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数万件遗书中，钤盖了各种类型、为数可观的印章（法藏敦煌遗书用印资料参校：Chen Tsu-lung：Liste Alphabétique des Impressions de Sceaux sur Certains Manusc-rits Retrouvés à Touen-Houang et dans les Régions Avoisinantes，ctp.5—14；Liste Supplémentaire des Impressions de Sceaux Officiels sous les Tang et les Cing Dinasties，ctp.257—263。俄藏敦煌遗书用印资料参校：Л.И.Чугуевский：Китай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из Дуньхуана，268—274），尤其是集中在归义军时期的敕牒、状文等官署文件——从其时间跨度上来讲，它们是研究中国古代印章风格史及印章制度发展史的一系列重要的参考资料，从与书法作品之关系上来讲，也是对无纪年作品的断代和辑考的一项有力的旁证，同时，不少印章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故而我们接下来将持续一段时间来连载。
关于“永兴郡印”
诸多敦煌印鉴中，前期典型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永兴郡印”，此乃南齐印，虽未见实物，只见于敦煌石室所出几件经卷如BD.14711《杂阿毗昙心论》末尾及背面所钤。
BD.14711《杂阿毗昙心论》钤之“永兴郡印”
考“永兴郡”，《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载：“宁州永兴郡，隆昌元年（494）置。”永兴由晋至唐皆称“县”，是时则称“郡”，“于此知官印加大而用朱文，殆始于南齐”（罗福颐《古玺印考略》卷上，中华书店，1987年，第91-92页。持同样观点还有：史树青《历代书画伪章留痕·序》，《收藏家》1994年第7期；刘江《中国印章艺术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第196页；叶其峰《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0页）。从494年到南齐502年灭亡，取消建制后也未见沿用。
永兴郡印
考《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瓜州条”：“汉酒泉郡，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敦煌郡，瓜州即酒泉、敦煌两郡之地。晋惠帝又分二郡置晋昌郡，周武帝改为永兴郡。隋开皇二年罢郡，置瓜州。”但是，史上有周武帝崇儒灭佛之事实，又将“永兴郡印”这一官方印鉴钤于佛经似乎有悖常理，这一期间的政府对佛教的压制是全方位的，故“永兴郡印”在这个特殊时期被用于佛经便显得有些不太说得通了——然而，建永兴郡大约在561年，而周武帝卒于578年，距离后来581年杨隋建国，中间有将近三年的时间，那么在此期间内是否有可能“永兴郡印”因政策的松动而被钤于佛经呢？与此同时，此“永兴郡”即在酒泉敦煌地域而彼“永兴郡”远在云南宁州，所以此印是否有可能实为北周印呢？但笔者多方查找而无其他更多明确的证据，故按下不表，暂且还是尊重学术界的主流论点即为南齐官印吧。
广纳府印
观阳县印
此印印文本诸小篆，一改秦汉以来用摹印篆作官印的惯例，线条变得圆润婉转、流畅生动，文字安排自然率真、轻松适意、不假雕琢，虽然它在当时并不普及，却实开隋唐官印系统之先声——后来隋之“广纳府印”“观阳县印”，唐之“静乐县之印”“蒲州之印”，宋之“新浦县新铸印”“仗库会同”等，都是这样一种格式。
静乐县之印
蒲州之印
新浦县新铸印
仗库会同
“永兴郡印”与敦煌石室所出《大般若波罗蜜经》等所钤之“报恩寺藏经印”和《法华经》等所钤之“瓜沙州大经印”比较，稳厚拙朴的意味不及但灵动轻巧过之，笔画流动，布局自然，饶有趣味，在印学史上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表作。
报恩寺藏经印
瓜沙州大经印
历来认为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印章的式微期的开始，尤其到了唐宋，故历代印论中颇多微词：“皆悖六义，毫无古法；印章至此，邪谬甚矣”“日流于伪谬，多屈曲盘旋”“诎曲盘回，面目全非”“屈曲填密，几于谬矣”……这主要指向两个层面：文字上的不规范和形式上的不必要——前者意味着在文字的运用中多有不符六书的情况，随意改变字形甚至臆造；后者则意味印面形式中不必要的盘曲缪绕而造成了一种刻板和僵化的视觉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印面尺寸的增加而造成大面积的空白，由此不得已而借“叠”之处理手法以填补多余空间；当然，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问题在于不能绝对化，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以上述诸印为代表，确实是其间的一个亮点，从艺术性的角度而言，明显超出了这个阶段印章的平均水准：篆法合理，线条流畅，印面形式自然、妥帖，并未有造作牵强之感，相比同期其他官印的刻板僵化而言，确有其可取之处。
S.1563《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的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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