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25日，在中南海的游泳池畅游了一圈后休息时，毛主席顺手拿起一边的信件看了起来。
信是外交部的王海容送来的，说是人民来信。
信写得很长，毛主席读了之后，神情越来越严肃，到了后来竟然控制不住，泪水潸然而下。
之后，毛主席找来汪东兴，让他取出自己的300元稿费，随回信一起寄给写信的人。
几天之后，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也得知了此事，他们根据信件的内容调查之后，一向温和的周总理难得地发了火，叶帅更是气的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两位领导者人这么气愤呢？
给毛主席写下那封信的人，是一位知青的父亲，他叫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的一位小学老师。
“知青”政策是我国特殊时期，为了促进农村发展而发起的一场号召。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的工农业生产虽然得到了极快的恢复，但是农业经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粮食还是比较短缺，这无疑也会制约工业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党和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开荒，希望通过扩大耕地面积的手段，提高粮食总产量。
新开辟的耕地需要更多的人去耕种，这样一来，农村人口就有点吃紧了。
与之相比的是，城镇中有限的工作岗位，也满足不了知识青年的就业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提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想法，支持城镇青年去农村和边疆做建设。
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就有计划地组织和动员城镇知青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出有关动员知青下乡的决定，文件一出，立即掀起了城镇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当时农村实行的是集体制，社员靠劳动挣工分，再用工分领取劳动报酬，以维持正常的生活。
考虑到这一点，国家对于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知青，也有特别补贴，每月给他们发放定量的粮票和生活补助。
李庆霖的二儿子李良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响应号召，在1969年初中毕业之后，就去了莆田县下属的荻卢公社参加劳动。
刚去荻卢公社的时候，李良模每月享有37斤口粮和8块钱的补助，除了劳动的辛苦之外，生活还能得到保障。
然而好景不长，在农村参与劳动之后，有些知青觉悟高，提出了要和农民“同工同酬”的要求，想要自食其力。
1970年，知青的口粮和补助被取消，李良模也只能靠着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挣一点生活费。
李良模所在的公社，原本生产荔枝、龙眼等水果，后来为了生产，山上的果树被砍伐一空，农民也少了经济来源，只能靠着种植水稻维生。
经验丰富的老农都生活困难，更别提李良模他们这些半大的学生娃了，再加上没了补助，李良模在农村的生活越发艰难。
为了维持生活，李良模只能趁探亲的时候，从家里拿一些生活必需品，平时因为身上没钱，他也顾不上搭理自己，只求能填饱肚子就行。
所以回家时，看到稚嫩的儿子穿着破烂的衣裳，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父亲李庆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而且当时粮食都是配给制，需要凭粮票才能买到粮食，儿子下乡之后，身份不在家里，就没有办法领取相应的粮票。
为了儿子的生存，李庆霖只能想办法，给儿子买一些“高价粮”送过去，这对李庆霖来说，无疑是一笔额外的高额支出，也加重了他的负担。
他也曾经亲自去儿子插队的公社，了解了情况之后，也向当地的有关部门放映过，不过都没有效果。
为了解决问题，他又先后找了当地的知青办和民事组，希望他们能解决问题，但都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
李庆霖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多次反映没有结果之后，他苦思冥想之下萌生了一个想法：向毛主席写信说明情况。
自从产生了向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问题的想法后，李庆霖就开始着手构思该写些什么内容。
1972年12月20日，学校已经放假，趁着这个时间，李庆霖在家里关起门来，花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气写下了2000字的信。
信写好了之后，他又反复修改，删掉里面一些自己没有把握的内容，以诉说自己孩子的情况为主，只稍微添上了一些其他干部的作风问题。
信中，他先表示了对“知青”政策的拥护，接着就提起了因为国家停发对知青的口粮和生活费之后，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在公社分来的口粮不够吃，只能通过“黑市”买粮补充。
而且除了口粮不够的情况之外，孩子参加劳动时，不能像村民一样获得公社的分红，这就导致他身上没有一分钱，根本没办法应付日常开销，连生病了都没钱看医生。
除此之外，住宿也是一个大问题，知青下乡之后，只能借住老乡家里，老乡原本房屋就不宽敞，家里添了人口之后，他的孩子就立即面临无房可住的情况。
李庆霖说，他对于知青政策是非常拥护的，但是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下乡之后，不用为吃穿、看病、住房和学习这些问题发愁，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知情政策落到实处，体现政策的作用。
在信的后半部分，李庆霖提到，某些干部的子女，完全把上山下乡当做“走过场”。
他们表面上看响应政策去了农村参加劳动，可是没过多久，城里的亲人就会以“国家需要”为由，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孩子调回城里安排工作。
信的最后，李庆霖再次肯定了上山下乡政策，让城镇的孩子去农村经历风雨，有助于他们成长。
但是孩子涉世不深，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希望国家给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让孩子能自食其力。
为了确保毛主席能收到他的这封信，他把信寄给在外交部任职的王海容女士。
之所以选择寄给王海容，是因为他看毛主席接见外宾的报道里，王海容都经常在场，便认为王海容能接触到毛主席。
为了让王海容帮他把信送到毛主席手里，他还给王海容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里碰到了“天大的困难”，请她一定要帮自己把信转给毛主席。
王海容也不负他所托，1973年4月25日，这封厚厚的信就到了毛主席手上。
毛主席拿到信后，边看边想，看到动情的地方，忍不住潸然泪下。
看完信后，毛主席当天就给李庆霖写了一封简洁的回信，表示中央会统一处理这个问题。
毛主席还特别交代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让他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钱，让他随回信一起寄给李庆霖，贴补一下他的家用。
就在毛主席给李庆霖写回信的第四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
会上，周总理宣读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写给他的回信，并在会上要求：要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情，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会后，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由国务院向全国派出了12个调查组，专门调查全国各地的知青问题。
工作组赶赴各地之后，很快就查出多起有关知青被迫害、殴打乃至被奸污的案件。
其中最恶劣的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下属的团长黄砚田、参谋李耀东二人合谋迫害女知青的事情。
当案件被汇报到周总理面前时，一向温和的他罕见地发了火，他当即指示，让公安部派人过去，不要畏缩不要手软，要大胆地管一下。
出身行伍的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把这个案件当做典型处理“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机关加强对知青工作的检查和指导。
紧接着国务院又针对知青问题，召开了专项会议，会期47天，从6月一直开到了8月，有关知青的许多问题都拿到了会议上作讨论。
知青会议根据调查组得到各地知青的实际情况，总结除了一份详实的会议报告，并根据实际问题，起草了两个解决目前知青问题的草案。
会议报告和草案经过政治局讨论定稿，再经过毛主席的批阅之后，又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各地，由各地自行落实。
有了文件的知道，各地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各项措施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这些措施，立即让知青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根据周总理和叶帅的意见，中央对于那些迫害知青的罪犯也毫不姑息，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得到了应有的制裁。
李庆霖写信的初衷，是为自己的儿子争取一些应有的待遇，谁知却得到了党和中央对于知青问题的高度重视。
他的举动，不仅改善了当时800多万知青的待遇，也然之后的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得到了保障，所以从那之后，他也有了一个“知青家长”的外号。
对于这些后来的事情，寄出信的李庆霖完全不能预知，他在期望和忐忑两种情绪的交织下等了四个月，才等到了一些回音。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一位叫赖玉章的记者找到李庆霖，询问他写信给毛主席的前后经过。
记者能来，说明信应该送到了毛主席那里，但是毛主席看信之后具体是什么庆幸，赖玉章却没有告诉他。
送走了记者之后，李庆霖在不安中煎熬了几天之后，终于盼来了毛主席的回信。
送信的邮递员递给他一封信，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字样，他心里一动，急忙拆开信，毛主席写给他的几句话就跃入眼前：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情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虽然信是根据主席的信件内容打印出来的，但是会看着落款上主席的名字，李庆霖瞬间热泪盈眶。
收到主席寄来的汇款后，李庆霖舍不得花，立即把钱存入银行，到后来只是取一点利息出来花。
此后，因为毛主席的回信，李庆霖成了当地的名人，他小学教师的职位也一再得到升迁，后来莆田县的大小会议上，也会经常看到李庆霖的身影。
虽然他写信的初衷是好的，也因此惠及广大知青群体，但是李庆霖却在这种氛围中逐渐丧失了自我，犯了政治错误。
1977年，风光一时的李庆霖被正式逮捕，不久就被莆田中院判刑收押，在福建的一处劳改农场服刑。
一些知青听说了他被判刑的事情后，特意从上海、北京赶来探望他，1994年李庆霖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后，还有许多老知青给他寄钱寄物，关心他的晚年生活。
1998年，一位老知青作家还专门去采访李庆霖，回去后以李庆霖为主人公，写出来一篇报告文学，还有人根据他的事迹写了一本书。
这些文学作品，再次将李庆霖这位“知青家长”的真实面貌完整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2004年，李庆霖因病去世，考虑到他的家庭情况，他家所在区的区长亲自为他联系了莆田福山陵园的开发者陈老板。
陈老板也是知青出身，听说了他的事情后，不仅爽快地在陵园给李庆霖安排了墓地，还将李庆霖父母、妻子的骨灰一并安葬在陵园。
陈老板告诉大家，就算没有区长来找，他知道这件事也会身处援手：不管怎么说，李庆霖都为全国的知青做了一件大好事。
李庆霖的一封信，之所以能引起中央对于知青待遇的重视和改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重视人民呼声，把人民的感受放在心上，所以才能从这封来自福建小学老师的信中发现问题，继而解决问题。
李庆霖因为这封信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虽然他在后面的日子里曾经有过迷失，但他的那封信对于广大知青来说，确实不亚于一场甘霖，所以后来知青对他的善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黄志雄.“知青家长”李庆霖的浮沉岁月[J].福建党史月刊,2018,(第4期).
2.当年李庆霖为何上书毛主席?[J].红岩春秋,2014,(第1期).
3.翁树杰.李庆霖“告御状”前后[J].党史博览,2001,(第10期).
4.孙成民.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经济社会背景考略[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第1期).
5.黄禹康.向毛泽东“告御状”的197小学教师[J].文史博览,2007(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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