。她来赫尔辛堡，他则去了非洲。
埃伦是一个迷人的漂亮姑娘， 十分性感，才华横溢，具有创造性和异乎寻常的情感。
这个剧院确实是我们的家，但在其他方面我们仍然感到相当困惑，并渴望着有个伴侣。没有进行过多考虑，我和埃伦就发生了关系，她不久后有了身孕。
过圣诞节时，埃尔塞从疗养院回家来，我和她在斯德哥尔摩她的母亲家见面。 我告诉她发生的事，同时提出离婚的要求。我告诉她，我准备和埃伦在一起生活。
我发现埃尔塞的脸顿时变得僵硬痛苦。她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双颊带 着病态的红晕，充满孩子气的嘴唇紧闭着。
然而她冷静地说 ：“你要付我赡养费。你付得起吗，可怜的东西？”我冷酷地回答：“既然我能为你住的那家该死的私人疗养院一个月付 800 克朗医疗费，毫无疑问，我也能负担得起 你的赡养费，你不用担心。”
如今，我已不认识四十年前那个自我。
我的痛苦如此深重，抑制的机制却又十分有效，我只能艰难地描绘自己当时的模样。那些照片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展现一副根深蒂固的面具。
如果我觉得受到伤害，便会像一条受到惊吓的狗反咬一口。我不信任任何人，不爱任何人，也不思念任何人。
一种性冲动总是缠绕着我，迫使我常常产生不忠行为。我被欲望、恐惧、极端的痛苦和良心上的内疚折磨着。
我处于孤寂之中，暴躁易怒。我的紧张情绪在剧院工作时稍能缓解， 性高潮或醉酒的解脱却是短暂的。我知道自己具有说服力，能叫人做我想叫他们做的事，我有着几分外在魅力，能随心所欲地发挥。
我也明白自己生来就容易受惊、内心容易负疚。因为从童年起，我就十分清楚恐惧的工作原理。
简言之，我是一个拥有权力的人，但从没学过如何享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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