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赶集，喜欢逛集市上的旧书摊，有一次便发现了一件宝贝：一本《农村政治夜校课本》。书破损得很厉害了，可因为觉得很新鲜，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这本小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旧物，大红的封面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色彩。
书是辛安公社革委（今青岛市黄岛区辛安街道办事处）与胶南师范学校于1971年12月联合编写的，从编写“说明”得知，该书是根据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速成识字经验编写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不识字或初识字的工农群众尽快攻克“文化关”。
书已经翻得有些烂了，可以想象得出当初这本书的主人是下了一番苦功的，有这样的学习态度和劲头，攻克“文化关”应该是不在话下的。这个课本里收了许多打油诗，读起来蛮有“诗韵”，其中一篇这样写：
“收了工，吃罢饭，快到夜校把书念，鼓足干劲争上游，早日攻下文化关。坚持经常不松劲，风吹雨打不缺班。学好文化干革命，掌好政权和文权。”
另一篇是这样的：“村村队队办夜校，人人甩掉文盲帽，能写文章能看报，天下大事都知道，全县人民齐称赞，政治夜校办得好，展望未来心里乐，继续革命志更高。”
谁说那个年代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枯燥单纯？从这两首诗里分明看到的是丰富多彩，一派积极向上的景象，那时的人把宝贵的时间没有浪费在打牌、打扑克、打麻将，而是用在了学习文化上，用在补旧社会给他们落下的课的。
透过这本小小的旧书，展现的是新中国一幅扫盲运动的历史画卷。
新中国建立之初，十个人里面有八个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为了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的局面，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国家还成立了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委员会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等。
其中比较大的扫盲运动有四次：第一次扫盲运动发生在1950年至1953年，全国共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第二次扫盲运动高潮发生在1955年至1957年，至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第三次扫盲运动发生在1958年；第四次发生在1960年至1964年。通过对国民的文化素质的全面调查，此时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在扫盲运动中，人民的高度热情和创造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编制了各种各样的速成识字法，组织了诸如“车间学校”、“识字班”、“地头学习小组”、“炕头学习小组”、“农民夜校”等众多学习型组织，形成了诸如工矿企业的“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农村的“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多种教学形式，那时还出现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有趣的学习口号和顺口溜，如“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 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 见字问字，见人问人”等。
记得小时候，村里上了年纪的人称呼年轻的姑娘唤作“shi zi ban”,我那时不明就里，以为原本就是那样称呼的，至于那是怎样的三个汉字，也从来没有根究的想法。后来才知道，那三个字其实应叫“识字班”，是新中国扫盲运动的产物，国家为了让老百姓识文断字，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学习文化，“识字班”是女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的一种组织，久而久之便成了姑娘的一个代名词了。
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具有明显的“大跃进”特色，如“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 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 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的社论，急是急了些，但那种急于摆脱文盲的焦灼心情也不是不可理解。
对于扫盲运动中产生的浮夸现象，毛主席也有察觉，1958年11月23日，他在武昌会议上就批评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毛主席的批评是对的，他的不相信也是符合实际的，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大难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整个毛主席时代，都在做着扫盲的工作。从我在集市上买的这本《农村政治夜校课本》看出，直到七十年代扫盲都在进行中。
陈毅曾经将新中国的扫盲运动称之为“让亿万人睁开眼睛的事业”，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她后来也能看小人书了，她就是在夜校里识的字。
新中国的扫盲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启智运动，它让那些曾被轻蔑地称为“睁眼瞎”、“白丁”、“泥腿子”、“穷鬼”、“黑手”、“下里巴人”的人头一次体味到了文化的温暖和光芒。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