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25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山厅主持了一场庆功晚宴。
这次庆功晚宴，不是为别的，正是为了人民大会堂的如期完工而开的，席间周总理频频举杯，向参与建设人民大会堂的功臣敬酒，当走到与自己同桌的张镈时，周恩来一边给他敬酒，一边拉着他对他说：
“我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很满意，给你们打五分。”
尽管只是简短的一句话，但是在张镈听来，他的内心却无比激动，周总理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对他说，更是对所有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的人说的。
张镈晚年在《回到故乡——建筑师张镈回忆录》，曾谈到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与建设时，老人曾深有感触的说：
“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总理，归功于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今天我们提到张镈，很多人都会是一头雾水，但是在设计建筑这一行业中，张镈可以说是举世闻名。
张镈一生的设计成就，大多数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包括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北京饭店等等我们能叫得出名字的建筑，都有张镈的心血在其中，张镈一生主导了两百余项建筑工程，造诣之深，世界罕有。
然而很多人其实想不到，就在新中国成立后，张镈决定回国那一刹那，他是放弃了怎样的优厚待遇。
张镈是世家出身，父亲张鸣歧曾任清末两广总督。
图|年轻时的张镈
说起来张鸣歧在过去为官生涯，从政之路，几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抗战时期还曾投靠过日伪，尽管张鸣歧一生确实难以让人直视，但他的几个子女却都学有所成，在各个领域均有不菲的成就。
张镈的大哥张锐就是著名的市政专家，应该说张镈后来之所以走上建筑设计行业，也多亏了大哥对他的指点。
张锐是家里兄弟姐妹中，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后来还取得了哈佛大学市政专业硕士学位，他告诉张镈：
“在西方，建筑师和律师、医师一样，是自食其力，不依附于人的自由职业。”
不仅如此，张锐还给自己弟弟举了一个例子，与张家有着旧交的梁思成，本身就是一个建筑大师。
1930年，张镈高中毕业，投考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当时东北大学的建筑系在全国也很闻名，建筑系教师中，有梁思成、陈植等教授，为张镈后来从事建筑行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图|在东北大学期间，张镈（中）与同学
大学毕业后，张镈赴当时中国最有名望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基泰建筑事务所的天津事务所参观，遇到了一位对他终身影响颇大的老师——杨廷宝。
以至于张镈在回忆这位先师时，还曾如此感慨地说：
“杨师对我的影响，主要是设计实践方面，正与梁师（指梁思成）相辅相成。”
张镈毕业以后，考进了基泰建筑事务所的天津事务所，从学习开始，到四十年代后，张镈已经成为基泰在北京、天津设计业务的全权负责人。
张镈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做得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承揽并主持测绘了故宫中轴线上的古建筑。
一次，中国现代建筑学会创始人朱启钤偶遇张镈，两人谈到了在战争环境下，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担忧，朱启钤对张镈说：
“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都难逃500年一轮回的大劫之在，而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结构也逃不过兵火只在，因此对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做现场精确实测，留下真迹图卷，。否则，在日伪统治的沦陷时期，难免遭日寇蹂躏或反攻兵燹（xian）之灾，你能否以基泰的名义，与有关方面签订承揽测绘故宫中轴线上古建筑的合同。”
图|张镈与日伪当局签署的合同签名页
张镈内心深受触动，他认为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欣然前往。
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一次爱国举动，但在当年，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承受了许多骂名。
原因在于当时北平正值日伪统治时期，要完成这项工程，就只能与日伪当局签署合同，因此很多人都担心，事后承受骂名。
于是张镈在与伪建设总署都市计划局签署协议时，用了化名“张叔农”。
即便是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张镈依然完成了这一壮举。
整个绘制过程期间，他还嘱咐参加的学生以及工作人员，对任何一个部件都要小心翼翼，做到清楚无误的绘制。
历时四年心血，张镈绘制成704幅精细的图纸。
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傅斯年曾对这一批图纸有过高度评价：
“除忠实的历史记录外，这套图纸还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新中国建立之前，张镈在香港定居过一段时间，当时作为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基泰给他开出了相当优厚的待遇，不仅仅为他租赁着豪华的寓所，张镈的月薪在当时高达10两黄金，这是一笔在常人看来最难以想象的财富。
图|张镈婚礼照（中为张镈夫妇）
但是张镈内心却并不是那么舒服。
中华民族饱受苦难，国土如今仍为英国所占据，对于张镈而言，这份难受可想而知。
就在这时，国内传来好消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
有两件事促成了张镈尽快归国。
第一件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后，中国也派出了志愿军入朝参战。
在张镈看来，以美国的强大，中国派兵入朝无异于“以卵击石”，可最终的结果是，志愿军在战场上实实在在的击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第二件事，张镈注意到，新中国的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大会，用中文驳斥以美国为首的霸权行径。
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不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
图张镈夫妇（左二、右二）与家人合影
这一切的变化，促使张镈做出一个决定，放弃全部的优厚待遇，启程回国。
时隔多年以后，张镈回忆起那时的“冲动”，仍忍不住感慨：
“那时我一门心思回来，而且怕生变故，所以优厚的待遇，私人的积蓄，都顾不得了，在向基泰的老板声明辞职的当夜就踏上了回归路。如今追溯起来，我做到了祖国至上，专业至上，可说是今生无憾了。”
1951年3月26日，张镈回到北京，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第二书记刘仁的热情接待，并被安排在永茂建筑公司任总工程师。永茂建筑公司改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后，张镈是建筑设计院八大总工之一。
张镈在当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建筑设计师。
在不长的时间里，张镈完成了天桥剧场、新侨饭店、友谊医院、友谊宾馆以及亚洲学生疗养院等众多建筑的设计。其中特别是友谊宾馆，是张镈的代表作，不仅使得他享誉海内外，还得到了他的老师梁思成的赞赏：
“这个设计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1956年，张镈接受了设计民族文化宫的任务，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央鉴于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决定兴建十大建筑，包括民族文化宫、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个建筑，要求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国庆之前完成。
事实上早在张镈回到北京之前，就已经展开了对天安门广场的设计规划，然而因为设计的同事要一并考虑广场上的建筑，因此所有旧的方案都因有或多或少的问题而被搁置下来。
图|1956年，张镈（前左三）等人与苏联专家在一起讨论天安门广场规划
1958年9月，根据中央的指示，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
考虑到整体工程的复杂性，设计人员在到北京以后，被分别分作几个组，进入到设计中，并通过反复评比，连夜审查，筛选最佳方案。
其中参与天安门规划和万人大会堂方案设计的是包含北京建筑设计院、北京规划局、同济、南开等几个单位。
对于张镈而言，更为艰难的工作还在后面。
天安门广场的设计方案基本确定下来以后，留给万人大会堂的设计空间便已经很小了。
在一开始的设计规划中，对万人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规定，不得超出7万平方米，对于设计人员来说，如果将所有的7万平方米全部设计成大会议厅，平均每人也只有7平方米，只能算是一般剧场的水平，要知道当时首都剧场平均每座已经达到了13平米，万人大会堂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开会的场所，在设计上要体现国家威严，至少也应该比这个数据要高。
更为关键的是，万人大会堂不同于剧场，因为是开会的场所，所以必须要有桌子和放文件的设施。
时任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彭真曾带着助手张苏、连贯、武新宇到北京建筑设计院，对方案提出具体要求：
“全国人大正式代表应该在3300人到3500人之间，因人大死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每项决议必须要全体会议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他们全要坐在头层池座中，代表席应有桌子或放文件的设施，这是大会议厅的基本要求。”
图|周总理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张苏、连贯等还同时提出，要求将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纳入大会堂建筑，因为人大常委会是常设机构，还要设计常委们开会的大、中、小会议室，还要有涉及到民族、华侨、宗教、财经、法制等七八个专门委员会办公的场所，除了办公用房外，还必须要有图书馆、印刷厂、食堂等设施，面积不能太小。
与此同时，周总理也提出，要有一个5000座的大宴会厅，若干个中型的宴会厅，按照每座 1.4平方米计算，大宴会厅至少要在7000平方米以上。
因此万人大会堂整体建筑中，就包含了大会议厅、宴会厅、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三个部分。
一开始参与设计时，张镈就明显感觉到了艰难，因为要充分考虑各个办公用所，所以只能尽量压榨空间，用于宴会厅部分为2.35万平方米，礼堂部分2.8万平方米，办公楼兼小组会场1.95万平方米。
方案报上去以后，受到了周总理的认可，然而外交部礼宾司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大礼堂狭窄不尽如人意，宴会厅贵宾入席没有回旋的余地，没有休息场所，必须马上登堂入室，对号入座，类似大灶食堂，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
张镈一听这个意见，顿时叫苦不迭。
事实上，所有的设计人员在一开始就感觉，万人大会堂整体规划面积较小，希望能增大，但这一要求此前一直没有被批准过。
在外交部礼宾司提出不同意见后，张镈等设计师在第四轮设计稿中，搞出了一个10万平方米的设计方案，为此还踌躇犹豫良久。
结果方案报上去以后，理所当然地没有被通过。
时任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兼设计院院长的冯佩之看后，更是不同意将这个方案送审。
不过幸运的是，在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被7万平方米的规定束缚住手脚。
图|1958年，周恩来总理（右一）听取张镈（右二）汇报人民大会堂设计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八大总工之一的赵冬日，一再申明必须突破面积的限制，还与沈其在第七轮研讨时，搞出了一个远超规划面积的15.8万平方米的方案。
在各方不同意见上报到周总理办公室后，周总理最终拍板定夺：
“大并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但同时要贯彻党提出的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要大而有当。”
有了周总理一锤定音，张镈在主持人民大会堂设计上也不再被面积束缚手脚，最终确立的设计方案是，万人大会堂整体占地面积17.18万平方米，远远超过一开始规划的7万平方米。
尽管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但张镈领导的设计师团队，还是在短短五十天左右的时间，就提供了精确的图纸。
为了赶在国庆十周年庆典之前完工，万人大会堂整体是采取“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的方式，因此张镈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到修建过程中方方面面的细节，确保当中不出现任何差错。
据曾参与万人大会堂建设的常沙娜回忆称：
“当时我负责为天花板设计装饰纹样，由于自幼熟谙敦煌艺术，从中得到灵感，设计了莲花形状的装饰图，然而这个方案一下子就被总建筑师张镈给否决了。”
张镈对她说：
“你这个通风口没有解决，照明没有解决，没法用。”
为此，张镈在现场指挥，要求将通风口与照明都融入装饰之中。
图|人民大会堂施工现场
然而常沙娜在随后提交的第二个版本设计方案，仍然没有获得通过。
“目前照明还不够，要接着扩大。”
常沙娜第三次设计时，在设计图案莲花的外围又加上了一圈小灯，这一方案使得大会堂天花板上既不失明亮，又不缺乏深色装饰，这一方案后来还获得了周总理的认可。
尽管张镈是作为人民大会堂总建筑师，但时隔多年后张镈却坦言：
“人民大会堂的总设计师头衔，应该归功于周恩来。”
周总理对于人民大会堂的建设问题十分关注，几次视察施工，并不断地提出一些小的修改意见。
图|人民大会堂
在大会堂东西南北四个正门台阶、坡道设计处理过程中，周总理不仅看图纸，还亲自实地认真考察过，并定下了一个设计标准，坡度缓、分两段设计，这样在登行过程中，既不至于使人疲劳，在中体还可以稍事休息。而且周总理还考虑到，主席团成员中有不少老年代表，他们中有些人上下进出需要轮椅，因而提出在西大门的南北两侧庭院内，铺设可以直达入口的车道。
张镈在对万人大会议厅的设计做了几次修稿后，仍然感觉总体上宽、深、高的比例问题比较突出。为此周总理特别将张镈叫到了自己办公室，听取他当面汇报。
在谈到宽、深、高的比例问题时，周总理略一思考，随即缓缓说道：
“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很遥远，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句，是对水连天，天连水的环境的描写，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和漫天星斗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图|张镈
周总理一边说，一边还打手势，时不时地还拿着铅笔做勾画：
“扁圆形的会议大厅，后边的圆角大，前面浅弧线夹角小，都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缘，上边的顶棚可以做成大穹窿形，象征着天体的空间，顶棚与墙身交界处如果做成大圆角形，就可能把顶棚的大弧线与墙身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缘、没有角，就可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可能会冲淡一般深、宽、搞集合而产生的硬、庞大的感觉。”
周总理的一席话，使得张镈有种醍醐灌的感觉。
即便是时隔多年，张镈依然对周总理的话有着很深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人民大会堂是作为建国十周年庆典的十大建筑，但在建设期间，周总理却并没有要求，所有工程都要一次性完工。
“要留有余地，不必力求一次把文章做绝，部分工程，如部分小会议厅，人大常委办公楼部分设施，拖后些也无妨，整体建筑一年建成，五年修好就行了。”
周总理的一席话，为广大参与设计建筑的工作人员减轻了很多压力。
1997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师何玉如与张镈（左一）、赵冬日（右一）在人民大会堂
张镈晚年回顾过往，在谈到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时，总是会想到周总理：
“在大会堂的建设中，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周恩来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很专业的建筑设计师，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建造，如果没有周恩来的神来构想，拍板定案，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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