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春拍此部《春秋胡氏传纂疏》三十卷 （元）汪克宽撰，元至正八年（1348）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本。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卷前有汪泽民、虞集序，而后为凡例，凡例后是汪克宽自序，自序末镌“建安刘叔简栞于日新堂”长方形牌记。再审其版式行款、字体刀法、印纸墨色，一派元时闽刻风格，可信而无疑。
Lot 2197
（元）汪克宽撰
春秋胡氏传纂疏 三十卷 首 二卷
元至正八年（1348）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本
4函32册 纸本
RMB: 8,000,000-9,000,000
纂疏者行实与编纂缘起
汪克宽（1304-1372），字德辅，一字仲裕，元末明初祁门（今属安徽）人。宽生有异质，潜心经学。于《易》则有《程朱传义音考》，于《诗》则有《集传音义会通》，于《礼》则有《经礼补逸》，于《资治通鉴纲目》则有《凡例考异》。后以经学教授宣、歙之间，礼部尚书汪泽民亦遣其孙执经门下，所居山谷环绕，因号“环谷”，学者称“环谷先生”。宽六经皆有说，而《春秋》独盛。乃取圣人笔削之《春秋》，博考诸说之同异得失，以胡文定之《传》为主，而又究言众说，荟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凡三十卷。
题目中“胡氏”二字，即胡安国。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累官给事中。卒谥“文定”。学者称“武夷先生”。时金人占据中原，南宋偏安一隅，胡则乘进讲《春秋》之机，为《春秋》作传，借以表达强烈的复国愿望及大一统思想。故《春秋胡氏传》大盛其时，元、明两代立于学官，用以取士，甚至与《春秋》三传并列，称为《春秋》四传。汪克宽纂疏《春秋》便以胡《传》为主，而后参酌众说，断以己意，以成《春秋胡氏传纂疏》。
仲尼笔削《春秋》，微言大义，寓褒贬于其中。其后以为《春秋》传注而显名者要为三家：一曰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一曰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一曰穀梁赤的《春秋穀梁传》。汪泽民后至元四年序谓“《左氏》考事精，闇于大义；《公》、《穀》疏于考事，义则甚精；胡氏执三家之长，而断之以理。”汪泽民（1273-1355）字叔志，号堪老真逸，元宁国路宣城（今属安徽）人。仁宗延祐五年（1318）进士。从序中可知他与汪克宽乃同宗，因此他对此书的评价较为公允。
因知是书始撰于元统二年甲戌（1334），脱稿于至正元年辛巳（1341），前后长达七年。汪克宽自序写于至正六年丙戌（1346），又越二年，即至正八年戊子（1348），此书才得以付梓版行。
《春秋胡氏传纂疏》的付梓
汪克宽《环谷集》卷八有一篇《答刘叔简启》，《启》中对刘叔简欲刻其书提出希望：“愿安承教，用底成功，守约信于末棫，有如皦日；寄抄誊之善本，期以明年。”表明汪克宽与刘叔简订有刻书契约，并望双方信守其约。今《春秋胡氏传纂疏》汪氏自序后镌有“建安劉叔簡栞于日新堂”长方牌记，可证双方信守协议，最终完成了刻梓任务，使汪氏七年心血所撰《春秋胡氏传纂疏》得以广泛流传。不仅滋养了莘莘学子，也为明初胡广等奉敕所编《春秋集传大全》提供了蓝本。
此书有吴国英跋。清洪頤煊《读书丛录》卷二十四说“末有至正八年吴国英跋”。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著录了此书此本，并言该本“首列至元戊寅新安汪泽民、至正辛巳雍虞集、至正戊子紫阳吴国英三序”。至正戊子，即至正八年（1348）。清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二著录“《春秋胡氏传纂疏》三十卷，元本。”并言吴跋后落款为“至正八年岁在戊子正月人日，紫阳吴国英再拜书”。都证明吴国英之跋写于至正八年正月。因此，此书之版本著录为“元至正八年（1348）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本”，是正确的。
方彦寿在《文献》杂志1988年第二期刊发《建阳刘氏刻书考》（上）一文，文中说：“刘叔刚，名中正，字叔刚，贞房第十世孙。”刘叔刚乃是贞房第十世孙。若以三十年左右为一世计算，当从唐乾宁六年后推，当在南宋寕至理宗前后。这时刘叔刚可能正从事刻书出版业，著名的宋刻十行本《十三经注疏》，便出自他手。
刘叔简，名锦文，字叔简，与刘叔刚虽不是同代人，但也似应该属于贞房后裔，刻书出版愈加兴盛，如《诗传通释》、《诗义新法》、《重订四书辑释》、《韵府群玉》、《资治通鉴纲目》、《答策秘诀》等，就都出自刘叔简之手，此《春秋胡氏传纂疏》，仅其所刻之一。然值得珍视者，此乃汪氏《春秋胡氏传纂疏》之初刻本，刀法清晰，字迹精整，为元时坊刻上驷。且流传六百馀年，完整无损，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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