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期间，推行“青苗法”，即国家成立农村小额扶贫银行，向农民提供小额低息扶贫贷款。这样，政府可以通过放贷赚取每年20%的利息，农民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有低息的官钱可借，因而也可免于被放高利贷的富豪盘剥。
然而，青苗法的推行却让老百姓苦不堪言，因为青苗法是作为一项行政任务层层派发下来的，地方官府为了完成放贷（这意味着有利息收）的任务，则利用权力强行摊派贷款，即使没有贷款需要的富户也被迫借贷。官吏还擅自提高青苗钱的利率，从20%提高到40%。贷款放出去之后，到期之后，官府催缴本息，又刻不容缓，分文不能少，导致贫民不得不“伐桑为薪以易钱贷。旱灾之际，重罹此苦”。
由于官方的青苗法以失败收场，南宋的士绅群体意识到必须担起造福乡里之责，建立民间的自我救济体系，这样，乡人在遇到凶岁饥荒时也不必全然依赖于有司。他们创造出一种新的救济组织——社仓。
历史上第一个社仓，由南宋士绅魏掞之在绍兴二十年（1150年）创立于福建招贤里。稍后（1168年），魏掞之的好友朱熹也在福建的五夫里设立社仓。按照朱子的设计，社仓大体上是这么运作的：
由地方政府先垫付一定数额的大米作为贷本，“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社仓每年在青黄不接的五月份放贷，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借米的人户则在收成后的冬季纳还本息。等收到的息米达到本米的十倍之数时，社仓将贷本还给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户，此后只用息米维持借贷敛散，不再收息，只是每石米收取三升耗米，以弥补仓米的损耗。
在朱子的规划中，社仓由地方士绅组织并管理；人户是否参加结保也采取自愿原则，“如人户不愿请贷，亦不得妄有抑勒”。抑勒，就是强制、摊派的意思。不过人户“入保”有资格审查：“产钱六百文以上及自有营运，衣食不阙，不得请贷”，也就是说，有财力的人家不能申请社仓的救济。有的社仓还规定，“细民无田者不得预也”，将放贷对象限定在具备一定还贷能力之人的范围内，这是出于保障仓本安全的考虑。平心而论，社仓不是慈善机构，而是民间的互助性自组织，这么规定也是合理的。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从社仓的功能来看，它和王安石的青苗法差不多，都类似于今日一些社会贤达所办理的农村小额信贷。然而，朱子社仓的立意与操作，都跟青苗法大不相同。
王安石设青苗法，与其说是为“济民困”，不如说是为“富国用”，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要收取高达20%的年息；青苗法又由官府推行，用朱熹的话来说，“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官吏不仅品行不如士君子，且手握权柄，而权力是可以用来压榨民脂的，因此，官吏在执行过程中，不但将年息提高到40%，且强行摊派，将青苗法搞成了典型的“害民之法”。
朱熹的社仓，则显然具有NGO的性质，其运作保持独立于官方权力系统之外，地方官员只在放贷及还贷时应邀前往监督，对社仓的运作并不能干预。朱熹相信，只要“官司不得抑勒，则（社仓）亦不至搔扰”。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上奏朝廷，建议在全国推行社仓之法。宋孝宗采纳了朱熹之议，下诏推广社仓，四五十年下来，朱子社仓已“落落布天下”。然而，社仓在获得官府青睐的过程中，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越来越深，这一NGO组织也慢慢变质，最后居然成了“领以县官，主以案吏”的官办机构，并且跟青苗法一样暴露出“害民”的弊病。南宋末的理学家林希逸说，“曾未百年，此法（指朱子社仓）亦敝，非蠧于官吏，则蠧于豪家。”
值得指出的是，“蠧于官吏”的危害无疑更甚于“蠧于豪家”，因为官吏掌握着“豪家”所没有的国家权力。时人俞文豹描述了南宋晚期社仓“蠧于官吏”的情形：一方面官府强制征收仓米，另一方面又将仓米挪作他用，即使遇到荒年，也“未尝给散”，没有借贷给贫民。
于是有了朱熹“再传弟子”黄震对广德军社仓的改革。广德军社仓是一个官办社仓，刚设立时还有点朱子遗意，到黄震于咸淳四年（1268年）任广德军通判时，发现这里的“社仓一年富于一年”，而“乡民一年穷于一年”，地方官视社仓为敛财工具，小民则“以为社仓不除，皆当逃避他郡”。对此，黄震提出“请照本法（朱子社仓之法）一切归之民”的改革主张，即恢复社仓的NGO本色，委任地方士绅掌管仓米的借贷，官方只负责监督社仓“照官秤公平出贷”，而不准插手社仓的具体运作。
黄震的社仓改革方向当然是对的。宋代社仓原本就是由士绅发起于民间、并且在士绅主持下运作良好的社会自组织，又何必要官府插上一脚？朱熹的另一位再传弟子王柏说得好，“朱子社仓的放贷还贷，由地方的士绅耆老‘公共措置’，州县官不须干预抑勒。这项原则，应为社仓推行者‘所当共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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