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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参会代表名单,毛泽东发问:怎么没有徐海东同志?

1938年8月,徐海东由于半年多的昼夜苦战,积劳成疾,犯病吐血。党中央电令徐海东返延安治病。

说起徐海东的病,还得从红二十五军长征说起。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在庾家河与蒋军60师遭遇。

双方战斗力都不差——一个是红军百战精锐,一个是打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残部。

主官能力也不俗——蒋军师长陈沛毕业于黄埔一期,此次对付红军一开局就以优势兵力进行迂回包抄,恰好和号称“徐老虎”的徐海东战法一致。

因此,这次战斗注定异常惨烈,双方在大半天时间里,反复冲杀30多次,伤亡都不小。

蒋军60师师长陈沛

红军营以上干部除了吴焕先、戴季英和张绍东外,都挂了彩,红224团团长叶光宏在与敌人拼刺刀时,一条腿被当场砍断,仍坚持指挥战斗。

就在这次战斗中,徐海东头部和肺部被子弹击中,昏迷了三天三夜,虽然最终苏醒,但因为治疗条件有限,此后就落下了头部和肺部的病根。

长征到达陕北后,徐海东又长期在西北、华北指挥作战,寒气袭来,病情愈加恶化,最后不得不暂时离开了抗日前线,回到延安治病。

毛泽东到病房来看徐海东时,徐海东惭愧地说:“主席,我没有完成任务!”

“怎么才叫完成任务?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嘛!”毛泽东笑了。

前线打得如火如荼,只在后方养病的徐海东心急如焚,身体好一些后就屡次申请上前线。

一年后,新四军四支队主官空缺,经毛主席批准,徐海东跋涉千里,来到了淮南第四支队指挥部。

新四军四支队的指战员在徐海东的领导下,迅速成长壮大。徐海东常说:“枪炮底下出干部、见英雄!”

1939年12月18日,侦察员带来敌情:驻南京、明光、蚌埠一带的日伪军,共抽出两千多人,进到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打算“扫荡”我新四军。

徐海东立即提出要打个漂亮仗,为指战员们鼓鼓劲儿。

经过精心研究,徐海东拟定了作战方案:诱敌深入,把敌人的一路放进周家岗一线,在要道上打伏击。

确定部署之后,徐海东与往常一样,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出发了。警卫员担心:“司令员的病可别再加重呀!”

第二天夜晚,日伪军四百余人,分路出发,一心想和新四军决战,没想到却落入了徐海东布下的天罗地网。

战斗从21日打响,在二十四小时内经过两次激战,打垮了合击周家岗的敌人一个营。

这次战斗,我军只伤亡十一人,却毙伤俘敌一百六十多人。不仅活捉了一个日军分队长,而且当场击毙了一个叫毛高十穗的日本指挥官。

敌人见势不妙,仓惶逃窜,十分狼狈。徐海东率领新四军乘胜追击,粉碎了敌人向皖东的第一次大扫荡。

人民群众、干部战士眉开眼笑,奔走相告:“新四军四支队打了大胜仗!”“徐司令一到,四支队就翻了身!”“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但是,徐海东却很不满足:敌人跑得像兔子一样,太快,歼敌太少;八十发子弹打死一个敌人,太不合算了!

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徐海东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带病坚持工作。

1940年1月28日,四支队营以上干部大会就要召开了。晚上,徐海东拖着病体坐在木炭火盆边,和指挥部的同志交换意见。

他坐在那里、望着火红的木炭,陷入了沉思。他不时伸出双手去烤烤。他不用笔、不用纸,全凭个人的记忆,在头脑里写下会上讲话的提纲。

第二天一早,警卫员送来早饭时,徐海东看着饭菜,一点食欲也没有。他只喝了几口稀粥,就放下了碗筷。

警卫员瞅在眼里,疼在心头,他低声说:“首长,你的病又犯了,今天别去开会了!”

徐海东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在加重,不过他相信自己能挺得住,硬撑着对警卫员说:“别瞎说,哪来的那么多病?!走,会议就要开始了!”

会场设在一所学校的大教室里,全体营职以上的干部都到齐了,屋里屋外全是人!

大家紧盯着指挥部的首长们,以一种肃穆的气氛,迎接副总指挥兼司令员徐海东作总结报告。

徐海东以他一贯洪亮的声音,讲了周家岗战斗的经过,经验及其教训。

徐海东越讲声音越高,越讲越兴奋。突然,他觉得有一股东西从口里翻滚出来,但他尽力压制着,仍旧亮着嗓门说:

“这只是头一次战斗,我们要继续打下去。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不停顿地向东、向东、我们……”

突然一口鲜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他昏倒在桌子旁边,一连睡几天,从此一直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动。

1940年春,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李品仙、韩德勤集中主力攻击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指挥部。

李品仙

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同志一起,率主力声东击西,与敌人周旋。

为了徐海东的安全,组织上决定派一个连近百人保卫他。他躺在担架上带领这支小连队,在相对安全的津浦铁路以西地区转战,夜晚行动,白天休息。

徐海东每天咳血不止,没有药物治疗,听说咸菜水能止血,就让妻子周东屏找点来喝;

又听说卤水能止血,他又让人找点来用,结果都不起作用。

徐海东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支撑着。

一天夜晚,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分两路过来,企图夹击我们!”部队顿时有些慌乱。

徐海东马上把警卫连长和侦察员叫来,他边听情况,边看地图,不时用手指着地图说:“从这边山梁下面插过去,向西转移!”

“那正是敌人兵力最强的地方呀!”警卫连长忙说。

“哪里最危险,往往那里最安全!”徐海东果断地说,“我们这支小队伍,是完全可以钻过去的!”

“万一被敌人发现,我们就惨了。”警卫连长争辩说。

“为什么你只想万一,不想一万呢?那边一座大山,就是我们的一万人的援军啊!”

黑夜,借着微弱的星光,徐海东坐在担架上,指挥这个连,从敌人两路合围的缝隙里,悄悄地进了一座大山。

这位善于游击战的“山大王”,多次从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圈里安然无恙地跳进跳出。诡计多端的日伪军明知徐海东就在附近,却对他无可奈何!

秋去冬来,大雪纷纷扬扬,地上的积雪已过半尺,雪还是不停地飘落着。

徐海东被安置在一个远离前方的山区村庄,他的担架上有直通指挥部的电话,文件、电报天天都送给他,他也能经常听到前方指挥员的声音。

但他知道的大都是大喜事,小而槽糕的信息就不传给他了,領导要给他创造一个愉快、安静的养病环境。

某日,前方已有三天没送战报来,电话线也断了。电话员在雪地里跑来奔去,找不到线头。两次派出去的交通员,有去无回。

夜里,徐海东把妻子周东屏叫到担架前,对她说:“电话不通,文件也看不到,快派人去!”

“不要急呀!明天雪停了,就派人去!”

“不行!”

“看你脾气!明天一定去就是了!”

“不行!”徐海东大声吵嚷,“今晚上,你给我亲自到前方去!”

周东屏看着茫茫雪夜,叫她一个女同志怎么走?她犹豫地说:“派出去的人,恐怕快回来了!'

“你是共产党员吗?”徐海东严厉地责问。

“是呀!”

“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关心党的事情!”徐海东嚷起来,“今晚,一定要把电话线接通!要和前方联络上!你去传达我的命令,完不成任务,开除你的党籍!”

周东屏了解徐海东的性格。他关心党的事业,关心作战部队,关心连队战士,这一切胜过关心他自己妻子、孩子,更胜过关心他自己。

徐海东病中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工作!”

周东屏不想让自己的丈夫,在承担病魔折磨的同时,再遭受精神和心理上的侵扰。

她二话没说,立即穿上大衣,带着两个通讯员,踏着半尺深的积雪,消失在茫茫的雪夜里。

天亮时,电话通了,文件战报也取来了。徐海东心平气和地微笑着向周东屏道歉:“不要生气啦!谢谢啦,我的好同志!”

“谁生气啦!也不要你谢我!”周东屏故意说,“人家敢丢了党籍呀!”

“那是气话嘛!”

徐海东,这位往日驰骋于疆场的虎将,现在却不能脱离担架,不能带兵打仗,还要别人照顾着、陪着。

他心急如焚,烦躁不安,常常敲着担架床的边沿叫喊:“医生,你有本事快把我的病治好,没有本事,给我滚!”

“周东屏,你也到前方去!”

“秘书!你不要再天天念文件,上前线去!”

炊事员送点好吃的,他嚷嚷是“浪费”;管理员找人从城里买点桔子,他不吃,嫌贵;不好的消息,瞒着他,一旦被他发现,就大发脾气……

1941年1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干部和徐海东谈心,不时流出眼泪,徐海东说:“大丈夫只许流血,不准流泪,你有什么伤心事?!比我这更伤心的,我都没掉过半个眼泪渣!”

在徐海东追问下,那个干部把上级领导严令禁止让徐海东知道的“皖南事变”告诉了他:

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九千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伏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同志牺牲。

徐海东一听,如雷轰顶,一马鞭子抽断身旁的一颗小树,大叫一声:“抬我回部队,为死难烈士报仇去,死,我也要死在前线……”

一句话没说完,徐海东大口鲜血喷涌而出,当即昏迷过去。

徐海东的病情加剧了。

1941年5月,党中央从延安发来一份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电报全文二百多字,全篇多是安慰之语。电报的最后八个字是:“安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手拿电文,热泪盈眶。毛主席日理万机,在百忙之中还关心我这个病号,真愧对党中央,愧对毛主席啊!

徐海东把最后那八个字写在日历牌上,放到枕头边。他多么盼望早日恢复健康,好为党工作……

刘少奇和新四军所有领导都很关心徐海东的病情。

他们派最好的医生守在他的身边,并多次嘱咐医护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恢复健康,他想吃什么,就一定要想办法给他买到,选派得力干部随同他。

1943年11月,谭震林同志选派一名团级干部程启文(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歌唱家程志),到徐海东身边去工作。

临行前,谭震林再三叮嘱说:“要竭尽全力,保护好海东同志!”

程启文少将

身患痔疮不能行动的陈毅军长说:“你的任务很重要,很重要啊!海东同志是我党、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他,我们大家也盼望他早日康复。”

“抗日战争更需要他!你照顾好他,就是为党做了一件大事!他重病在身,为党工作心切,脾气急,一定要多体谅他。告诉他,我不能去看他,要他静下心,好好养病!”

“我一定完成任务!”程启文心领神会地说。

程启文要告辞了。陈毅同志又把他叫了回来,最后叮嘱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海东丢了,只要警卫连有一个人,包括你在内,就必须有海东同志存在!”

“记住!一定记住!有什么困难,随时向我们提岀,要兵派兵,要钱送钱,你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海东同志休息好,养好病!”

“另外,你自己要加紧学习,还要给海东同志读书,读报……”

程启文是鄂豫皖的老红军战士。对徐海东很了解,但没想到他病得如此严重:

日夜卧床,每天只能有二三个小时可以坐起,连被子也不能贴身盖,用一根铁丝做的支架,把几床棉被严严实实地捂在支架上。

徐海东见程启文来了,乐不合嘴。他问了前线的战况,少奇同志的身体,陈毅的病情,部队的状况,等等。

他微笑着说:“你来了,我们一块谈谈打仗的事,我心里轻松多了!”

按照陈毅军长的意见,程启文首先整顿了警卫连;徐海东每天的日程活动都由他亲自安排;派人到南京去给徐海东买药。

听说徐海东想要看《红楼梦》,他也当成大事,认真去办

在程启文的照顾下,徐海东病情一天天好转,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每天听文件、报纸,精神好了,再听读几页书,继续和无情的病魔斗争着。

凡是熟悉徐海东的人都说:“真可惜,他病倒了,很难熬到抗战胜利呀!”然而,他顽强的生命力,奇迹般地战胜了死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华中战场,徐海东在病床上、担架上抱病度过了八年抗战的后五个春秋。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老病号”徐海东就准备着跟国民党打仗。

他在病床上,每天都向来人宣传他的看法:战争会打起来。多数人信他的话,也有人认为他是个“经验主义者”。

直到党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准备自卫反击战的紧急通知,许多人暗暗敬佩,“老病号”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这时,徐海东病情虽有好转,但是仍不能骑马。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飞机到处狂轰滥炸,难得一个安全地方。

徐海东和警卫人员合影

徐海东从华北到苏北,从苏北转向陇海路北,又转到山东诸城和胶东一带。

许多老战友都了解,对“老病号”最大的安慰是战争胜利的消息。

每打了胜仗,陈毅、粟裕、谭震林、许世友等同志就派人把情况详细告诉他。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刚结束,许世友带着些罐头、饼干等战利品,来到徐海东住的村庄,一进屋就大声说:“我送药来喽!”

徐海东看到许世友高高兴兴地来了,以为真的搞来了什么秘方,笑着问:“许司令,到底是什么药?”

“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彻底完蛋了!”许世友把帽子扔在徐海东床上,露岀了光头,笑着说,“你说是不是一副好药!”

徐海东听到这个喜讯,别提多高兴啦!他脸上的酒窝又深深显露出来,连声说:“陈老总和粟裕指挥得好!你们指挥得好呀!”

两个老战友,面对面坐着。一个绘声绘色地讲前线作战的情景;一个听得入神,还不时提出对方答不岀来的问题。

临出门时,许世友说:“徐大哥,你随我们一块转移,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也会保护你的!”

话语不多、字字千金。它既表达了老战友生死与共的真切感情,又说明形势严重和战斗到底的决心。

徐海东握着老战友的手说:“我一定好好养病,要亲眼看着蒋介石下台。万一你们转出外线,给我一个连,我也要在沂蒙山区打游击!”

山东是蒋介石两个重点进攻的地区之一。中央为了徐海东的安全,命令徐海东和部分家属撤往东北大连。1947年9月,徐海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威海卫海港。

在大连,徐海东一家住在文化街七十五号。

这座幽静的住宅,近邻老虎滩海滨。风景优美,空气新鲜,中央为徐海东选了这个很好的疗养场所。

徐海东几年没领兵打仗,仍是敌人情报机关追踪的目标。为了保密,从威海卫港上船后,徐海东化名为余立仁。

但是,敌人还是很快知道了他的行踪。刚到大连第三天,大连市公安局的一个同志来说,美国电台今天的广播说:“中共重要军事领导人徐海东到了大连,企图不明!”

徐海东又惊又怒地说:“我这老病号,什么企图不明!我的企图很明白,就是养病!”接着他问道,“从山东撤下来的其他干部家属都安置好了吗?”

“虽说困难些,但都安置了!”大连市委的同志说,“你别担心了,都由我们办!”

徐海东对身边站着的秘书说:“你去把组织上拨给我的养病款,送过去,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属!”

大连市委的同志再三推辞不接,秘书知道徐海东的脾气,向来说一不二,别人不听,他就会生气,可能会加重病情。

在秘书的解释下,大连市委的同志把组织给徐海东养病的钱拿去补助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家属了。

在大连,一位留美的肺科病专家和苏联红军的一位上校军医,经过化验、透视等详细检査和会诊,断定:

严重的肺结核并带有多种并发症,肺部的绝大部分失去功能,没有完全治愈的可能。

在化验室里,当周东屏得知这个消息后,痛哭一场。

“以前主要吃些什么药?”苏联军医问周东屏。

“主要是靠吃一些中草药,维持着。”她泣不成声地说,“每天还要工作、读书、看文件……”

“这简直是个奇迹!”苏联军医惊奇地说,“我不能理解他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

两位医生在周东屏的要求下,答应不把真实病情告知徐海东。

徐海东自从病倒以来,从不认为自己的病有多么严重,总是满怀希望和信心,像在战场上蔑视敌人一样蔑视病魔。

他始终相信自己会好的,九次负伤没有死,病也决不会夺去他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权利。

医生一进门,他就乐呵呵地问:“我要养多久,才能上战场?”

两位肺科病专家互相望了望,只好说:“你的精神会使你恢复健康!”

“你是老布尔什维克,又是名军人,军人是最了解军人心理的,我还想参加战斗!”徐海东说。

上校军医面对这位解放军的名将,强做微笑、连连点头:“是的!你会的!”

可事与愿违,三年国内解放战争于1949年基本结束。徐海东空有一腔热血,却难赴重任。

徐海东两肺功能严重损害,医生拿听诊器就能听到极为明显的锣音。

可是,徐海东对自己的希望从没破灭过,只要病情略有好转,就写信向党中央报告。

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同志关怀他,也希望他能重新工作。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了大连:

海东同志:

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日

徐海东把党中央的关怀记在心里,把毛泽东的信放在枕边,作为鼓励和鞭策自己的精神食粮。

他每天坚持起床,加紧锻练身体,争取早日恢复健康,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徐海东永远铭记毛泽东的一句话:“没看过《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的人,不算个中国人!”

他在学习马列著作和阅读文件、报刊之余,也常常反复读这些书。

《红楼梦》其中的人物和徐海东这个一生征战的武人性格、爱好毫无共同之处,但他还是把它读了两遍,他要做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1951年5月30日。阳光灿烂,春潮乍起。湛蓝的辽东海湾,泛起汹涌的春潮,海水一次次向海边的沙滩扑来,不时泛起白白的浪花。

被妻子周东屏搀扶着的徐海东,站在门口,已经多时,他的心也随着海水一起澎湃。想到周恩来总理要来大连亲自探望他,他的心情就无比激动。

一辆吉普车在徐海东面前停下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敏捷地下了车,大步向站在门外、等了很久的徐海东夫妇走来。

徐海东也三步并做两步,迎了上去,两双久别重逢、凝结着深厚友谊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徐海东激动而有些歉意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你完成了任务,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周总理诚恳地说,“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都想念你!”

徐海东说:“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是战争结束了!”

周总理说:“胜利了,条件好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程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呀!”

当周恩来发现徐海东卧室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服装时区对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补丁加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大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海东坚持穿。他说,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周东屏解释着,“不过,小时候苦日子过惯了。没客人的时候,穿好衣服也是浪费!”

周恩来眼睛模糊了,心情有些激动。他心想:这是为中国革命立过汗马功劳的将军,革命胜利了,怎么能让他过这种寒酸的生活,当即批条,给徐海东增加养病款、衣食款。

徐海东久居大连达九年,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来探望。

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总理去大连,又到了文化街七十五号。

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周恩来一向钟爱这位窑工岀身的红军高级将领,欣赏他的军事才能,喜欢他的坦率性格,热爱他的光明磊落和赤胆忠心。

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是对徐海东的功勋、才能的准确评定。

周恩来第三次来到大连徐海东住处时,发现徐海东还住在那所低矮简陋、潮湿的旧房子里。周恩来当即批条、拨款,把徐海东的卧室加高。

徐海东听说需要很多钱,坚持说:“我感谢总理关怀,房子不修也能住!”

“你是个病人,需要更多的新鲜空气!”周恩来关心地说。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徐海东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从报纸和文件中了解战况。远离战场,他不能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那样,找前线指挥员谈话。

于是,他就经常找当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老战友郭述申谈谈,和他共同说说战局,讲讲如何做好战备。

1956年9月,徐海东的病情有所好转,经中央决定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

观音寺一号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房子虽不新,但古朴典雅;四周的房子红檐绿瓦,院子中间大方砖铺地,很是气派。

这是清朝末期给一位德高望重进士建造的,徐海东搬进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不久,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

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在问到岀席会议的同志时,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使这位老将军感到深深的慰藉,似乎久缠于身的病痛也好了许多。

1960年春节,徐海东在广州疗养,正好和毛泽东住隔壁,相距只有几十米。

毛泽东夜晚有工作,乘车外岀,每次都要司机把汽车从上坡滑到下坡,然后再发动机器。他还特地嘱咐司机:“海东同志住在隔壁,他是个病人,要让他休息好!”

徐海东在参加八大期间,见到了许多老战友,老同志。

看到他们个个精神焕发,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各自的岗位上朝气蓬勃地工作。他渴望着也能走上工作岗位,实在不甘心“只当官、不做事”。

他的心扉,一直是朝着整个国家,向着全世界。他手上总是提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国际新闻,国内新闻,解放军专题节目,学习讲座,他都认真收听。

对家里人来说,他既是热心的历史讲解员,又是受尊重的“时事评论员”。

医生阻止他看书、看文件,只允许他听读,可徐海东偏做不到,只要身体状况稍稍好一些,就自己看文件,看报,有时还看些文艺书籍。

他说:“吃饭不能找人代替,学习一样不能让人代替。听读三遍,不如自己看上一遍。”

徐海东期望着能工作。身体略好些,每天能起床三四个小时,在别人搀扶下能走岀卧室了,他就主动承担了中央军委委托他主持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

他向编写战史的执笔人一再嘱咐:写历史,要写党、写毛泽东思想,写人民群众,不要把我个人写成英雄。没有党,我仍旧会是个穷窑工!

他的头脑,简真是一台电子计算机,多年的重病,丝毫没有损伤它的敏捷和记忆,令人惊叹!

三十多年前的大小战斗经过,敌人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指挥官的姓名、外号、习惯,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军的作战经过、行军路线,爬过的山头,驻过的村庄,以及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在他的口中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由别人执笔,他口授,先后写出《保卫红色土地》、《会师陕北》、《奠基礼》等革命回忆录;

又凭他细心的回忆,绘制出十多幅战例地图。这些,都为现在研究历史、研究红二十五军战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徐海东做出了超负荷的贡献。

许多老战友对他惊人的记忆力,钦佩不已,纷纷称他为“活资料”、“活地图”,有前称他为“天才的记忆”。

他自己却幽默地说:“不是我记忆好!而是那些事和人太动人了,我想忘都忘不了!”

在病中,徐海东生怕自己落后太远,只要身体能支持,就学习,就尽可能争取参加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

只要有可能,他就坐着手推车参观一些地方,看看工农业生产,主动和工农群众接触交谈。

他听到、看到生产上的好形势,就舒畅、高兴。碰到相反的情况,他就睡不好觉,吃不下饭。

1969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审阅九大代表名单时,提出疑问:“名单里怎么没有徐海东同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立即主持紧急会议。他用低沉的语气宣布:

“毛泽东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岀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建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讲完,大多数人同意,也有人提出疑问。周恩来解释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

会场沉静了片刻,发出一个个回声:“同意!同意!”

4月1日中午,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来到了徐海东病床前,向他传达了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道:“你能岀席今天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去,可向中央请假!”

绝望中的徐海东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4月1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内庄严肃穆。

周恩来见徐海东来到主席台,紧走几步迎上前去,与徐海东握手问候,并亲手扶起徐海东,将他安排在座位上,然后,又转身对大会一位服务人员说了一句:

“小推车一定要放到海东同志身边!”

许多老同志听说“老病号”也来了,对他格外关注,都向他投来亲切问候的目光,用手势跟他打招呼。

这时,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款步走入主席台。会场立即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毛泽东就坐后,习惯地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侧身问道:“海东同志来了吗?”

“到了,到了!”徐海东又一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忙答了句。不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竟然站了起来。

投票时,徐海东向附近的王震招招手。王震走了过来,徐海东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

王震深情地向徐海东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

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向徐海东和王震点头。三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徐海东在“九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69年10月21日早,徐海东换上新衣服,刮了刮脸,准备和几位老同志告个别,离开北京前往郑州。门外传来一阵声::“”老伙计,我又来看你啦,你走了怎么不跟我打招呼。”

一看,原来是王震听说徐海东要离京,赶紧来送老战友一程。

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一见面什么也没说,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这次分手,恐怕再难见面了。徐大哥,我是不会忘记你的!请你多保重……”王震泣不成声。

两位老将军,紧紧握着手,都不言声了。这无声的场面,比千言万语更让人动心。

周东屏,这位红军老战士,从不当着徐海东和老战友的面落泪,此时,也忍不住不停地擦着眼泪。

1969年10月21日晚。徐海东被送上了一列南下的普通客车。躺在车上的徐海东困难地偏过头来,最后望了一眼被沉重的夜色笼罩的首都北京。

1970年3月25日,“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徐海东,因病在郑州干休所去世,时年70岁。

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徐海东等八位老一辈革命家主持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

徐海东,一代名将,永垂中国革命史册的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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