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笔一枝谁与似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全国文化人很向往的地方。许许多多年轻的知识青年冲破重重封锁，克服种种困难，来到那个十分贫瘠而又非常丰富的“圣地”。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

毛主席说的就是那个时候青年人奔赴延安的历史。

丁玲就是那些来到延安的革命青年中的一个。1936年11月，丁玲从上海辗转来到陕北保安，换上戎装，旋即奔赴陇东前线，在战火中写下第一篇记述红军战斗的佳作《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文章传回中央所在地，毛主席很高兴，挥毫写下一首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的一枝笔，胜过三千持毛瑟枪的精兵，毛主席虽是用了诗人的夸张，但他对文化的重视由此也是可见的。

据毛主席年轻时的好友张昆弟日记记载，有一次他们一起游玩， 毛主席曾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

毛主席青年时代就树立了文化革命的雄心，希望用文化改造中国的积弊。即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一直把文化当成战胜敌人的武器。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把文化当成一条战线来看待，他说：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

1944年10月30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强调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纵观毛主席的一生，他都是在舞文弄墨的，从延安窑洞里的灯下疾书，到晚年书房里的汗牛充栋，他的一支笔，又何止三千毛瑟精兵，那就是千军万马了。

早在长征的时候，毛主席的马背褡裢里，始终装着文房四宝，很多人不理解，他却说：

“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

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说的的确不是一句玩笑话。

用文房四宝打下了天下，毛主席也用文房四宝武装人民。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全中国有5.5亿人口，识字的人只占了二成。有一个真实的故事，黑龙江宁安县一村长收到一封紧急密信，可村长不识字，村里识字的人也没几个，村长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这个村民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原来，这封追凶密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随即开展了堪称人间奇迹的扫盲运动，陈毅元帅曾这样评价：“扫盲是使6万万人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当时，各种形式的扫盲班在全国农村、工厂、部队、街道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亿万人实现了文化翻身，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

记得我小的时候，人们称呼姑娘叫作“识字班”，就是扫盲运动的产物，妇女们组成了学习文化的小组，在一起识字，学习文化，久而久之，“识字班”就成了姑娘的代名词了。我母亲没上过学，但也识得一些字，还能看一些简单的书报，就是受益于那些“地头学习小组”、“炕头学习小组”、“农民夜校”之类的扫盲组织。

新中国的扫盲运动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在集市上购买了一本《农村政治夜校课本》，是辛安公社革委与胶南师范学校于1971年12月编写的，通过编写“说明”得知，该书是根据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速成识字经验编写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不识字或初识字的工农群众尽快攻克“文化关”。这本小书收录了不少打油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意思：“收了工，吃罢饭，快到夜校把书念，鼓足干劲争上游，早日攻下文化关。坚持经常不松劲，风吹雨打不缺班。学好文化干革命，掌好政权和文权。”还有一首这样写道：“村村队队办夜校，人人甩掉文盲帽，能写文章能看报，天下大事都知道，全县人民齐称赞，政治夜校办得好，展望未来心里乐，继续革命志更高。”虽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但也从中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学文化的高度热情。

文化是血脉，文化是力量，文化是灵魂。一个人不能没有文化，一个集体不能没有文化，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文化。文化能够凝聚共识，能够形成合力，能够锻造打不烂的软实力。

中国的历史证明，当中国文化熠熠生辉的时候，中国力量就会所向披靡；当中国文化没落的时候，中国就会任人宰割。谁代表了先进的文化，谁就会走向世界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